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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运河衰退，军事价值凸显，面对农民起义的浪潮，清政府利用运河镇压农民起义成为必要手段。
关键词：运河；捻军；曾国藩；张洛行
一、中国运河的军事功能
中国运河的开凿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记载者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距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起初吴王夫差修凿此河的目的便是为了省时省力运输兵员和军粮，与齐国争战以图中原霸权，这本身就是服务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运输通道。又开凿菏水用于威慑晋国，在黄池与晋侯会盟，树立了权威。后世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实现对岭南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进一步扩大版图，命史禄开凿了灵渠，极大地便利了中央政府对岭南地區运兵运粮，对于秦帝国版图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国时曹操为统一天下，消灭地方割据势力袁绍集团，开白沟运兵运粮，作为前线大军的生命线，在曹袁官渡之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北征乌桓时曹操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又新开两条运河，一为平虏渠，一为泉州渠。这两条运河在曹军的战时机动以及后勤补给运输方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甚至为后世隋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永济渠奠定了基础，其本身也是以军事需要为起点，是为隋炀帝出兵高丽以及镇守边关而服务的。
随着强盛的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国家内部纷争逐渐减少，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了运河在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显著作用，是带动大一统国家发展的血脉。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北移，“南粮北运”的必要性使得运河的经济、政治功能愈发重要，而主动使用运河河道作为战争工具进行的接触战争少之又少。直至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黄河夺大清河河道入海，过张秋而将京杭运河拦腰截断，致使运河的经济功能大受冲击，漕运系统调整剧烈，甚至连漕标、河标的功能亦发生转型，改用于军事需要，“所有漕河两标兵丁，本为押运防河而设，现在运漕既经暂停，河工亦无防可办，则两标兵丁，正堪为剿贼之用”。加之晚清新式交通方式的出现与发展，铁路修建里程大幅增加，新式轮船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海上运输的效率与安全性，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传统漕运趋向衰落。但运河的军事功能却更加凸显，成为晚清专制统治者维护统治，镇压农民军队的工具。
二、捻军的兴起与僧格林沁的败亡
捻军是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由首领张洛行、张宗禹等领导，与太平天国相互配合，在广阔的中原地区纵横驰骋，给清政府统治带来了巨大冲击。纵观整个捻军起义，有一历史分期十分重要，即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分裂为“东捻”与“西捻”两支队伍。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活动，张宗禹率领西捻军前往陕西联络回民起义。此时捻军的部队主体皆为轻骑，凭借机动优势反复牵制，屡次重创清军，甚至被清军称为“马贼”。
清军的平捻方略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太平天国尚未败亡之前，无论清政府及汉族团练武装，还是捻军各大首领和西方国家，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太平天国政权的持续性及其与清政府的交锋中，清政府对于捻军起义尚未重视。而太平天国政权则力主收编捻军部队，并敕封捻军首领张洛行为“沃王”。张洛行力主“听封不听调”，韬光养晦，提升部队战斗力，仍然保持着捻军独立性以及自主的军事指挥权。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清政府立即调派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亲率大军平捻，不过此时的捻军部队经过与西北太平军赖文光部的融合，已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采用新式战法，在继承了原本高机动性优势的基础上，吸收了太平军大军团作战的战术经验，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优质战马，纵横驰骋于鲁、豫、皖诸省，使得不断追击的清军疲惫不堪，屡屡受挫。并于同治四年设伏于山东菏泽高楼寨，“癸巳，僧格林沁剿贼与菏泽南吴家店，失利，与內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死之”，击毙僧格林沁，重创清军，取得了高楼寨大捷。
三、“河防之策”的缘起
僧格林沁死后，京师震动，清政府立刻调派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北上平捻，“事闻，辍朝三日……命曾国藩督师剿贼”。曾国藩分析僧军战败的原因及捻军作战特点，制定了其“重点设防”的战略主张，“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即在其主战场鲁、豫、皖、苏四省境内，各驻重兵于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四镇，分轻骑劲旅一支游击追剿。事实证明，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战略并未奏效，捻军并没有仅受限于四省之地，而是数场小战役失利后便挥师南下进入湖北，跳出了曾国藩的包围圈，“重点设防”战略宣告破产。
“重点设防”战略失败后，曾国藩又规划了另一决策，即“扼守沙（河）、贾（鲁河）二河”之策，“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不过此时捻军却早已看出清军意图，汇合众多支脉于一股，轻松冲破沙、贾防线，表明曾国藩剿捻任务的失败，捻军前期清军的剿捻政策彻底破产。而汉族团练武装李鸿章、刘铭传等根据捻军的作战方式，吸取教训并制订了针对性的策略，利用京杭运河河道、诸多自然河流、大海等有利地形为依托，围困灵活的捻军部队，压缩捻军轻骑的活动空间，围而歼之，即“画河圈地”，也正是清军的“河防之策”。
参考文献：
[1]《清穆宗实录》卷11，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94页。
[2]（清）赵尔巽：《清史稿》卷21《本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807页。
[3]（清）赵尔巽：《清史稿》卷405《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11915页。
关键词：运河；捻军；曾国藩；张洛行
一、中国运河的军事功能
中国运河的开凿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记载者为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距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起初吴王夫差修凿此河的目的便是为了省时省力运输兵员和军粮，与齐国争战以图中原霸权，这本身就是服务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运输通道。又开凿菏水用于威慑晋国，在黄池与晋侯会盟，树立了权威。后世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实现对岭南地区的征服与统治，进一步扩大版图，命史禄开凿了灵渠，极大地便利了中央政府对岭南地區运兵运粮，对于秦帝国版图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三国时曹操为统一天下，消灭地方割据势力袁绍集团，开白沟运兵运粮，作为前线大军的生命线，在曹袁官渡之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北征乌桓时曹操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又新开两条运河，一为平虏渠，一为泉州渠。这两条运河在曹军的战时机动以及后勤补给运输方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甚至为后世隋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永济渠奠定了基础，其本身也是以军事需要为起点，是为隋炀帝出兵高丽以及镇守边关而服务的。
随着强盛的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国家内部纷争逐渐减少，统治者逐渐意识到了运河在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显著作用，是带动大一统国家发展的血脉。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北移，“南粮北运”的必要性使得运河的经济、政治功能愈发重要，而主动使用运河河道作为战争工具进行的接触战争少之又少。直至咸丰五年黄河铜瓦厢决口，黄河夺大清河河道入海，过张秋而将京杭运河拦腰截断，致使运河的经济功能大受冲击，漕运系统调整剧烈，甚至连漕标、河标的功能亦发生转型，改用于军事需要，“所有漕河两标兵丁，本为押运防河而设，现在运漕既经暂停，河工亦无防可办，则两标兵丁，正堪为剿贼之用”。加之晚清新式交通方式的出现与发展，铁路修建里程大幅增加，新式轮船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海上运输的效率与安全性，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传统漕运趋向衰落。但运河的军事功能却更加凸显，成为晚清专制统治者维护统治，镇压农民军队的工具。
二、捻军的兴起与僧格林沁的败亡
捻军是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由首领张洛行、张宗禹等领导，与太平天国相互配合，在广阔的中原地区纵横驰骋，给清政府统治带来了巨大冲击。纵观整个捻军起义，有一历史分期十分重要，即清穆宗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分裂为“东捻”与“西捻”两支队伍。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活动，张宗禹率领西捻军前往陕西联络回民起义。此时捻军的部队主体皆为轻骑，凭借机动优势反复牵制，屡次重创清军，甚至被清军称为“马贼”。
清军的平捻方略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太平天国尚未败亡之前，无论清政府及汉族团练武装，还是捻军各大首领和西方国家，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太平天国政权的持续性及其与清政府的交锋中，清政府对于捻军起义尚未重视。而太平天国政权则力主收编捻军部队，并敕封捻军首领张洛行为“沃王”。张洛行力主“听封不听调”，韬光养晦，提升部队战斗力，仍然保持着捻军独立性以及自主的军事指挥权。太平天国败亡之后，清政府立即调派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亲率大军平捻，不过此时的捻军部队经过与西北太平军赖文光部的融合，已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采用新式战法，在继承了原本高机动性优势的基础上，吸收了太平军大军团作战的战术经验，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优质战马，纵横驰骋于鲁、豫、皖诸省，使得不断追击的清军疲惫不堪，屡屡受挫。并于同治四年设伏于山东菏泽高楼寨，“癸巳，僧格林沁剿贼与菏泽南吴家店，失利，与內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等均死之”，击毙僧格林沁，重创清军，取得了高楼寨大捷。
三、“河防之策”的缘起
僧格林沁死后，京师震动，清政府立刻调派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北上平捻，“事闻，辍朝三日……命曾国藩督师剿贼”。曾国藩分析僧军战败的原因及捻军作战特点，制定了其“重点设防”的战略主张，“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即在其主战场鲁、豫、皖、苏四省境内，各驻重兵于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四镇，分轻骑劲旅一支游击追剿。事实证明，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战略并未奏效，捻军并没有仅受限于四省之地，而是数场小战役失利后便挥师南下进入湖北，跳出了曾国藩的包围圈，“重点设防”战略宣告破产。
“重点设防”战略失败后，曾国藩又规划了另一决策，即“扼守沙（河）、贾（鲁河）二河”之策，“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不过此时捻军却早已看出清军意图，汇合众多支脉于一股，轻松冲破沙、贾防线，表明曾国藩剿捻任务的失败，捻军前期清军的剿捻政策彻底破产。而汉族团练武装李鸿章、刘铭传等根据捻军的作战方式，吸取教训并制订了针对性的策略，利用京杭运河河道、诸多自然河流、大海等有利地形为依托，围困灵活的捻军部队，压缩捻军轻骑的活动空间，围而歼之，即“画河圈地”，也正是清军的“河防之策”。
参考文献：
[1]《清穆宗实录》卷11，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94页。
[2]（清）赵尔巽：《清史稿》卷21《本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807页。
[3]（清）赵尔巽：《清史稿》卷405《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11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