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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官员选拔三大猜想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干部遴选观。
60年代注重政治出身，80年代注重年轻化，90年代注重知识学历……时至2010，干部的选拔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展望未来，干部选拔又有哪些可以预见的趋势？
春江水暖，知者领先。请看，本刊从多方采访和权威分析中所作的未来干部选拔三大猜想——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移植到官场，似乎也同样适用：做官，最好也趁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踏入仕途升得快。自古英雄出少年，回眸一看，领导已是“80后”。
从张辉到周森锋，年轻的官员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叫好与流言齐飞；每到换届时，有多少干部在为“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暗喜与郁闷并存。
身在官场，说起年龄，谁能做得到始终淡定？在未来，“年龄是个宝”是否仍是官员选拔的准则之一？
匆匆而下，匆匆而上
最近一个月，娄晓觉得生活很“不给力”。
10月28日下午4点过，记者本以为会在办公室进行的采访，却发生在去菜市场的路上。
“单位反正没啥事了，我刚好要去买菜，我们边走边聊。”原四川某地级市区卫生局医政科主任娄晓边披衣服边说。一个月前，她遭遇了“被下课”，从主任位上退下，被安排到一个闲职部门。9点半到单位应卯，上上网应付应付公事，下午不到5点就溜回去买菜做饭。看上去像是快退休老同志的生活，却发生在了这名业务骨干身上。
“还不是年龄‘层层递减’惹的祸。”采访中，娄晓对被“切下”的命运颇为忿闷。1964年出生的她有着副高职称，担任副主任、主任已8年，正值业务水平和管理经验的成熟期，没想到遇到了干部的“45岁”坎儿。如今，再有冲劲也化作了一声无奈，买菜做饭管孩子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她的“接班人”，是一名年仅32岁的“潜力股”。
“单位中层干部男的到50岁、女的到45岁就必须下。我真是不明白，现在45岁就到了只能‘发挥余热’的地步了？”娄晓至今仍想不通。
改变的不只是生活。一个月来，娄晓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抱怨完后，单位业务上的事她是肯定不管了，说话也变得有些偏激。”娄晓身边的一名同事告诉记者，娄晓业务能力很强，忽然被切既是她个人事业的损失，对单位来说也是人才损失。
“这么多年轻的呼呼啦提上来，不出事是偶然，出事才是必然。”娄晓面对记者的分析还算客观：已成了“低龄化”的年轻化，挫伤了尚年富力强想干实事的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对于业务性较强的岗位，也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然而，据她的同事透露，娄晓也曾有过“哪天出事就知道我们的用处了”这样的消极言论。
与娄晓相对应的，是张冉的经历。身为“80后”的她，毕业后选择去阿坝某镇上当选调生，历经锻炼、交流，现在已被提拔为阿坝某片区纪工委副书记了。正是官场“八九点钟太阳”的她已流露出官场中人的谨慎，多次谢绝记者的采访，只说“压力还是多大的，很多问题还要向老同志们多多请教”。
采访中的另一名“80后”副镇长则有些焦头烂额地告诉记者，上任后，一下子面对复杂的全局情况、人际关系，“又比不上老同志熟悉情况，天天都在焦虑中，头发都掉了好多”。
上述并不是个案。记者在四川县市一级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要职均已悄然更换了新鲜血液，一批四五十岁的干部退居闲职，年轻面孔崭露头角。在一些乡镇，一名“80后”一把手带领数位“60后”、“70后”副职工作的情况已并不鲜见。
因为简单，所以喜欢
“干部年轻化思想是当年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时提出来的。然而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干部的选拔年龄出现了‘层层递减’的现象。越到基层，干部‘切’得越早、提得越小。年轻化整成了青年化、低龄化。”曾在县委书记位置上任职多年、现为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的刘谦祥对这种情况很有感触。
通过历届党委换届，已有专家分析出了其中的年龄“奥秘”：省级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和其他常委的提名年限须遵守“3－1－8”红线，即党政一把手的年龄不得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超过61岁，其他常委的提名不得超过58岁。假若省级领导遵循如此规律，那么，要想在到达这一高度时不碰“红线”，只能一级一级地往下压年龄。“有的地方要求新进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选拔县级后备干部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刘谦祥说。
层层往下“切”的方法简单易操作，然而承受这一“刀”的却是复杂的干部群体。一位资深党建专家表示，干得好与干得不好，并不完全与年龄挂钩。层层递减的“一刀切”，公平是公平，但未必科学。而以官阶定年龄，又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等级制呢？
当官场中人被套上年龄的“紧箍咒”，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当你的年龄等不起、青春经不起蹉跎时，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就成了必然产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层层递减使年龄成了干部的敏感问题，也使干部破格提拔成为常态，现在干部经常在一个位置坐不到两三年，就坐不住了，急于谋求下一步的升迁。
某市市委组织部的一组数字显示：该市100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中，每个任职台阶在3年以下的占到53%，破格或越级提拔的占到32%。
“年龄上的层层递减，导致乡镇才40岁左右的干部就遭遇‘天花板’现象，从而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颓废心态。”刘谦祥说。成都市某区环保局一名38岁科级干部的话映证了他的观点：“以前我还爱写写业务论文，现在觉得反正也过提拔的年龄了，也懒得钻研这些。其实，论精力，论经验，我们还正当干的时候呢。”
让人担忧的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年龄的障碍给腐败留下了操作空间。”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告诉记者，当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打着“年轻化”的旗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就很容易出现。
对于刘教授提到的问题，四川某县县委书记张晓楠也有担忧：“对于没有后台的普通年轻干部，选他，他会感恩，成了一种投资；对于有后台的年轻干部，那就是直接培植官二代；对于来要官的年轻干部，容易形成权钱交易。其实人们并不是反对年轻化，大家反对的是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代价、变了味的所谓年轻化，让年轻化成为了一种托辞和借口！”
压担子不是给位子
在调查中，一名“80后”干部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有能力有干劲，要让我展示才能，就得给我个施展拳脚的舞台。据了解，一些组织部门培养年轻人的途径也体现出这种思想：先给位子，似乎给了位子才叫培养。
然而，大部分专家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干部年轻化不等于领导干部年轻化。位子意味着责任，培养年轻人是应该多压担子，而不是早早给位子。”胡星斗说，“一些关键岗位和业务岗位需要能独当一面的干部，过早提拔反而不利于干出成绩，甚至会耽误前程。”
除此之外，随同位子一起降临的待遇也是专家的忧虑之一。“现在的干部上了位子就意味着相应的待遇，一个位子跟着就是一大堆享受。人们对于年轻干部的质疑，不仅是质疑能力问题，而且是关心为什么你能够年纪轻轻享受到这些待遇？”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说。
另一方面，太多位子给了年轻干部，也人为堵塞了基层年富力强干部的晋升通道。一位资深党建专家表示，现在的情况是，越在“上面”工作，级别越容易上去。30多岁的处级干部在省级很普遍，但对于从基层干起来的干部来说，30多歲干到县级的凤毛麟角。“年轻化促使了层层空降，出现了本地‘大龄’干部很难上去的天花板现象。”张晓楠说，年轻空降干部很难发现当地的深层次问题，民生、发展、社会矛盾等地方问题长期被掩盖，隐患很多。
江泽民曾说：“不要立志当多大官，更要立志干大事。”这话对于身处越来越浮躁官场的年轻干部来说，不啻是一剂清醒剂。
趋势已现：如何共炒一盘菜？
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这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各年龄段干部的晋升途径将越来越合理，越到基层提拔越小的趋势将被扭转。最终，将形成科学合理的班子年龄梯次结构，老中青实现最佳配比。
而中组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也明确表示，县党政正职队伍以45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要注意使用其他年龄段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干部，防止在年龄上搞“一刀切”，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
刘谦祥告诉记者，有人认为按现有干部任职资格累计，20多岁在乡镇任主要领导，任到中央一级就是70多岁了，于是出现了层层递减的年龄计算法，“这是很荒谬的，谁说人人都要成为中央领导，都要先打好年龄的预留量？”他表示，应当根据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来确定干部选拔标准，要大力培养年轻干部，但提拔使用要面向全体干部。
已有一些地方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上海已在尝试推行柔性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该政策鼓励三类人才——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延长工作期限。而在湖南宁乡、四川屏山等地，干部选拔的年龄趋势已经放宽，如新选拔科级干部放宽到40岁、49岁干部可进入正科级后备队伍等。
从预防腐败的角度出发，新华社四川分社纪检组长刘晓行对干部年龄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在哪里？不明确这点，就为提拔干部预留了操作空间。年龄这个问题因单位而异、因领导而异、因五花八门的情况而异，所以一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干部的选拔应通过群众信得过的机制来产生，不能为了要干部年轻化而打破这些制度。”
曾长期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岱沧告诉记者，目前，四川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最主要的是看其政治是否坚定、群众是否公认、工作是否有实绩。不唯年龄选人，让各年龄段的干部政治上有奔头，工作上有劲头，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实现梯次配备。
“要以能力考察人，而不是以年龄划分人。要建立一个公信度高的选人用人机制，正确处理培养年轻干部与用好各年龄段干部之间的关系，使班子新老交替有序、稳定持续发展。”刘益飞表示。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干部遴选观。
60年代注重政治出身，80年代注重年轻化，90年代注重知识学历……时至2010，干部的选拔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展望未来，干部选拔又有哪些可以预见的趋势？
春江水暖，知者领先。请看，本刊从多方采访和权威分析中所作的未来干部选拔三大猜想——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这句话移植到官场，似乎也同样适用：做官，最好也趁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踏入仕途升得快。自古英雄出少年，回眸一看，领导已是“80后”。
从张辉到周森锋，年轻的官员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叫好与流言齐飞；每到换届时，有多少干部在为“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暗喜与郁闷并存。
身在官场，说起年龄，谁能做得到始终淡定？在未来，“年龄是个宝”是否仍是官员选拔的准则之一？
匆匆而下，匆匆而上
最近一个月，娄晓觉得生活很“不给力”。
10月28日下午4点过，记者本以为会在办公室进行的采访，却发生在去菜市场的路上。
“单位反正没啥事了，我刚好要去买菜，我们边走边聊。”原四川某地级市区卫生局医政科主任娄晓边披衣服边说。一个月前，她遭遇了“被下课”，从主任位上退下，被安排到一个闲职部门。9点半到单位应卯，上上网应付应付公事，下午不到5点就溜回去买菜做饭。看上去像是快退休老同志的生活，却发生在了这名业务骨干身上。
“还不是年龄‘层层递减’惹的祸。”采访中，娄晓对被“切下”的命运颇为忿闷。1964年出生的她有着副高职称，担任副主任、主任已8年，正值业务水平和管理经验的成熟期，没想到遇到了干部的“45岁”坎儿。如今，再有冲劲也化作了一声无奈，买菜做饭管孩子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她的“接班人”，是一名年仅32岁的“潜力股”。
“单位中层干部男的到50岁、女的到45岁就必须下。我真是不明白，现在45岁就到了只能‘发挥余热’的地步了？”娄晓至今仍想不通。
改变的不只是生活。一个月来，娄晓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抱怨完后，单位业务上的事她是肯定不管了，说话也变得有些偏激。”娄晓身边的一名同事告诉记者，娄晓业务能力很强，忽然被切既是她个人事业的损失，对单位来说也是人才损失。
“这么多年轻的呼呼啦提上来，不出事是偶然，出事才是必然。”娄晓面对记者的分析还算客观：已成了“低龄化”的年轻化，挫伤了尚年富力强想干实事的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对于业务性较强的岗位，也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然而，据她的同事透露，娄晓也曾有过“哪天出事就知道我们的用处了”这样的消极言论。
与娄晓相对应的，是张冉的经历。身为“80后”的她，毕业后选择去阿坝某镇上当选调生，历经锻炼、交流，现在已被提拔为阿坝某片区纪工委副书记了。正是官场“八九点钟太阳”的她已流露出官场中人的谨慎，多次谢绝记者的采访，只说“压力还是多大的，很多问题还要向老同志们多多请教”。
采访中的另一名“80后”副镇长则有些焦头烂额地告诉记者，上任后，一下子面对复杂的全局情况、人际关系，“又比不上老同志熟悉情况，天天都在焦虑中，头发都掉了好多”。
上述并不是个案。记者在四川县市一级采访时发现，许多地方的要职均已悄然更换了新鲜血液，一批四五十岁的干部退居闲职，年轻面孔崭露头角。在一些乡镇，一名“80后”一把手带领数位“60后”、“70后”副职工作的情况已并不鲜见。
因为简单，所以喜欢
“干部年轻化思想是当年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时提出来的。然而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干部的选拔年龄出现了‘层层递减’的现象。越到基层，干部‘切’得越早、提得越小。年轻化整成了青年化、低龄化。”曾在县委书记位置上任职多年、现为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的刘谦祥对这种情况很有感触。
通过历届党委换届，已有专家分析出了其中的年龄“奥秘”：省级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和其他常委的提名年限须遵守“3－1－8”红线，即党政一把手的年龄不得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超过61岁，其他常委的提名不得超过58岁。假若省级领导遵循如此规律，那么，要想在到达这一高度时不碰“红线”，只能一级一级地往下压年龄。“有的地方要求新进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选拔县级后备干部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刘谦祥说。
层层往下“切”的方法简单易操作，然而承受这一“刀”的却是复杂的干部群体。一位资深党建专家表示，干得好与干得不好，并不完全与年龄挂钩。层层递减的“一刀切”，公平是公平，但未必科学。而以官阶定年龄，又是不是一种变相的等级制呢？
当官场中人被套上年龄的“紧箍咒”，不同的年龄段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当你的年龄等不起、青春经不起蹉跎时，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就成了必然产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层层递减使年龄成了干部的敏感问题，也使干部破格提拔成为常态，现在干部经常在一个位置坐不到两三年，就坐不住了，急于谋求下一步的升迁。
某市市委组织部的一组数字显示：该市100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中，每个任职台阶在3年以下的占到53%，破格或越级提拔的占到32%。
“年龄上的层层递减，导致乡镇才40岁左右的干部就遭遇‘天花板’现象，从而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颓废心态。”刘谦祥说。成都市某区环保局一名38岁科级干部的话映证了他的观点：“以前我还爱写写业务论文，现在觉得反正也过提拔的年龄了，也懒得钻研这些。其实，论精力，论经验，我们还正当干的时候呢。”
让人担忧的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年龄的障碍给腐败留下了操作空间。”中共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告诉记者，当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打着“年轻化”的旗号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就很容易出现。
对于刘教授提到的问题，四川某县县委书记张晓楠也有担忧：“对于没有后台的普通年轻干部，选他，他会感恩，成了一种投资；对于有后台的年轻干部，那就是直接培植官二代；对于来要官的年轻干部，容易形成权钱交易。其实人们并不是反对年轻化，大家反对的是以党和人民利益为代价、变了味的所谓年轻化，让年轻化成为了一种托辞和借口！”
压担子不是给位子
在调查中，一名“80后”干部向记者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有能力有干劲，要让我展示才能，就得给我个施展拳脚的舞台。据了解，一些组织部门培养年轻人的途径也体现出这种思想：先给位子，似乎给了位子才叫培养。
然而，大部分专家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干部年轻化不等于领导干部年轻化。位子意味着责任，培养年轻人是应该多压担子，而不是早早给位子。”胡星斗说，“一些关键岗位和业务岗位需要能独当一面的干部，过早提拔反而不利于干出成绩，甚至会耽误前程。”
除此之外，随同位子一起降临的待遇也是专家的忧虑之一。“现在的干部上了位子就意味着相应的待遇，一个位子跟着就是一大堆享受。人们对于年轻干部的质疑，不仅是质疑能力问题，而且是关心为什么你能够年纪轻轻享受到这些待遇？”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说。
另一方面，太多位子给了年轻干部，也人为堵塞了基层年富力强干部的晋升通道。一位资深党建专家表示，现在的情况是，越在“上面”工作，级别越容易上去。30多岁的处级干部在省级很普遍，但对于从基层干起来的干部来说，30多歲干到县级的凤毛麟角。“年轻化促使了层层空降，出现了本地‘大龄’干部很难上去的天花板现象。”张晓楠说，年轻空降干部很难发现当地的深层次问题，民生、发展、社会矛盾等地方问题长期被掩盖，隐患很多。
江泽民曾说：“不要立志当多大官，更要立志干大事。”这话对于身处越来越浮躁官场的年轻干部来说，不啻是一剂清醒剂。
趋势已现：如何共炒一盘菜？
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这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各年龄段干部的晋升途径将越来越合理，越到基层提拔越小的趋势将被扭转。最终，将形成科学合理的班子年龄梯次结构，老中青实现最佳配比。
而中组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也明确表示，县党政正职队伍以45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要注意使用其他年龄段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干部，防止在年龄上搞“一刀切”，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
刘谦祥告诉记者，有人认为按现有干部任职资格累计，20多岁在乡镇任主要领导，任到中央一级就是70多岁了，于是出现了层层递减的年龄计算法，“这是很荒谬的，谁说人人都要成为中央领导，都要先打好年龄的预留量？”他表示，应当根据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来确定干部选拔标准，要大力培养年轻干部，但提拔使用要面向全体干部。
已有一些地方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上海已在尝试推行柔性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该政策鼓励三类人才——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延长工作期限。而在湖南宁乡、四川屏山等地，干部选拔的年龄趋势已经放宽，如新选拔科级干部放宽到40岁、49岁干部可进入正科级后备队伍等。
从预防腐败的角度出发，新华社四川分社纪检组长刘晓行对干部年龄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在哪里？不明确这点，就为提拔干部预留了操作空间。年龄这个问题因单位而异、因领导而异、因五花八门的情况而异，所以一刀切并不能解决问题。干部的选拔应通过群众信得过的机制来产生，不能为了要干部年轻化而打破这些制度。”
曾长期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岱沧告诉记者，目前，四川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最主要的是看其政治是否坚定、群众是否公认、工作是否有实绩。不唯年龄选人，让各年龄段的干部政治上有奔头，工作上有劲头，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实现梯次配备。
“要以能力考察人，而不是以年龄划分人。要建立一个公信度高的选人用人机制，正确处理培养年轻干部与用好各年龄段干部之间的关系，使班子新老交替有序、稳定持续发展。”刘益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