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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家越来越感到，要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就得把语文课上成扎扎实实的语言训练课。然而认识到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实到课堂上又是一回事。上学期，我听了80多节语文课，深感一些老师虽然也想加强语言训练，但却举步维艰，舒展不开手脚。这主要表现在：
一、 学生读书走过场。
众所周知，阅读教学应以训练读为主。不少老师虽然也想加强读的训练，但总感到时间紧，不敢把大块的时间放给学生练习读书。即使提出了读书的要求，也往往是走过场。有一位老师要求学生默读课文，然后说说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学生才读了一两节，教师便让学生打住，并举手回答问题。还有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就是要求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名曰训练速读，实际上是怕学生仔细读书“耽搁”时间。
二、 语言训练无过程。
不少老师进行语言训练有要求，无过程，提出要求后就让学生马上“反馈”，不少学生感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有一位老师教学《赤壁之战》一课，要求学生复述赤壁之战的经过，不待学生准备就喊学生站起来讲。学生没有经过充分的练习，所以复述得结结巴巴、丢三落四。
三、 后进学生被遗忘。
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被频频喊起来回答问题，而一些后进学生却成了被遗忘的人。即使是他们频频举手，老师也视而不见。主要是害怕他们回答问题磕磕巴巴，“浪费”时间。
四、 课内作业挤课外。
有的老师备课时安排了课内练习，但由于课文讲不完，往往是打了下课铃之后，匆匆挂上写有作业题的小黑板，让学生课外去完成。
语文课上为什么语言训练举步维艰呢？原因很清楚，就是繁琐分析的路没有堵住。由于教者还要保持原有的繁琐分析的教学框架，所以虽然也让学生练，但顾虑课文讲不完，只好不顾实效，匆匆走过场。
繁琐分析的路为什么没有被堵住呢？我以为是习惯的力量使然。这正像哥德所说的那样，“由于习惯的力量，我们总要看一眼已经停了摆的钟，似乎它还在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今天习惯的以分析课文内容为主线的教学方法由来已久，乃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红领巾教学法”。那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语文教学法，有些机械照搬的倾向。在阅读教学中，比较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学，比较强调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的分析，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为宗旨是大相径庭的。尤其是在教学方法的应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主义，不论教什么课文，都要按照“启发谈话、范读课文、读后谈话、逐段分析、编写段意、复习阅读、复述课文、结束谈话”的固定模式进行；而所谓的阅读分析又大都是采用谈话法。四十多年来，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改革，但从实质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就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沿袭下来，老教师这么教，新教师也跟着这么教，大家都这么教。于是习惯成自然，即使这习惯有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怀疑它。记得清代有个叫刘蓉的，他写过一篇《习惯说》。这篇文章是说，他的书斋里有个洼坑，每当他绕室散步踩到洼坑时便被绊了一下。时间久了，便渐渐地适应下来，即使踩到洼坑上，也是如履平地一般。后来，他的书童将洼坑填平，他再踩在那个地方，反倒觉得地上隆起了一个小土包。其实哪里有什么小土包，低头一看，平平的，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走在上面还是有这么一种感觉。直到时间久了，他渐渐地适应下来，这种感觉才消失。
你看，习惯对人的影响大不大！一个人习惯一旦形成，要想改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习惯是不好的习惯，也会积非成是，难以革除。正如刘蓉所感叹的那样：“习之中人，甚矣哉！”
此外，因循旧习总要比探索新路容易得多。按习惯的法子教，轻车熟路，又有许多现成的《参考教案》可资借鉴，既方便又省事。按照改革的精神上，需要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想这也是教学改革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革除旧的积习十分不易，不是说我们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慢慢来，而是说我们要有使命感，要认识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和教学改革的艰巨性，从而以更大的决心与旧的习惯势力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要坚定革除旧积习的决心，就得认识旧积习的弊端。语文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要形成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就必须带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舍此别无他途。既然那种繁琐分析的方法无益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我们为什么还不摒弃它？明明知道这样做是缘木求鱼，我们为什么还不另辟蹊径？
要把教学重点从理解内容转移到语言训练方面来，是教学观念的根本改变。决不是在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所能奏效的，而是要改弦更张，从根本上改革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学方法。上这种课，教师要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课内要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读书时间，教师不光要提出语言训练的要求，还要指导学生动口、动脑、动笔，亲身经历训练的过程；课堂作业就应当在课堂上完成，而不应挤到课外去做，徒然加重学生的负担；语言训练的面要广，要让全体学生参与语言训练，尤其是学习基础较差的后进生，更要给他们吃一点“偏饭”。
俗话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节课40分钟是个常数。教师仍要按照原来习惯的路数一节一节地讲下去，问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去组织语言训练呢？所以我认为，堵不住繁琐分析的路，就迈不开语言训练的步。
（原载于《江苏教育》1994年第4期）
一、 学生读书走过场。
众所周知，阅读教学应以训练读为主。不少老师虽然也想加强读的训练，但总感到时间紧，不敢把大块的时间放给学生练习读书。即使提出了读书的要求，也往往是走过场。有一位老师要求学生默读课文，然后说说这篇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学生才读了一两节，教师便让学生打住，并举手回答问题。还有一个比较普通的现象，就是要求学生快速浏览课文，名曰训练速读，实际上是怕学生仔细读书“耽搁”时间。
二、 语言训练无过程。
不少老师进行语言训练有要求，无过程，提出要求后就让学生马上“反馈”，不少学生感到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有一位老师教学《赤壁之战》一课，要求学生复述赤壁之战的经过，不待学生准备就喊学生站起来讲。学生没有经过充分的练习，所以复述得结结巴巴、丢三落四。
三、 后进学生被遗忘。
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被频频喊起来回答问题，而一些后进学生却成了被遗忘的人。即使是他们频频举手，老师也视而不见。主要是害怕他们回答问题磕磕巴巴，“浪费”时间。
四、 课内作业挤课外。
有的老师备课时安排了课内练习，但由于课文讲不完，往往是打了下课铃之后，匆匆挂上写有作业题的小黑板，让学生课外去完成。
语文课上为什么语言训练举步维艰呢？原因很清楚，就是繁琐分析的路没有堵住。由于教者还要保持原有的繁琐分析的教学框架，所以虽然也让学生练，但顾虑课文讲不完，只好不顾实效，匆匆走过场。
繁琐分析的路为什么没有被堵住呢？我以为是习惯的力量使然。这正像哥德所说的那样，“由于习惯的力量，我们总要看一眼已经停了摆的钟，似乎它还在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今天习惯的以分析课文内容为主线的教学方法由来已久，乃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红领巾教学法”。那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语文教学法，有些机械照搬的倾向。在阅读教学中，比较重视文学作品的教学，比较强调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的分析，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这与我们今天的语文课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为宗旨是大相径庭的。尤其是在教学方法的应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形式主义，不论教什么课文，都要按照“启发谈话、范读课文、读后谈话、逐段分析、编写段意、复习阅读、复述课文、结束谈话”的固定模式进行；而所谓的阅读分析又大都是采用谈话法。四十多年来，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这样那样的改革，但从实质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就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沿袭下来，老教师这么教，新教师也跟着这么教，大家都这么教。于是习惯成自然，即使这习惯有问题，也很少有人去怀疑它。记得清代有个叫刘蓉的，他写过一篇《习惯说》。这篇文章是说，他的书斋里有个洼坑，每当他绕室散步踩到洼坑时便被绊了一下。时间久了，便渐渐地适应下来，即使踩到洼坑上，也是如履平地一般。后来，他的书童将洼坑填平，他再踩在那个地方，反倒觉得地上隆起了一个小土包。其实哪里有什么小土包，低头一看，平平的，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走在上面还是有这么一种感觉。直到时间久了，他渐渐地适应下来，这种感觉才消失。
你看，习惯对人的影响大不大！一个人习惯一旦形成，要想改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习惯是不好的习惯，也会积非成是，难以革除。正如刘蓉所感叹的那样：“习之中人，甚矣哉！”
此外，因循旧习总要比探索新路容易得多。按习惯的法子教，轻车熟路，又有许多现成的《参考教案》可资借鉴，既方便又省事。按照改革的精神上，需要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想这也是教学改革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革除旧的积习十分不易，不是说我们的语文教学改革可以慢慢来，而是说我们要有使命感，要认识到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和教学改革的艰巨性，从而以更大的决心与旧的习惯势力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要坚定革除旧积习的决心，就得认识旧积习的弊端。语文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要形成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就必须带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舍此别无他途。既然那种繁琐分析的方法无益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我们为什么还不摒弃它？明明知道这样做是缘木求鱼，我们为什么还不另辟蹊径？
要把教学重点从理解内容转移到语言训练方面来，是教学观念的根本改变。决不是在原有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所能奏效的，而是要改弦更张，从根本上改革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学方法。上这种课，教师要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课内要给学生留有充足的读书时间，教师不光要提出语言训练的要求，还要指导学生动口、动脑、动笔，亲身经历训练的过程；课堂作业就应当在课堂上完成，而不应挤到课外去做，徒然加重学生的负担；语言训练的面要广，要让全体学生参与语言训练，尤其是学习基础较差的后进生，更要给他们吃一点“偏饭”。
俗话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节课40分钟是个常数。教师仍要按照原来习惯的路数一节一节地讲下去，问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去组织语言训练呢？所以我认为，堵不住繁琐分析的路，就迈不开语言训练的步。
（原载于《江苏教育》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