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最后一天，刚刚结束半年剧组生活的陈坤，仍然在密集的行程中奔走。即將到来的八月，按原计划，他会成为一名普通行者，在野外度过八天七夜，与潮湿的雾气、随风波动的野草和褶皱的树皮相伴，行走、露营、思考.......这是陈坤每年远离城市，在自然中获取内在力量的方式，无论工作多忙，他从未缺席。
　　深夜，陈坤收到项目总监熊猫发来的消息，因疫情反复，项目面临着不可控的风险。23点51分，“行走的力量”媒体群里收到紧急通知：为避免给疫情防控带来压力，项目组决定取消本次活动。
　　此时，主办团队已经提前到达内蒙古搭设帐篷，布置营地。活动精心准备了半年，从方案策划、路线考察、面试招募到联系媒体和赞助，20名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报名者中挑选出的“行者”，和项目组成员、媒体工作人员一起，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等待出发。
　　一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学生被考古专业录取，她把这次行走当作一次考古实践的预热;一位40岁的修复师想要借此思考，人生的下半程如何与自己和解;一位艺术媒体工作者是第130个报名的人，肺癌手术成功后，他想跟过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告个别;来自江西南昌的行者几个月前经历了人生第四次裸辞，做过管理咨询、国际基金会、互联网大厂几份工作后，她被今年行走的主题吸引了——“放轻松”。
　　2011年，陈坤发起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倡导通过在自然中“止语”行走，内观自我，汲取能量。在参与者眼中，“行走的力量”像一个短暂的乌托邦，他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出发，期待能为生活找到新的答案。

　　10年来，100多人的团队爬过贡嘎雪山，走过川藏线，征服过地表温度达70°C的沙漠，最高翻过海拔5210多米的垭口，最多一天步行45公里。他们还在深夜的敦煌偶遇过导弹发射，在青藏高原的阿尼玛卿山一天内经历春夏秋冬。很多行者在回归城市后很怀念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手机信号，脱离固有的社会关系，长夜漫漫，躺在营地的帐篷里，听雨滴落下来，远处是马铃声。无所依之地，有了无所扰的心安。
　　抵达远方的计划被打破，行走第11年止步于开始。有人悲伤遗憾，有人继续完成积压的工作。短暂地相聚、互相安慰后，行者们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上继续跋涉。

　　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在不确定的时代，如何与变化共处？如何与自身情绪共处？如何调适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8月1日傍晚，我在拍摄现场见到了陈坤，对话从行走的取消开始，谈到了他的思考和答案。以下是陈坤的自述：

坦然接受之后反倒会有安全感

　　收到消息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好突然。疫情反复，内蒙古当地防控压力很大，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当地添麻烦。行者和媒体都是从各个城市来的，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让大家承担风险。
　　这两年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刚开始有点慌，要去的旅行、要做的工作突然暂停，很多剧组也停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复工。感觉自己被吊在半空，上也上不去，落也落不下来。
　　但静下心来思考，其实变化是生活的常态。一班飞机的乘客因为同行人被查出来（阳性），全都被隔离了。恋爱的两个人，说不定过段时间就会突然分开。有时拍戏过程中突然得知一件事情，过去会慌张两天才能平静下来，现在可能是10分钟，慢慢经历得多了，知道慌张解决不了问题，调整好心态才能理性处理。

　　“行走的力量”办了10年，一直在提及关注心理问题。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大家都会有脆弱、埋怨、不幸福......年老的人烦恼衰老、疾病和死亡，中年人是彷徨，年轻人想我的方向在哪里，核心就是一个词：不安全感。
　　物质会帮助大家阶段性地得到很多快乐和满足，包括安全感，但对于心理的压力、郁闷，物质不一定能解决。
　　怎么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全感？这是我们发起人要跟行者们一起探讨的问题。通过止语、行走课程、交流分享这些方式，我们一起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我怀着对所有人的尊重，陪伴在他们身边。有问题来问我，我会真诚地凭主观经验分享我的观点。但我坚定地认为，老师、同行者都是一部分外在力量，最终还要靠自己内在的认知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关注这个项目的人分别是不同年龄和职业。参与者们的初衷也不一样，每年挑选的20位朋友是我们参与者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家有缘遇见。有些人想来感受行走，有些人想来解决问题，七八天的时间走完可能会解决，也可能没有。
　　我们没有故意放大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快速发展的当下，我认为它只是对人们内心的一个警醒和助力，它帮助每一个参与者，叩响自己的心门。或者这个项目只是告诉被烦恼裹挟的大家，要放松下来，感受当下的状态。生活没有那么多阴谋。

　　去年疫情暴发后，我们第10年的主题定为“十年行走不止”，不管外部世界发生什么变化，希望每个人的内心都保持平静。我从小就知道无常是恒定的，应对变化是我们具备的本能。只是以前一直都有侥幸心理，认为它只出现在戏剧里面。疫情却让我们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现实的功课，现实就是如此的真实，戏剧永远是不现实的。

　　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一直鲜活地保持在常变常新的氛围里面。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控制自己跟它的关系。

　　回头去看，突如其来的变化反而提振了我们的生命力，要么被打趴下，要么就找到新的秩序和稳定。如我所愿和不如我所愿都是真实存在的，以前会逃避，现在是面对和接受，坦然接受之后反倒會有安全感。所有的事情都还在继续，有可能更好，有可能更坏。要多给一点时间。

希望表演越来越松弛

　　东京奥运会百米半决赛之前，我看了苏炳添的一段采访，他已经32岁了，过了传统意义上短跑运动员的黄金时期，但他还是想跑，而且拼尽全力在跑。半决赛他真的跑出了9秒83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他证明了32岁不是极限，年龄只是数字而已。我觉得他给我这个年龄的演员带来了很大鼓励，我非常感动。
　　以前经常有人问我，你接下来想演什么角色，我当时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指向。但现在大家再问我，我的态度就是，演员是被动的，有剧本来，在这个剧本里找到可以感知的东西，我就去演。主观来讲，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我的角色，但在市场需求之下，演员是个被动者，不可能自己在家里主动创造。举个例子：你是一块特别好的巧克力，但对不起，这个市场现在不想吃巧克力，想吃蛋黄酱，你就没有机会去展现你自己。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代艺人，虽然被挑选，实际上也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相对好的合作团队和剧本，也可以选择停下。前两年拍戏少，是因为接到的剧本我并没有感觉，太年轻的角色，已经有很多演员可以扮演，我应该选择适合我年龄又符合我直觉的范围内去选择多种类型的角色。
　　这两年一共拍了三部戏，三个迥然不同的角色。黎叔（张黎）的《输赢》是一部现代商战剧，我饰演的销售总监周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行业竞争的大浪潮里面，他没有丧失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偏离自己设定的初心，这种类似于当代堂吉诃德的人物性格很吸引我。
　　过去我一般是拍完一个戏，休息很长时间，今年我第一次连着拍摄《和平方舟》和《风起陇西》两部剧。6个月的拍戏，好像是一种练习，帮助我打开了全部感知。
　　《风起陇西》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故事，有一个壮阔波澜的大时代背景，但从陈恭和荀诩这样的小人物切入，他们在无声的间谍战争中推动着历史。准备的时候好几天想着陈恭这个角色，查很多史料，发现一定要留胡子，那时候打了很多仗，资源很贫乏，最富有的是东吴，而我们蜀国是很贫穷的，演的时候就不会把很好的酒拿出来。现场拍摄时会有这种感觉，既可以抽离出来旁观陈恭，揣摩他的台词和心理活动，领会导演的要求，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角色本身，忘记镜头的存在。

　　陈恭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人，为守护国家大义和所爱之人牺牲自己，我经历了一个残酷而浪漫的人物创作过程，挺幸福和深刻的。
　　不过创作也会有无助感。比如在《和平方舟》中演海军军医，虽然拍摄前进行了军事和医学常识的培训，但开拍后还是会觉得自己的体验不够，毕竟没有过真正做手术的经历。有时候很简单的戏，明明一条可以过，就是进不去。后来熟悉和适应角色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医生做很多台手术时，为什么会互相开玩笑。长达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的手术是非常紧张的，他们要有意识地放松，才能够保持专注力。手术成功人就活了，失败人就去世了，面对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会有极大的心理痛苦。我在表演时，也会经常感受到这种无助，有时候好像是我真的在做手术，有时候会想象我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会有很多想法。
　　年轻的时候学习表演，会观察人物类型，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年纪越大，演戏经验和生活体验越多，不用眼睛观察，也没有刻意去寻找方法，塑造角色时自然而然多了很多感受，表演也越来越松弛。 　　虽然疫情给影视行业造成了影响，作品的体量和类型相对以前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我乐观地认为可能会出精品。我希望未来行业会保持各个年龄段优秀演员并存的好局面。我也希望等老的时候，可以有机会演一些很有质感的角色，比如像安东尼·霍普金斯演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不这样发生我也不会难过，身处什么样的时代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我一直鲜活地保持在常变常新的氛围里面。无法控制外部环境的时候，就控制自己跟它的关系。

内心变得柔软

　　过去半年，在宁波象山的剧组，我每天早上开机前两个半小时起床，海风吹进来，从冬天吹到了夏天，经过了梅雨季。起床之后我要花40分钟左右跑五六公里，可以起到很好的消肿效果。剧组生活就是跑步、拍戏、喝茶、写字，很清静。

　　我已经坚持跑步一年多没有中断过。一般会选择在户外跑步，不太喜欢在健身房里，因为在自然环境中，我可以充分地感受这个世界，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前两天在一条石砖路上跑，看到有一个井盖没了，但那个位置插着一根杆，上面绑了一个红色的小气球，提醒过往的人。这种触手可及的生命中的小小感动，让我觉得很温暖。

　　以前我总在当下的状态里挑自己的毛病，故意造作，要去填补什么，好像谁不拧巴一下就没年轻过。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了，不解释也是一种和外界很好的相处模式。

　　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我开始休整自己。现在杀青过去一周多了，我还是有很自在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些公司的事情需要处理，包括行走的项目开会，但其余时间我就尽量在家里面闲散地待着。昨天看到天气特别好，我忽然很想去拉萨。
　　慢慢长大，经历的事情、学习的东西和自我反省多了之后，对生活的理解不那么极端了愤怒也没有那么多了。最近几年内心变得柔软，生活里面经常受到触动，更容易流眼泪。这种变化让我更有一种同理心，能体察到别人的状态。拍摄的时候虽然衣服很厚很热，但还是有助手帮我，我也可以上休息车。大太阳下面，工作人员都晒着，我不知道能做什么，经常给他们买水。之前这样做，是觉得我年纪大一点应该照顾大家，但现在我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辛苦。
　　过去跟家里人表达感情是赚了钱给他们买东西，我觉得他们需要什么，不用说我就提前买好了。现在我会多陪伴母亲，在外面拍戏，收工之后有时间，我会跟她视频一个多小时。我妈之前抱怨我老不鼓励她，觉得做菜没有自信了。现在我经常特别夸张地夸奖她：“真的太好吃了，你放了什么特别的。”老太太特别开心，她还很不好意思地问：“有那么好吃吗？”每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鼓励。
　　我做菜的时候专注度特别高，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仪式感、很浪漫的事儿。从买菜、洗菜、切菜，做完菜到最后收拾完，包括扔垃圾，整個过程都由我自己完成，能体会到一种独处的浪漫。同时也是一种对家人表达爱的方式，我会经常做菜给妈妈和儿子吃。
　　疫情在家期间，我儿子回来了，我每天做菜给他吃，葱炒五花肉、西红柿牛腩，还有咖喱鸡肉。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他的反应，他不像我这样会很明显地表达，他比较沉稳和内敛。吃完之后我问他好吃吗，他说挺好吃的，我说：“是吗，没怎么感觉到？”到了晚饭的时候，他说剩的菜都给他吧，就都吃了。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他用这种方式让我感知到。

　　我儿子没有过叛逆期，我觉得挺神奇的，可能因为我对他一直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他小的时候依赖我，后来了解我之后在心里尊重我。我没有倚老卖老地压迫他，洗他的脑，而是很快释放了我的脆弱感，跟他说我需要听你的观点。我们关系很好，相处更像是哥们儿、朋友，到现在我还会挤到他的单人房间里，一起聊聊天儿。我没有要求过他，他自己考上了国外的大学，学的是我当初想学的室内设计专业。他画画很不错，写生能画出精髓和神韵来。
　　看着年轻人，我越来越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的魅力。以前我总在当下的状态里挑自己的毛病，故意造作，要去填补什么，好像谁不拧巴一下就没年轻过。别人骂了我，我第一反应是想要反抗，要解释。那个是年轻时的样子，现在想法已经改变了，不解释也是一种和外界很好的相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