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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2006～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从全国和分东、中、西部地区两个视角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邻省份財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具有政策模型效应；从整体来看，财政分权并没有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但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和人口密度对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公众需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服务供给；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在不断高速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全社会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却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效率不高。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由于具有信息、成本优势，由地方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更有效率，因此通过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但是在中国，与财政分权相伴的是政治上的集权，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方法、“用脚投票”机制的失灵等制度安排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不受公众的约束，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傅勇，2008；李齐云&刘晓勇，2010；郑磊，2008）。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央及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财政分权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除了财政分权，相关经济及制度因素是否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在分析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的同时，加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对全国及东、中、西分区域考察财政分权和相关经济变量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文章用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与就业3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之和来度量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为避免人口基数的影响，用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来表示地方的实际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 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从某种程度表明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大小。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越高。本文采用龚峰（2010）的测量方法，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表示支出分权，计算公式为
其中，EXP表示人均预算内外支出之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表示第i个地区，c表示中央，t表示年份。
（2）经济发展水平（pgdp）。本文以人均GDP表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
（3）政府规模（size）。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具有双重关系。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之和与其GDP的比值来度量地方政府规模。
（4）转移支付（tran）。转移支付是中央补给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与效率均等化的有效手段。本文采用净转移支付表示。
（5）人口密度（dens）。人口密度（人/每平方公里）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同样具有不确定关系，因此人口密度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有待检验。
（二）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Anselin&Bera（1998）指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时不能忽视空间相关性，否则将产生“伪回归”问题。故本文选用常用的空间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1）空间滞后回归模型
Y=ρWY+Xβε（2）
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自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相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回归模型
y=Xβ+ε且ε=λWε+μ（3）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文中数据为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参数的比较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最大，AIC值和SC值均较小，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财政分权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且财政分权前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会反而会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说明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常以经济指标为考核对象，所以地方政府以追求高速增长的GDP为发展对象，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人口密度等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与基本公共服务呈正向变动关系，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能够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同时印证了随着人口密度越大，基本公共服务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可以降低供给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由于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存在自身发展差异，因此本文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空间回归分析。由表2可以得到，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呈正向变动关系，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前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在目前的激励机制下，当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平时，会优先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挤占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资金，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时，地方政府才会让出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由于东部地区聚集了国内大部分优秀的企业，这也使得东部地区增加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留住优秀人才，从而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更为优越的环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对公共服务供给呈正向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该系数为负，说明在经济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较高的人口密度将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分区域两个视角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相邻地域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效应，财政分权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作用。2.从全国来看，财政分权并没有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但分区域开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抑制作用。3.从全国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财政转移支付、人口密度都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正向作用，但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却抑制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愿意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缺乏投资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1. 健全各级政府间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只有财政收入和支出相匹配并且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才能保障地方政府提供优质且均等的公共服务；2. 合理改善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如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及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对地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地方政府将会更有压力和动力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3. 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程序。公共服务作为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政策目的之一，我国应适当提高转移支付力度，以便从全国水平上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参考文献：
[1]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
[2]鄭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8（01）.
[3]李齐云，刘晓勇.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区卫生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10（05）.
[4]龚峰，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试度[J].统计研究，2010（10）.
[5]Anselin L， Bera A K.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J]. Statistics Textbooks and Monographs， 1998（155）.
*基金项目：2016年广西财经学院校级课题项目（2016B032）。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服务供给；空间计量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在不断高速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全社会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高速增长，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却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效率不高。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由于具有信息、成本优势，由地方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更有效率，因此通过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但是在中国，与财政分权相伴的是政治上的集权，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方法、“用脚投票”机制的失灵等制度安排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偏好不受公众的约束，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傅勇，2008；李齐云&刘晓勇，2010；郑磊，2008）。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央及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财政分权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除了财政分权，相关经济及制度因素是否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在分析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的同时，加入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对全国及东、中、西分区域考察财政分权和相关经济变量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文章用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与就业3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之和来度量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为避免人口基数的影响，用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来表示地方的实际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 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从某种程度表明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大小。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越高。本文采用龚峰（2010）的测量方法，用地方财政支出占比表示支出分权，计算公式为
其中，EXP表示人均预算内外支出之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i表示第i个地区，c表示中央，t表示年份。
（2）经济发展水平（pgdp）。本文以人均GDP表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越发达，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
（3）政府规模（size）。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具有双重关系。本文用地方财政支出之和与其GDP的比值来度量地方政府规模。
（4）转移支付（tran）。转移支付是中央补给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质量与效率均等化的有效手段。本文采用净转移支付表示。
（5）人口密度（dens）。人口密度（人/每平方公里）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同样具有不确定关系，因此人口密度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有待检验。
（二）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来源
Anselin&Bera（1998）指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时不能忽视空间相关性，否则将产生“伪回归”问题。故本文选用常用的空间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1）空间滞后回归模型
Y=ρWY+Xβε（2）
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自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相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回归模型
y=Xβ+ε且ε=λWε+μ（3）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文中数据为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参数的比较可知，空间误差模型的最大，AIC值和SC值均较小，因此本文主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财政分权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且财政分权前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会反而会降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说明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常以经济指标为考核对象，所以地方政府以追求高速增长的GDP为发展对象，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人口密度等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与基本公共服务呈正向变动关系，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能够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同时印证了随着人口密度越大，基本公共服务越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可以降低供给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由于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存在自身发展差异，因此本文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空间回归分析。由表2可以得到，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呈正向变动关系，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前系数为负，说明我国在目前的激励机制下，当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平时，会优先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挤占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资金，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时，地方政府才会让出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由于东部地区聚集了国内大部分优秀的企业，这也使得东部地区增加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以留住优秀人才，从而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更为优越的环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对公共服务供给呈正向关系，但在中、西部地区该系数为负，说明在经济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较高的人口密度将会导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下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0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从全国和东、中、西部分区域两个视角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相邻地域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效应，财政分权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较强的空间溢出作用。2.从全国来看，财政分权并没有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但分区域开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抑制作用。3.从全国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财政转移支付、人口密度都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正向作用，但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却抑制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愿意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缺乏投资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1. 健全各级政府间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只有财政收入和支出相匹配并且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才能保障地方政府提供优质且均等的公共服务；2. 合理改善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如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及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能对地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地方政府将会更有压力和动力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3. 规范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程序。公共服务作为中央转移支付的主要政策目的之一，我国应适当提高转移支付力度，以便从全国水平上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参考文献：
[1]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
[2]鄭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科学，2008（01）.
[3]李齐云，刘晓勇.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区卫生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10（05）.
[4]龚峰，雷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数量测试度[J].统计研究，2010（10）.
[5]Anselin L， Bera A K. Spatial dependence in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J]. Statistics Textbooks and Monographs， 1998（155）.
*基金项目：2016年广西财经学院校级课题项目（2016B032）。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