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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拿到一瓶克力芝，他近乎绝望地在微信里向我哀求。如果我当时在他面前，他估计会直接跪下，这太疯狂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个多月后，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的负责人白桦，依然不太理解那些来找自己求药的人。在他看来，克力芝（又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不够明确，是一种副作用大、艾滋病人都不经常使用的药物。
但现实是，大批的代购几乎买光了印度市面上的克力芝;在近乎黑市的交易环境下，一瓶克力芝可以炒到4000元;个别武汉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在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克力芝……
如果不是身在武漢，很多人对于求药者的疯狂都会难以理解。但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大大小小的医院病床被病人填满，输液、CT检测要排上十几个小时，家人或者朋友因为奇怪的肺炎相继去世，被隔离在家的人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自救，任何市面上声称“有效”的药物，对这些人都事关生死。体面和理智，是疫区内的人活下来之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由于没有公认的特效药，像克力芝这样据说“有效”的药物抢购潮，在近两个月的疫情期间出现了数次。国家卫健委每一版的诊疗方案和媒体对于新冠肺炎药物的每一次声称“有效”的报道，都像是与死亡赛跑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克力芝之后，双黄连口服液、阿比朵尔等药物在通过各种渠道宣布“有效”后，都引起一波波民间抢药行动。尽管在临床层面，这些药的有效性遇到了专家的种种质疑。比如，根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团队的研究数据，克力芝并不具有改善患者症状（如体温恢复正常、感染后腹泻）和加快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效果;阿比多尔仅在“实验室环境”下显示有效，离人体应用还差得很远;双黄连口服液的“有效性”更是一夜之间出现巨大反转……
在对其他药物有效性的种种质疑中，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特效药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却遭遇了同期其他临床试验过多、病人样本数量不足的尴尬。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统计，截至3月11日晚，已经有380项针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临床试验已经或即将开展。这些实验包括健身气功养肺方、金银花口服液、八宝丹、太极拳等在内的治疗或康复方案。
水面上是各种“有效药”经由不同渠道发出，水面下是“人民的希望”进展艰难，中间则是寻找“神药”的患者。没有人知道哪款药是自己需要的，所有患者都在等待奇迹。
“求求你救救我们，我们一家三口都感染上了”、“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和老公在医院感染上了”、“我妈在重症病房，我老婆也快扛不住了”……1月28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向媒体表示艾滋病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以下简称“克力芝”）对自己“有效”后的第五天，大量的求药者找到了“松鼠”。
松鼠本人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平时，他的存在对于许多不了解艾滋病的人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现在，他成了某些新冠肺炎患者眼里最后的希望。
2020年2月26日，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院内的“流动应急智能中药房”里，工作人员吴志婷把盛有药方中包含的单味药的药瓶取下来后，逐一扫描确认，准备制药。图/新华
这些人找松鼠，是因为他在1月28日发布的一条微博。在微博中，松鼠表示募集到了来自全国各地HIV感染者捐助的40余盒克力芝，这些药品可以免费邮寄给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松鼠还提到“希望能借此举抵消一部分人对于HIV感染者的敌意和偏见”。微博一经发布，随即转发过万，找他寻求克力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克力芝是一种国家免费提供艾滋病患者、受到严格管控的专项处方药。由于其耐药屏障高、副作用和服用剂量大，在艾滋病群体中一直属于二线药物，只有当其他一线药物出现了耐药，艾滋病患者才会选择服用克力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克力芝的药物流通性一直不强，只有各个城市的疾控中心和抗病毒定点医院才会有少量储备。因为克力芝是国家免费药，采购成本较低，即使克力芝已过了药品专利期，国内的厂家也没有选择生产该药物的仿制药。
在产能不足、流通不畅而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克力芝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
武汉市武昌区一位疾控中心医生向领药的艾滋病患者表示，“宣布克力芝有效的第二天，疾控中心就已经无药可领，所有的克力芝均被用于临床治疗。”
“每一个找过来的人情绪都很激动和恐慌。”松鼠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求药者身份各不相同，有为自己和同事求药的医生，有为患精神分裂症同时感染新冠肺炎的母亲求药的女儿，还有为爱人求药的丈夫……“最高峰时一天加微信能达到100人。”松鼠说。
对于如潮水般涌来的求药者，松鼠渐渐难以应付。为了让克力芝更快交到需要的人手里，松鼠针对每个求药者建立一个微信群，让群里医学相关专业的人帮忙看CT报告和血液检查报告，核实身份证信息。确认无误后，松鼠随即联系快递发送药品。但是，随着求药的人越来越多，松鼠早期募集而来的克力芝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为使克力芝不断供，松鼠联合几位HIV的病友开始紧急抢购印度克力芝的仿制药。
“当时印度的药店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我们是分三批一共买到了428盒药，每一次订货的价格都不同，一直在涨。”松鼠说，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在印度买这个药，印度的克力芝几乎都被中国人买光了。其中，武汉的一个叫作“希望小组”的志愿者团队就在印度买了500多盒克力芝，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医疗人员。就这样，旺盛的需求拉高了印度药的价格，也让印度药房颇为强势。有一次松鼠刚刚付了药钱，印度药房就告诉他没货了，需要等。最后，辗转了几家药厂后，松鼠买到了428盒药。 正当松鼠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药却在海关卡住了。根据海关规定，对于印度克力芝的购买用途仅限于自用;如果大批量的购买，则需要提供受捐单位的接收函。由于事先没有想到这层，松鼠一时间没法拿到药监局的批文，被扣在海关的药只得原路退回印度。不过，幸运的是被退回的并不是全部的428盒，还有100盒经由中国香港顺利通关，之后被志愿者“人肉”背回。
松鼠说，一直以来，他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在患者求药、核实信息、发药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避免自己与求药的患者发生情感共鸣，因为这样对于解决问题并不能有什么帮助。但是，当得知328盒克力芝被退回的时候，松鼠一度感到很难过，在他看来，“多拿到一盒药说不定就可以多救到一个人。”
因为赠药行为，松鼠成为了患者眼中的英雄，甚至有网友称其为现实版的“药神”。但查询国家药监局获批的药品信息，并没有批准任何仿制药，只有原研药是合法使用的。
在更大范围的艾滋病群体中，有人对于这种赠药行为并不赞同。
“从一开始，我就不太认可松鼠赠药的做法。”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的负责人白桦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松鼠收集的都是艾滋病患者因为换药而闲置下来的克力芝，但是这些克力芝对于疫情之中被隔离且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在松鼠赠药的行为被曝光后，很多艾滋病患者向他抱怨，“平时这些人都那么歧视艾滋病人，现在却求我们给药，凭什么？这些药也是我们的救命药。”
按照白桦的说法，受到疫情波及的除了新冠肺炎患者，还有大量被隔离在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由于携带的药量不足，很有可能出现断药的情况。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来说，克力芝的有效性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是，对于正在使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一旦断药情况将会变得很危险。
正常情况下，艾滋病感染者服药的药物依从性需要至少达到95%。这也就意味着，按照一个月30天来计算，艾滋病患者一个月的时间里能被允许断药的天数是1.5天。一旦断药的天数超过了1.5天，艾滋病患者就会产生耐药的风险。断药的天数越多，耐药的风险就会越大。
“耐药也就意味着患者对于该药物产生了抗药性。”白桦说，目前中国提供的免费艾滋病药物只有两线药物，克力芝由于耐药屏障高，属于第二线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因为拿不到药而出现了断药，继而对克力芝耐药，那将意味着他只能自费购买药价高昂的替代药品，甚至无药可用。另外，艾滋病患者耐药后，还会导致患者体内出现耐药艾滋病病毒。如果该患者与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就可能把这种耐药病毒传染给对方，那后果将会难以想象。
实际上，在“克力芝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有效”的消息传出后，也曾有大量的求药者找过白桦，很多医院也都在私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克力芝。不过，從始至终白桦只给过一位求药者一瓶克力芝。
这位求药者也来自武汉，他父亲感染新冠肺炎十天后，才得以在凌晨时分被收治到定点医院，常规的抗病毒药物对他父亲的症状毫无作用。在得知克力芝有效后，他曾找过医生，但是医生表示这个药在疾控中心才有，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这位求药者开始在网上疯了一般寻求了所有可能的途径，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他最终找到了白桦。
“为了能够拿到一瓶克力芝，他近乎绝望地在微信里向我哀求。如果我当时在他面前，他估计会直接跪下，这太疯狂了。”白桦说，一开始他并不愿意给药，因为这些药是留给被隔离在老家的艾滋病患者的，同样也是他们的救命药。
但是，在生死面前，没有人会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希望。求药者百般请求，表示一切后果自行承担，甚至承诺以后会积极帮助艾滋病患者。无可奈何之下，白桦将一瓶克力芝给到了其在北京的亲人，再经由这位中间人送到武汉。
“之所以会这么谨慎地给药，除了考虑到艾滋病患者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了解到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也出现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白桦说，因此，他对于克力芝的有效性产生了很大怀疑。就白桦所了解到的，在湖北地区就出现过三个这样的病患。
同时，武汉地区一位服用克力芝四年多的艾滋病患者张女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她在1月25日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当天在医院做完CT检测、病原体检查、排除普通流感后，张女士被诊断为“高度疑似的病毒性肺炎”，发病症状与新冠肺炎基本相同。
《财经》记者还了解到，武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服用克力芝两天后，病情反而持续恶化，并被收治进ICU病房，最后抢救无效，于2月16日晚间去世。
一边是恐慌、混乱的求药者，另一边则是部分拿到克力芝却没有得到治愈的病患。被广为宣传的克力芝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神”，从临床实验数据看，克力芝的有效性也面临诸多疑问。
2月2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团队在《中华传染病杂志》2020年0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朵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的论文。
论文内容显示，2020年1月20日至2月6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共收治262例新冠肺炎患者。该团队以其中134例（主要为普通型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又称”克力芝“）和阿比朵尔治疗效果。其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并不具有改善患者症状（如体温恢复正常、感染后腹泻）和加快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效果。同时，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有引发患者不良反应的可能（如轻度肾功能损伤和继发感染），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该论文作者也在文章中表示，研究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足，比如未每天采集咽拭子，未定量检测病原核酸，因而无法准确判断呼吸道标本的病原转阴时间和药物的抗病毒效果;且因为核酸在采样、转运等环节存在限制，核酸检测的灵敏度也存在一定不足。其次，尚未评估长期（如14天）的抗病毒效果。
作为第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彬在3月7日接受专业刊物《呼吸界》的采访时提到，其亲自领导的抗艾滋病药物克力芝重症临床试验到3月初才全部完成，但该药物有效与否的结论却迟迟未披露。而在之前，克力芝已被“捧上神坛”。 “之所以会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绝大多数公众对于药物并不具备专业和全面的认识。”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疫情药物的研发者就不能在只得出了部分研究成果的状况下，就早早地对外披露。一旦披露，各种信息就会在传播的过程中离真实认知越来越远。另外，各种“有效药”发布的过程中，需要由一个权威的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而不是“各家都说自家好”。
参与过印度克力芝抢购的松鼠透露，“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称克力芝对自己有效”的新闻发出之后，大批的药物代购就开始在印度抢购克力芝，几乎买光了印度市面上所有在售的克力芝;一位西北地区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则向《财经》记者表示，在服用了连花清、奥司他韦无效后，他看到了王广发的新闻，并辗转找到了一位淘宝卖家，买到了克力芝。
随后，市场上各种来源的克力芝开始被兜售，20粒药售价2000元，一瓶药被炒到4000元（一瓶120粒，原价1500元）。
克力芝被一则新闻和众多的求药者簇拥着走上“神坛”后不久，神坛上迎来了更多的客人。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披露，1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了双黄连口服液在细胞水平的抗病毒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功能。次日晚间，此则专报内容经《新华视点》报道，《人民日报》、《京报网》等官方媒体纷纷转载。报道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攻关，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
随即，权威专家的声音和官方新闻的迅速跟进让民众的情绪再次升级，仅依靠“实验室数据”的新闻在民间迅速引爆，造成了又一次民间的恐慌性抢药。而事后，这些权威信息与临床上的药物有效性却大相径庭。
“当晚看到新闻后，我就立马联系我们当地的一家连锁药店的老板，要求订购800盒双黄连口服液。”宁夏吴忠市的一位社区志愿者赵翔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赵翔看来，如果当晚买不到，明早一起来肯定各个渠道都会断货。不过，购药者的人数和行动力还是超出了他的预估。由于大量的购药者涌入，药店老板承诺的800盒药量被一减再减，最终只答应给赵翔100盒双黄连口服液。
无独有偶，一位武汉隔离点的患者也同样表示，武汉地区的双黄连口服液几乎一夜售罄。之后，她又找到确诊病例较少的云南、新疆等地的朋友帮忙购药，结果各个地区都已经买不到双黄连口服液了。
市民恐慌性抢购一夜之后，2月1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再次发声：“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此时，全国各大药店和线上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早已销售一空。
随后，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次生伤害出现。2月15日，鄭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披露，一位44岁、家住郑州中原区的女士，在2月14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回溯其行动轨迹，2月1日其居家未出门，隔日这名女士步行到一家药店购买双黄连口服液，2月3日-12日自述未外出，2月13日身体不适去往郑州市中心医院就诊，次日确诊。
“实际上，双黄连口服液所谓的‘有效’仅仅是在细胞实验层面的有效，离人体应用还差得非常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人的体内环境相对于实验室环境要复杂得多，实验室里取得的效果还要经过临床试验，试验完了之后才能证明该药物用在病人身上是不是有效。
除了双黄连口服液，另一款入选到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的药物——阿比多尔的有效性也面临类似挑战。
阿比多尔一开始出现在同济医院于1月24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中。该指南显示，若患者有地方性流行病学史或其他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旅行史或接触动物流感病毒）时，经验疗法应包括奥司他韦或者阿比多尔。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武汉宣布根据初步测试，阿比多尔和达芦那韦两款药物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并建议纳入国家卫健委第六版诊疗指南。
就这样，相似的情况开始在民众中出现。
“武汉疫情暴发时，任何药物的新闻一出来，该药物就立马被抢购一空。”一位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属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她父亲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但是其被收治的定点医院此前是一家肛肠医院，没有阿比多尔的储备，无法按照国家诊疗方案进行治疗。
为了买到阿比多尔，刘女士几乎跑遍了武汉能够找到的所有药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最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刘女士才通过做药物销售的朋友找到阿比多尔。“但是，父亲在服药之后，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好转。”
据石药集团阿比多尔某省的一位销售负责人透露，阿比多尔被认定有效后，其所接到的订单量一天就达到了十几万盒，比疫情前的销售上涨了至少几十倍。武汉地区的订单量则更大，估计总的需求量在80万-100万盒。
随着阿比多尔的“意外走红”，来自专家层面的质疑也接踵而至。
按照李兰娟的实验数据，在体外细胞实验中，阿比多尔在10-30微摩尔浓度下，与药物未处理的对照组比较，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达到60倍，并且显著抑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达芦那韦在300微摩尔浓度下，能显著抑制病毒复制，与未用药物处理组比较，抑制效率达280倍。
李兰娟团队的研究成果依然是在实验室环境内得出，并没有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数据。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王俊则向媒体表示，阿比多尔10-30微摩尔的有效浓度在体内很难实现，且阿比多尔所作用的病毒蛋白只在流感病毒上存在，在新型冠状病毒上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有效浓度为300微摩尔的达芦那韦，病人或需服用上万片药物才有可能达到实验室水平的药效。
2020年2月8日，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药店玻璃门上贴着“本店口罩暂时无货”。图/中新
随着“神坛”上的客人越来越多，一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新冠肺炎特效药、被称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在临床试验中却进展艰难。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经费紧张或是工程复杂，而是“病人不够用了”。
瑞德西韦曾作为抗击埃博拉病毒药物而被研发，属于核苷酸类似物，它的作用靶点是病毒的RNA合成酶，对非典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MERS）在动物研究上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同时，瑞德西韦在细胞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效果。但瑞德西韦在前期所完成的临床一期、二期试验，是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因为疫情急迫，中国跳过针对新冠病毒的I期、II期临床试验，紧急启动了III期临床试验。
目前，瑞德西韦在国内正在进行的是针对新冠肺炎轻中症、重症的两项RCT试验（临床三期）。试验于2月3日正式启动，计划在4月27日结束。作为瑞德西韦临床试验负责人的曹彬曾表示，无论是SARS也好、MERS也好，至少在动物模型上，克力芝+干扰素方案的效果远远不如瑞德西韦。
不过，被寄予厚望的瑞德西韦处境却很艰难。2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称，瑞德西韦临床试验负责人曹彬表示该项目招募病人变难，不仅是因为病例数的减少，同时诸多没有太大希望的其他研究抢占了试验资源。吉利德科学病毒学副总裁Tomas Cihlar则在2月26日的一场线上论坛中透露，在中国针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试验计划招募453人，目前实现的招募数约为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统计，截至3月11日晚，有380项针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临床试验已经或即将开展。这些实验包括了健身气功养肺方、金银花口服液、八宝丹、太极拳等在内的治疗或康复方案。而在临床实验中，若以轻症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每个试验需要近1000例知情同意者参与;如果选择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理论上每个试验则至少需要800例重症患者参与。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目前380项临床试验同时开展，将至少会涉及到30400名患者。从中国目前还留存的确诊患者数量来看，这基本不可能实现。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很多药物会因为临床终点的设置或是各种其他原因，宣布药物有效或者无效。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协调临床资源，去给到希望较大的临床试验更多的帮助。”
丁胜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方案如果非要跟新冠肺炎联系起来，都可以笼统地讲得通。比如目前进行的干细胞（人间充质干细胞、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方案，这类特殊的干细胞治疗一般来讲指的是通过移植的短暂存留的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从而治疗炎症和炎症过激。所以，在疫情的关鍵时期，更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分清试验方案的轻重缓急，做出权衡。
事实上，除了干细胞治疗方案外，武汉人民医院一项名为“雾化吸入喜炎平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临床研究”中，喜炎平还曾多次被报道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甚至被药监局提示严重过敏反应。目前，该临床研究纳入了238名患者进行对照试验，且喜炎平还被纳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中。
与此同时，诸如太极拳、健身气功养肺方、推拿等在内的200多项临床试验或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中。这就是瑞德西韦面临的尴尬——在众多竞争者中渐渐淹没。而被淹没的背后，则是整个循证医学系统的失声（编者注：循证医学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依据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石）。
根据瑞德西韦公开招募病人的相关条件显示，受制于严格的循证医学标准，“参与试验的病人需要在筛查前30天内没有接受过任何新冠肺炎的实验性治疗”。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瑞德西韦过高的病人招募门槛，目前有相当大比例的确诊病人无法被瑞德西韦RCT试验所接受。再加之众多其他临床试验的加入，坚持循证医学标准的瑞德西韦试验样本量也被进一步消耗。
在接受《呼吸界》采访时曹彬曾表示，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参加临床研究必须要做出“服从标准”的承诺和保证，这就限定了临床医生一些特别个性化的处方、处置，而医生的这些个性化的处方常常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100个患者中，只有1个病人有循证医学证据，那就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经验的积累一定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没有证据，谈什么经验？”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除了循证医学在临床试验中面临的崩溃，医生在临床用药的“超标签使用”边界也在无限外延。
“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临床的主治医生对于潜在可行药物的使用可以遵循‘超标签使用’或‘同情用药’的规范。”丁胜解释称，所谓“超标签使用”是指已经上市的药物，在其已经批准的适应症以外进行使用，如克力芝的应用;而“同情用药”则指的是未上市的药物，特殊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用于治疗，比如瑞德西韦在美国治愈新冠肺炎患者的案例。在疫情迫切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类解决方案小范围给药治疗，加速对病患的救治，并进一步认知和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丁胜认为，一般情况下，从做药的角度来讲，一款药物是否能够广泛用于临床治疗需要经过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验证。但是，从对抗疫情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合理解决方案。哪种药物可以治疗新冠肺炎，只有临床上用了才知道效果。“当然，如涉及到药物更大范围内的普遍应用，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比如循证医学领域的RCT试验（随机对照试验），等有了相关的可行性数据才可以继续往下推进。”
与克力芝、双黄连口服液、阿比多尔等药物相比，瑞德西韦的路径一直都处于“循规蹈矩”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受制于种种标准和规范，后者只能淹没在一众“有效药物”中。
离4月27日瑞德西韦的试验终点还有一个多月，国内现有确诊的9000余名患者正在以每天近1000人的速度减少，海外的确诊患者数则在快速攀升，目前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0万。按照这个速度，若瑞德西韦最终能被证明“有效”，能等到它的中国患者将寥寥无几，而国外的疫情或将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正在进行的200多项临床试验，大部分可能会以一篇篇论文收尾。
（黎诗韵、马可欣对此文亦有贡献）
但现实是，大批的代购几乎买光了印度市面上的克力芝;在近乎黑市的交易环境下，一瓶克力芝可以炒到4000元;个别武汉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在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克力芝……
如果不是身在武漢，很多人对于求药者的疯狂都会难以理解。但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大大小小的医院病床被病人填满，输液、CT检测要排上十几个小时，家人或者朋友因为奇怪的肺炎相继去世，被隔离在家的人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自救，任何市面上声称“有效”的药物，对这些人都事关生死。体面和理智，是疫区内的人活下来之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
由于没有公认的特效药，像克力芝这样据说“有效”的药物抢购潮，在近两个月的疫情期间出现了数次。国家卫健委每一版的诊疗方案和媒体对于新冠肺炎药物的每一次声称“有效”的报道，都像是与死亡赛跑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克力芝之后，双黄连口服液、阿比朵尔等药物在通过各种渠道宣布“有效”后，都引起一波波民间抢药行动。尽管在临床层面，这些药的有效性遇到了专家的种种质疑。比如，根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团队的研究数据，克力芝并不具有改善患者症状（如体温恢复正常、感染后腹泻）和加快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效果;阿比多尔仅在“实验室环境”下显示有效，离人体应用还差得很远;双黄连口服液的“有效性”更是一夜之间出现巨大反转……
在对其他药物有效性的种种质疑中，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特效药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却遭遇了同期其他临床试验过多、病人样本数量不足的尴尬。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统计，截至3月11日晚，已经有380项针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临床试验已经或即将开展。这些实验包括健身气功养肺方、金银花口服液、八宝丹、太极拳等在内的治疗或康复方案。
水面上是各种“有效药”经由不同渠道发出，水面下是“人民的希望”进展艰难，中间则是寻找“神药”的患者。没有人知道哪款药是自己需要的，所有患者都在等待奇迹。
普通人拯救普通人
“求求你救救我们，我们一家三口都感染上了”、“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和老公在医院感染上了”、“我妈在重症病房，我老婆也快扛不住了”……1月28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向媒体表示艾滋病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以下简称“克力芝”）对自己“有效”后的第五天，大量的求药者找到了“松鼠”。
松鼠本人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平时，他的存在对于许多不了解艾滋病的人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现在，他成了某些新冠肺炎患者眼里最后的希望。
这些人找松鼠，是因为他在1月28日发布的一条微博。在微博中，松鼠表示募集到了来自全国各地HIV感染者捐助的40余盒克力芝，这些药品可以免费邮寄给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松鼠还提到“希望能借此举抵消一部分人对于HIV感染者的敌意和偏见”。微博一经发布，随即转发过万，找他寻求克力芝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克力芝是一种国家免费提供艾滋病患者、受到严格管控的专项处方药。由于其耐药屏障高、副作用和服用剂量大，在艾滋病群体中一直属于二线药物，只有当其他一线药物出现了耐药，艾滋病患者才会选择服用克力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克力芝的药物流通性一直不强，只有各个城市的疾控中心和抗病毒定点医院才会有少量储备。因为克力芝是国家免费药，采购成本较低，即使克力芝已过了药品专利期，国内的厂家也没有选择生产该药物的仿制药。
在产能不足、流通不畅而需求猛增的情况下，克力芝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
武汉市武昌区一位疾控中心医生向领药的艾滋病患者表示，“宣布克力芝有效的第二天，疾控中心就已经无药可领，所有的克力芝均被用于临床治疗。”
“每一个找过来的人情绪都很激动和恐慌。”松鼠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求药者身份各不相同，有为自己和同事求药的医生，有为患精神分裂症同时感染新冠肺炎的母亲求药的女儿，还有为爱人求药的丈夫……“最高峰时一天加微信能达到100人。”松鼠说。
对于如潮水般涌来的求药者，松鼠渐渐难以应付。为了让克力芝更快交到需要的人手里，松鼠针对每个求药者建立一个微信群，让群里医学相关专业的人帮忙看CT报告和血液检查报告，核实身份证信息。确认无误后，松鼠随即联系快递发送药品。但是，随着求药的人越来越多，松鼠早期募集而来的克力芝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为使克力芝不断供，松鼠联合几位HIV的病友开始紧急抢购印度克力芝的仿制药。
“当时印度的药店几乎是一天一个价，我们是分三批一共买到了428盒药，每一次订货的价格都不同，一直在涨。”松鼠说，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在印度买这个药，印度的克力芝几乎都被中国人买光了。其中，武汉的一个叫作“希望小组”的志愿者团队就在印度买了500多盒克力芝，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医疗人员。就这样，旺盛的需求拉高了印度药的价格，也让印度药房颇为强势。有一次松鼠刚刚付了药钱，印度药房就告诉他没货了，需要等。最后，辗转了几家药厂后，松鼠买到了428盒药。 正当松鼠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药却在海关卡住了。根据海关规定，对于印度克力芝的购买用途仅限于自用;如果大批量的购买，则需要提供受捐单位的接收函。由于事先没有想到这层，松鼠一时间没法拿到药监局的批文，被扣在海关的药只得原路退回印度。不过，幸运的是被退回的并不是全部的428盒，还有100盒经由中国香港顺利通关，之后被志愿者“人肉”背回。
松鼠说，一直以来，他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在患者求药、核实信息、发药的整个过程中，他都避免自己与求药的患者发生情感共鸣，因为这样对于解决问题并不能有什么帮助。但是，当得知328盒克力芝被退回的时候，松鼠一度感到很难过，在他看来，“多拿到一盒药说不定就可以多救到一个人。”
克力芝的另一面
因为赠药行为，松鼠成为了患者眼中的英雄，甚至有网友称其为现实版的“药神”。但查询国家药监局获批的药品信息，并没有批准任何仿制药，只有原研药是合法使用的。
在更大范围的艾滋病群体中，有人对于这种赠药行为并不赞同。
“从一开始，我就不太认可松鼠赠药的做法。”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的负责人白桦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松鼠收集的都是艾滋病患者因为换药而闲置下来的克力芝，但是这些克力芝对于疫情之中被隔离且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在松鼠赠药的行为被曝光后，很多艾滋病患者向他抱怨，“平时这些人都那么歧视艾滋病人，现在却求我们给药，凭什么？这些药也是我们的救命药。”
按照白桦的说法，受到疫情波及的除了新冠肺炎患者，还有大量被隔离在当地的艾滋病感染者，他们由于携带的药量不足，很有可能出现断药的情况。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来说，克力芝的有效性还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是，对于正在使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感染者来说，一旦断药情况将会变得很危险。
正常情况下，艾滋病感染者服药的药物依从性需要至少达到95%。这也就意味着，按照一个月30天来计算，艾滋病患者一个月的时间里能被允许断药的天数是1.5天。一旦断药的天数超过了1.5天，艾滋病患者就会产生耐药的风险。断药的天数越多，耐药的风险就会越大。
“耐药也就意味着患者对于该药物产生了抗药性。”白桦说，目前中国提供的免费艾滋病药物只有两线药物，克力芝由于耐药屏障高，属于第二线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因为拿不到药而出现了断药，继而对克力芝耐药，那将意味着他只能自费购买药价高昂的替代药品，甚至无药可用。另外，艾滋病患者耐药后，还会导致患者体内出现耐药艾滋病病毒。如果该患者与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就可能把这种耐药病毒传染给对方，那后果将会难以想象。
实际上，在“克力芝对于新冠肺炎患者有效”的消息传出后，也曾有大量的求药者找过白桦，很多医院也都在私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克力芝。不过，從始至终白桦只给过一位求药者一瓶克力芝。
这位求药者也来自武汉，他父亲感染新冠肺炎十天后，才得以在凌晨时分被收治到定点医院，常规的抗病毒药物对他父亲的症状毫无作用。在得知克力芝有效后，他曾找过医生，但是医生表示这个药在疾控中心才有，自己也无能为力。于是，这位求药者开始在网上疯了一般寻求了所有可能的途径，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他最终找到了白桦。
“为了能够拿到一瓶克力芝，他近乎绝望地在微信里向我哀求。如果我当时在他面前，他估计会直接跪下，这太疯狂了。”白桦说，一开始他并不愿意给药，因为这些药是留给被隔离在老家的艾滋病患者的，同样也是他们的救命药。
但是，在生死面前，没有人会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希望。求药者百般请求，表示一切后果自行承担，甚至承诺以后会积极帮助艾滋病患者。无可奈何之下，白桦将一瓶克力芝给到了其在北京的亲人，再经由这位中间人送到武汉。
“之所以会这么谨慎地给药，除了考虑到艾滋病患者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了解到正在服用克力芝的艾滋病患者，也出现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白桦说，因此，他对于克力芝的有效性产生了很大怀疑。就白桦所了解到的，在湖北地区就出现过三个这样的病患。
同时，武汉地区一位服用克力芝四年多的艾滋病患者张女士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她在1月25日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当天在医院做完CT检测、病原体检查、排除普通流感后，张女士被诊断为“高度疑似的病毒性肺炎”，发病症状与新冠肺炎基本相同。
《财经》记者还了解到，武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服用克力芝两天后，病情反而持续恶化，并被收治进ICU病房，最后抢救无效，于2月16日晚间去世。
一边是恐慌、混乱的求药者，另一边则是部分拿到克力芝却没有得到治愈的病患。被广为宣传的克力芝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神”，从临床实验数据看，克力芝的有效性也面临诸多疑问。
2月21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与免疫科团队在《中华传染病杂志》2020年0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阿比朵尔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效性研究》的论文。
论文内容显示，2020年1月20日至2月6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共收治262例新冠肺炎患者。该团队以其中134例（主要为普通型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又称”克力芝“）和阿比朵尔治疗效果。其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并不具有改善患者症状（如体温恢复正常、感染后腹泻）和加快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效果。同时，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有引发患者不良反应的可能（如轻度肾功能损伤和继发感染），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该论文作者也在文章中表示，研究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足，比如未每天采集咽拭子，未定量检测病原核酸，因而无法准确判断呼吸道标本的病原转阴时间和药物的抗病毒效果;且因为核酸在采样、转运等环节存在限制，核酸检测的灵敏度也存在一定不足。其次，尚未评估长期（如14天）的抗病毒效果。
作为第一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彬在3月7日接受专业刊物《呼吸界》的采访时提到，其亲自领导的抗艾滋病药物克力芝重症临床试验到3月初才全部完成，但该药物有效与否的结论却迟迟未披露。而在之前，克力芝已被“捧上神坛”。 “之所以会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绝大多数公众对于药物并不具备专业和全面的认识。”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主任丁胜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疫情药物的研发者就不能在只得出了部分研究成果的状况下，就早早地对外披露。一旦披露，各种信息就会在传播的过程中离真实认知越来越远。另外，各种“有效药”发布的过程中，需要由一个权威的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而不是“各家都说自家好”。
参与过印度克力芝抢购的松鼠透露，“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称克力芝对自己有效”的新闻发出之后，大批的药物代购就开始在印度抢购克力芝，几乎买光了印度市面上所有在售的克力芝;一位西北地区的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则向《财经》记者表示，在服用了连花清、奥司他韦无效后，他看到了王广发的新闻，并辗转找到了一位淘宝卖家，买到了克力芝。
随后，市场上各种来源的克力芝开始被兜售，20粒药售价2000元，一瓶药被炒到4000元（一瓶120粒，原价1500元）。
层出不穷的“有效药”
克力芝被一则新闻和众多的求药者簇拥着走上“神坛”后不久，神坛上迎来了更多的客人。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专报信息》披露，1月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了双黄连口服液在细胞水平的抗病毒活性测试。结果表明，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功能。次日晚间，此则专报内容经《新华视点》报道，《人民日报》、《京报网》等官方媒体纷纷转载。报道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攻关，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冠病毒。
随即，权威专家的声音和官方新闻的迅速跟进让民众的情绪再次升级，仅依靠“实验室数据”的新闻在民间迅速引爆，造成了又一次民间的恐慌性抢药。而事后，这些权威信息与临床上的药物有效性却大相径庭。
“当晚看到新闻后，我就立马联系我们当地的一家连锁药店的老板，要求订购800盒双黄连口服液。”宁夏吴忠市的一位社区志愿者赵翔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赵翔看来，如果当晚买不到，明早一起来肯定各个渠道都会断货。不过，购药者的人数和行动力还是超出了他的预估。由于大量的购药者涌入，药店老板承诺的800盒药量被一减再减，最终只答应给赵翔100盒双黄连口服液。
无独有偶，一位武汉隔离点的患者也同样表示，武汉地区的双黄连口服液几乎一夜售罄。之后，她又找到确诊病例较少的云南、新疆等地的朋友帮忙购药，结果各个地区都已经买不到双黄连口服液了。
市民恐慌性抢购一夜之后，2月1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再次发声：“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请勿抢购自行服用双黄连口服液”。此时，全国各大药店和线上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早已销售一空。
随后，抢购双黄连口服液的次生伤害出现。2月15日，鄭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披露，一位44岁、家住郑州中原区的女士，在2月14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回溯其行动轨迹，2月1日其居家未出门，隔日这名女士步行到一家药店购买双黄连口服液，2月3日-12日自述未外出，2月13日身体不适去往郑州市中心医院就诊，次日确诊。
“实际上，双黄连口服液所谓的‘有效’仅仅是在细胞实验层面的有效，离人体应用还差得非常远。”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教授对《财经》记者表示，人的体内环境相对于实验室环境要复杂得多，实验室里取得的效果还要经过临床试验，试验完了之后才能证明该药物用在病人身上是不是有效。
除了双黄连口服液，另一款入选到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的药物——阿比多尔的有效性也面临类似挑战。
阿比多尔一开始出现在同济医院于1月24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中。该指南显示，若患者有地方性流行病学史或其他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旅行史或接触动物流感病毒）时，经验疗法应包括奥司他韦或者阿比多尔。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武汉宣布根据初步测试，阿比多尔和达芦那韦两款药物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并建议纳入国家卫健委第六版诊疗指南。
就这样，相似的情况开始在民众中出现。
“武汉疫情暴发时，任何药物的新闻一出来，该药物就立马被抢购一空。”一位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属刘女士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她父亲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但是其被收治的定点医院此前是一家肛肠医院，没有阿比多尔的储备，无法按照国家诊疗方案进行治疗。
为了买到阿比多尔，刘女士几乎跑遍了武汉能够找到的所有药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最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刘女士才通过做药物销售的朋友找到阿比多尔。“但是，父亲在服药之后，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好转。”
据石药集团阿比多尔某省的一位销售负责人透露，阿比多尔被认定有效后，其所接到的订单量一天就达到了十几万盒，比疫情前的销售上涨了至少几十倍。武汉地区的订单量则更大，估计总的需求量在80万-100万盒。
随着阿比多尔的“意外走红”，来自专家层面的质疑也接踵而至。
按照李兰娟的实验数据，在体外细胞实验中，阿比多尔在10-30微摩尔浓度下，与药物未处理的对照组比较，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达到60倍，并且显著抑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达芦那韦在300微摩尔浓度下，能显著抑制病毒复制，与未用药物处理组比较，抑制效率达280倍。
李兰娟团队的研究成果依然是在实验室环境内得出，并没有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数据。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王俊则向媒体表示，阿比多尔10-30微摩尔的有效浓度在体内很难实现，且阿比多尔所作用的病毒蛋白只在流感病毒上存在，在新型冠状病毒上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有效浓度为300微摩尔的达芦那韦，病人或需服用上万片药物才有可能达到实验室水平的药效。
被淹没的“人民的希望”
随着“神坛”上的客人越来越多，一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新冠肺炎特效药、被称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在临床试验中却进展艰难。艰难的主要原因不是经费紧张或是工程复杂，而是“病人不够用了”。
瑞德西韦曾作为抗击埃博拉病毒药物而被研发，属于核苷酸类似物，它的作用靶点是病毒的RNA合成酶，对非典病毒（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MERS）在动物研究上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同时，瑞德西韦在细胞层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很好的抑制效果。但瑞德西韦在前期所完成的临床一期、二期试验，是针对埃博拉病毒的。因为疫情急迫，中国跳过针对新冠病毒的I期、II期临床试验，紧急启动了III期临床试验。
目前，瑞德西韦在国内正在进行的是针对新冠肺炎轻中症、重症的两项RCT试验（临床三期）。试验于2月3日正式启动，计划在4月27日结束。作为瑞德西韦临床试验负责人的曹彬曾表示，无论是SARS也好、MERS也好，至少在动物模型上，克力芝+干扰素方案的效果远远不如瑞德西韦。
不过，被寄予厚望的瑞德西韦处境却很艰难。2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称，瑞德西韦临床试验负责人曹彬表示该项目招募病人变难，不仅是因为病例数的减少，同时诸多没有太大希望的其他研究抢占了试验资源。吉利德科学病毒学副总裁Tomas Cihlar则在2月26日的一场线上论坛中透露，在中国针对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试验计划招募453人，目前实现的招募数约为三分之一。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统计，截至3月11日晚，有380项针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临床试验已经或即将开展。这些实验包括了健身气功养肺方、金银花口服液、八宝丹、太极拳等在内的治疗或康复方案。而在临床实验中，若以轻症患者作为临床研究对象，每个试验需要近1000例知情同意者参与;如果选择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理论上每个试验则至少需要800例重症患者参与。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目前380项临床试验同时开展，将至少会涉及到30400名患者。从中国目前还留存的确诊患者数量来看，这基本不可能实现。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很多药物会因为临床终点的设置或是各种其他原因，宣布药物有效或者无效。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协调临床资源，去给到希望较大的临床试验更多的帮助。”
丁胜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方案如果非要跟新冠肺炎联系起来，都可以笼统地讲得通。比如目前进行的干细胞（人间充质干细胞、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方案，这类特殊的干细胞治疗一般来讲指的是通过移植的短暂存留的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从而治疗炎症和炎症过激。所以，在疫情的关鍵时期，更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分清试验方案的轻重缓急，做出权衡。
事实上，除了干细胞治疗方案外，武汉人民医院一项名为“雾化吸入喜炎平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临床研究”中，喜炎平还曾多次被报道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事件，甚至被药监局提示严重过敏反应。目前，该临床研究纳入了238名患者进行对照试验，且喜炎平还被纳入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中。
与此同时，诸如太极拳、健身气功养肺方、推拿等在内的200多项临床试验或研究也在同步进行中。这就是瑞德西韦面临的尴尬——在众多竞争者中渐渐淹没。而被淹没的背后，则是整个循证医学系统的失声（编者注：循证医学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依据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证据是循证医学的基石）。
根据瑞德西韦公开招募病人的相关条件显示，受制于严格的循证医学标准，“参与试验的病人需要在筛查前30天内没有接受过任何新冠肺炎的实验性治疗”。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瑞德西韦过高的病人招募门槛，目前有相当大比例的确诊病人无法被瑞德西韦RCT试验所接受。再加之众多其他临床试验的加入，坚持循证医学标准的瑞德西韦试验样本量也被进一步消耗。
在接受《呼吸界》采访时曹彬曾表示，对任何一位医生来说，参加临床研究必须要做出“服从标准”的承诺和保证，这就限定了临床医生一些特别个性化的处方、处置，而医生的这些个性化的处方常常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100个患者中，只有1个病人有循证医学证据，那就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最后，经验的积累一定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没有证据，谈什么经验？”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除了循证医学在临床试验中面临的崩溃，医生在临床用药的“超标签使用”边界也在无限外延。
“在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临床的主治医生对于潜在可行药物的使用可以遵循‘超标签使用’或‘同情用药’的规范。”丁胜解释称，所谓“超标签使用”是指已经上市的药物，在其已经批准的适应症以外进行使用，如克力芝的应用;而“同情用药”则指的是未上市的药物，特殊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用于治疗，比如瑞德西韦在美国治愈新冠肺炎患者的案例。在疫情迫切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类解决方案小范围给药治疗，加速对病患的救治，并进一步认知和验证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丁胜认为，一般情况下，从做药的角度来讲，一款药物是否能够广泛用于临床治疗需要经过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验证。但是，从对抗疫情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合理解决方案。哪种药物可以治疗新冠肺炎，只有临床上用了才知道效果。“当然，如涉及到药物更大范围内的普遍应用，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比如循证医学领域的RCT试验（随机对照试验），等有了相关的可行性数据才可以继续往下推进。”
与克力芝、双黄连口服液、阿比多尔等药物相比，瑞德西韦的路径一直都处于“循规蹈矩”的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受制于种种标准和规范，后者只能淹没在一众“有效药物”中。
离4月27日瑞德西韦的试验终点还有一个多月，国内现有确诊的9000余名患者正在以每天近1000人的速度减少，海外的确诊患者数则在快速攀升，目前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0万。按照这个速度，若瑞德西韦最终能被证明“有效”，能等到它的中国患者将寥寥无几，而国外的疫情或将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正在进行的200多项临床试验，大部分可能会以一篇篇论文收尾。
（黎诗韵、马可欣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