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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于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来说,终生难忘。1月20日,像往常一样出门诊的他,却被一个他曾经努力救治过的患者砍伤,差点丢了性命。
如今,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出门诊、做科研、带研究生……但有所不同的是,他走在路上偶尔会被人认出来,并“受邀”合影。陶勇不希望太多人关注他的遭遇,因为在他眼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徘徊在生死边缘。
《目光》一书记录的并不是他平凡生活的点滴,而是更多地展现了他从医20年来,从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书本里吸收到的能量,关于善恶、生死、医患、人性、信仰……“给自己一个内省的机会,如果能给读者一点点有益的启发,那就更好了。”陶勇说。
如果说从医是陶勇从小的梦想,那么,当他进入医生这一“队列”后,浓厚的兴趣与职业的使命便是他将医学视为信仰的最好注释。
从江西一个小县城到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陶勇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等来到大学之后,他发现曾经中学时代的“光环”已经黯然失色,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多才多艺,他甚至有些自卑,第一学期的成绩也没有名列前茅。
“后来,我就慢慢地体悟,医学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地探索与总结。”在这样的心态下,陶勇发现枯燥的医学知识开始变得有趣,每个知识点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影响的,就像个庞大的宇宙。
五年的大学生活里,陶勇坚持不懈地学专业、搞科研,还发表了SCI论文。在毕业保送研究生时,北京医科大学97级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进入北大人民医院眼科。
之后,陶勇选择了眼科的一个冷门专业——葡萄膜炎。这种疾病病因复杂,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都可能是诱因,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患者也可能患上葡萄膜炎。“不管是用药还是手术,都需要医生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眼科专业范畴。”
从医这么多年,陶勇从未对任何病人轻视怠慢,“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投诉。我也从不接受协商调解,并不是我固执高傲,而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坚信这是我最好的方案,如果因为投诉而委曲求全的话,那将是对我的从医品格的侮辱”。
但却不成想,他尽最大努力保住部分视力的患者,拿起屠刀砍伤了他。“到底是什么,让他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置我于死地?”
“有人问我恨不恨他,我的回答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陶勇此前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在行医坐诊的同時,致力于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走下去。
然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像一阵飓风将他腾空卷起,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埋头行进中的自己。
“砍伤我的人,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陶勇不想将自己埋在仇恨里,“这并不是我善,而是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用他的恶,来恶自己。”
人性复杂,善恶或许只在一念之间,现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也不会那么低劣。
在陶勇看来,善与恶就是人性中的两面,像枚硬币,人生下来就具有这两种特质。善让我们去爱、去付出、去帮助、去成就;而恶让我们去恨、去嫉妒、去索取、去伤害。
相比其他的工作,陶勇认为,医生的价值感来得特别直接。一个病人在自己的手里康复,这种价值感比任何荣誉和金钱都更珍贵。医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选择,与患者联手打败病魔,这种价值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医生也没有所说的那么伟大,他们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为了背后的家人,为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医生这份职业却值得被尊重——医生自己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会让自己的从医之路更加坚定;外界对医生的尊重,会让医者之路更加宽广。”陶勇说,从医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热爱。
“我想通过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到生命的意义,让更多从医的或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陶勇始终相信,只要怀揣希望,死去的意志也会在心里复活。那些在人生路上遗失了的去爱、去感受的能力,可以用希望将它们一个个捡回来。无论你眼前是多么的黑暗,总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来,只是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
医院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人性的放大镜,这里有很多让人心痛难忍的悲剧,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谁能代替谁去承担病痛,在健康面前,所有的金钱名利、社会地位都要往后站。
“我淡然看待死亡,并不是我不怕死,而是我觉得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死亡本身。对死亡的过分恐惧,会让一个人在生死时刻乱了阵脚。”经历了这场重生,陶勇更觉得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建立在更完善的法律法则、更发达的医疗技术、更有人文气息的医疗环境之上。
而信任的背后是什么?是真诚、善良和爱。“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三项作为与他人相处的基石,那么整个世界都将被信任的温暖所萦绕。人人互信,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和伤害也将会大大地减少。”陶勇说。
采访中,陶勇向笔者勾勒了一幅未来医疗的理想化蓝图:首先,设立家庭医生;其次,加强医联体作用;再次,将治疗方法标准化;然后,研发可穿戴设备;最后,营造和谐的就医环境。
“我渴望有一天,这种理想化的医疗环境得以实现,患者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病人应该享有的温暖和福利,而医生也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与患者共克病痛。那时候,医患之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大大缓解。”陶勇说。
作家周国平在为《目光》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医学是陶勇的信仰,这信仰源自于爱:一是对科学和专业的爱,二是对众生和病人的爱。因为这两种爱,医学成了他挚爱的事业。而一个有真信仰、真爱、真事业的人,是世间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
“一个一心向医的顶尖医生被砍,被砍断的不仅仅是作为医生可以进行精密手术操作的手,更是这背后一个个带着希望在等待的家庭。”央视著名主持人倪萍认为《目光》这本书展示了一位心有大爱的白衣天使与厄运交战的无奈,也将以一字一句化作甘霖雨露,在苦难和绝望的沙漠里开出花来。
“他的眼里有光,是因为他的心中有最初的善良和正直,照亮那些有信仰的人。”倪萍这样评价陶勇。
如今,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出门诊、做科研、带研究生……但有所不同的是,他走在路上偶尔会被人认出来,并“受邀”合影。陶勇不希望太多人关注他的遭遇,因为在他眼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徘徊在生死边缘。
《目光》一书记录的并不是他平凡生活的点滴,而是更多地展现了他从医20年来,从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和朋友身上以及书本里吸收到的能量,关于善恶、生死、医患、人性、信仰……“给自己一个内省的机会,如果能给读者一点点有益的启发,那就更好了。”陶勇说。
1 从未轻视怠慢任何患者
如果说从医是陶勇从小的梦想,那么,当他进入医生这一“队列”后,浓厚的兴趣与职业的使命便是他将医学视为信仰的最好注释。
从江西一个小县城到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陶勇兴奋得几天都睡不着觉。等来到大学之后,他发现曾经中学时代的“光环”已经黯然失色,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多才多艺,他甚至有些自卑,第一学期的成绩也没有名列前茅。
“后来,我就慢慢地体悟,医学不能死记硬背,要不断地探索与总结。”在这样的心态下,陶勇发现枯燥的医学知识开始变得有趣,每个知识点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影响的,就像个庞大的宇宙。
五年的大学生活里,陶勇坚持不懈地学专业、搞科研,还发表了SCI论文。在毕业保送研究生时,北京医科大学97级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进入北大人民医院眼科。
之后,陶勇选择了眼科的一个冷门专业——葡萄膜炎。这种疾病病因复杂,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都可能是诱因,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患者也可能患上葡萄膜炎。“不管是用药还是手术,都需要医生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眼科专业范畴。”
从医这么多年,陶勇从未对任何病人轻视怠慢,“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任何投诉。我也从不接受协商调解,并不是我固执高傲,而是我自认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坚信这是我最好的方案,如果因为投诉而委曲求全的话,那将是对我的从医品格的侮辱”。
但却不成想,他尽最大努力保住部分视力的患者,拿起屠刀砍伤了他。“到底是什么,让他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非要置我于死地?”
2 从医是一种使命和热爱
“有人问我恨不恨他,我的回答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陶勇此前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在行医坐诊的同時,致力于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路踏实地走下去。
然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像一阵飓风将他腾空卷起,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埋头行进中的自己。
“砍伤我的人,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扭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陶勇不想将自己埋在仇恨里,“这并不是我善,而是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用他的恶,来恶自己。”
人性复杂,善恶或许只在一念之间,现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理想,但也不会那么低劣。
在陶勇看来,善与恶就是人性中的两面,像枚硬币,人生下来就具有这两种特质。善让我们去爱、去付出、去帮助、去成就;而恶让我们去恨、去嫉妒、去索取、去伤害。
相比其他的工作,陶勇认为,医生的价值感来得特别直接。一个病人在自己的手里康复,这种价值感比任何荣誉和金钱都更珍贵。医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选择,与患者联手打败病魔,这种价值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医生也没有所说的那么伟大,他们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为了背后的家人,为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医生这份职业却值得被尊重——医生自己对这份职业的尊重会让自己的从医之路更加坚定;外界对医生的尊重,会让医者之路更加宽广。”陶勇说,从医不仅仅是一份谋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热爱。
“我想通过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性的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到生命的意义,让更多从医的或打算从医的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陶勇始终相信,只要怀揣希望,死去的意志也会在心里复活。那些在人生路上遗失了的去爱、去感受的能力,可以用希望将它们一个个捡回来。无论你眼前是多么的黑暗,总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来,只是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
3 勾勒未来医疗大蓝图
医院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人性的放大镜,这里有很多让人心痛难忍的悲剧,也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谁能代替谁去承担病痛,在健康面前,所有的金钱名利、社会地位都要往后站。
“我淡然看待死亡,并不是我不怕死,而是我觉得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死亡本身。对死亡的过分恐惧,会让一个人在生死时刻乱了阵脚。”经历了这场重生,陶勇更觉得医患之间的信任,需要建立在更完善的法律法则、更发达的医疗技术、更有人文气息的医疗环境之上。
而信任的背后是什么?是真诚、善良和爱。“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这三项作为与他人相处的基石,那么整个世界都将被信任的温暖所萦绕。人人互信,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和伤害也将会大大地减少。”陶勇说。
采访中,陶勇向笔者勾勒了一幅未来医疗的理想化蓝图:首先,设立家庭医生;其次,加强医联体作用;再次,将治疗方法标准化;然后,研发可穿戴设备;最后,营造和谐的就医环境。
“我渴望有一天,这种理想化的医疗环境得以实现,患者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病人应该享有的温暖和福利,而医生也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与患者共克病痛。那时候,医患之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大大缓解。”陶勇说。
作家周国平在为《目光》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医学是陶勇的信仰,这信仰源自于爱:一是对科学和专业的爱,二是对众生和病人的爱。因为这两种爱,医学成了他挚爱的事业。而一个有真信仰、真爱、真事业的人,是世间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
“一个一心向医的顶尖医生被砍,被砍断的不仅仅是作为医生可以进行精密手术操作的手,更是这背后一个个带着希望在等待的家庭。”央视著名主持人倪萍认为《目光》这本书展示了一位心有大爱的白衣天使与厄运交战的无奈,也将以一字一句化作甘霖雨露,在苦难和绝望的沙漠里开出花来。
“他的眼里有光,是因为他的心中有最初的善良和正直,照亮那些有信仰的人。”倪萍这样评价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