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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О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语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邀请本校九位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共同赏读、评议他们从三十多万份参加第十五届“新世纪杯”作文大赛的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十二篇。这是本届大赛特等奖作文的候选篇目。被邀请者觉得这既是应尽的义务，也是了解中学生实际，从中有所吸收的机会，其中六人调整日程如约赴会，三人送来书面意见。
乍暖还寒时节，春雨潇潇，如同元代诗人李裕的诗句描述的：楼阁参差细雨，帘笼料峭轻寒。六人以及东道主虽然都在一个单位，平日见面机会却是不多，忙里偷闲，放下各自手头事务，相聚在一起，还来不及互相交流近况，主持人就开门见山，让大家发表对各篇作文的看法。有一人问：能不能先说说你们比赛主办者的倾向？主持人说，编辑部这一个月都在加班加点看作文，我们是有倾向，但是不要影响各位，今晚就是听你们的意见，最后只是以你们的投票来决定。我非常赞成、或者说非常赞赏主持人的表态，评奖公正才有公信力，做到公正的条件之一是主办者不要把非文学因素施加到作文评奖中，而是让评委会真正独立地做判断。
不过，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不一样，评奖的主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九个评委拿出九个特等奖篇目提名，那也不能说有多么不正常。所以，又有人问，那么，你们主办作文赛想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作文，你们认为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合理、很重要的问题。主持人以前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他们提倡的是“说真话、有意思”的作文。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却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一种作文赛并不能覆盖全部作文教学的内容，中小学作文教学，不应该只是设定单一的目标，而需要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写作训练，多种文体、多种风格都需要练习。主持人说的“说真话不说套话”，当然很对。但是，应用文写作往往有严格的格式，既有格式就难免会要求说“套话”，偏离这个“套”还不行。我们看钱钟书书信手迹，不少是写在八行信笺上。据杨绛说，钱钟书写应酬的书信，不需要打草稿，提笔一口气写出来，最后一句正好是第八行的下半。那是他父亲钱基博对他从小训练出来的，钱钟书为此脑壳挨了不少“爆栗子”。钱基博的这种作文训练，收效很是不错，这类传统写作训练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以为，作文教学，应用文，书信、报告、演讲词……都是应有的内容。但是，一种作文赛，比如我们《语文教学与研究》主办的作文赛，不必求全，而要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听了主持人的说明，结合这一次看参赛作品的感想，我觉得大家挑选出来的十二篇作文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写身边事，传真性情，说明白话，有学生味。这也正是我们作文赛要倡导的吧。
到场的评委有备而来，他们事先仔细阅读了十二篇作文，他们对“新世纪杯”作文赛已经形成的传统和主持人的表述很是认同。这几位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长者，手捧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的流溢生气的文字，带着油然生出的愉悦之情，纷纷各道感受，其间还有抛去客套的热烈的争论。事实上，到场的六位评委，未到场的三位评委，并不是提出九种篇目，而是不约而同集中在于玥祺的《双眼皮》和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两篇上。这就应了一句古话——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作文赛的评奖还是有很强的客观性的。
先发言的几位选中的是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我本来也看好这一篇。我觉得，一般来说，爸爸妈妈多半喜欢听话的孩子，爷爷奶奶却往往宠爱小调皮。人年纪大了，特别珍爱天真和童趣。我把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与仲宇的《罚站》归为一类，只是后者调皮得更出格一些。不少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舞蹈，孩子们则苦不堪言，究其缘故，是大人注重了艺中之技而忽略了艺中之趣。趣是艺术的灵魂，缺少了趣，技术再高只是一个“匠”。演刘备的小孩，给自己、给同伴、给老师和家长，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乐趣！谁看这篇能忍住不笑呢？至于仲宇的《罚站》的主人公，看漫画看得如此入迷，被赶出教室还在笑。幽默感是很可贵的心理能力、心理品质，我以为，这个小孩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位艺术家。
于玥祺的《双眼皮》、游梦娜的《帽子》、张璐的《吃醋的样子》也可以归为一类，都是写亲情。前些年作文写亲情，出现很多煽情之作，大抵是虚构出天灾、人祸做背景。这三篇写的是极为平凡的日常细事，这反映出近几年中学生作文可喜的变化。这样做的前提，是小作者们善于倾听，用眼睛、用耳朵，用全身心，关切自己的长辈。不善于倾听，怎么能从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感受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喜怒哀乐、担心和期望呢？这些作文背后，是孩子们的孝心、爱心。写平凡的细事而要打动人，比虚构洪水、车祸、癌症面前亲人的相互支持要困难很多。于玥祺的《双眼皮》之更胜一筹，在于看似不经意的细微末节，比如，写到奶奶用小拇指的指甲盖刮眼皮的感觉，“粗糙的指肚碰到我的睫毛”的感觉。游梦娜的《帽子》里有想象，想象回城之时没有听到的戴着草帽送她到村口的爷爷的叹息声，没有看到爷爷流下的眼泪。发生这样想象的动力，是对于爷爷的深爱。张璐的《吃醋的样子》构思是很独到的，就是少了触动读者心弦的细节。
于玥祺的《双眼皮》和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都比较短，也都有层次感，文章有自然的而不是造作的波澜。邓斯颢的《脸为什么这样红》写今天的孩子对父辈往日艰辛的了解，立意非常之好，内容也真实可信，只是几个部分大体是平列的，因而也就平淡了一点。
高禹的《喜欢臭美的人》和李佳明的《走错门》其实也是写亲情的，前一篇写母子情，后一篇写师生情。前者似贬实褒，一路铺叙，写妈妈爱臭美，最后陡然一转，因为有了儿子，妈妈没有心思打扮自己了。后者以自己的慌乱窘迫衬出老师的和蔼耐心，不过，在全班学生“不屑”中细讲第一道题，临时让一个走错门的学生当组长，未免写过头了，反而有些失真。朱璇的《和为贵》讲说故事中插进两段闲笔：月光下的桃树和清风里的蝉鸣，显出作者的从容。英涵雯的《王婆卖瓜》化嘲讽的成语为正面的故事，大瓜小瓜的比喻，反映民间智慧。这几篇作者审题时，都能避开熟套，另辟思路，颇为可喜。
其他的几篇，各自扣住题目，李欣乐的《给英语降温》接触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把住妈妈这个具体角度切入，可是写起来单向发力，太平直了。梁钰婧的《致郭敬明》假设极不相同的人来评价，把这个有争议人物，放在棱镜下审视，但全篇缺少警策之言。应对不同类型的题目，宜乎运用不同的写作策略，要用心追求一点新意。
在议论中，有评委提到有的作文用词造句的毛病。这是作文教学中要处理的最常见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题。学生作文，语句有毛病是正常的，作文教学的一大任务，就是教学生逐渐做到文从字顺，对此不应该有疑义。但是有两点需要讨论，一是如何做到通顺规范而又保持少年儿童的口吻，不强迫孩子模仿大人说话。二是，尊重语言既有的规范习惯又鼓励大胆创新，新的词汇、新的句式刚出现，总是要突破原来的框框。对于语句毛病明显，作文新意突出的，尤其要热情鼓励，耐心诱导，避免失之严厉的指责。袁宏道给他的弟弟袁小修的诗集作的序里说过，小修的诗“有佳处亦有疵处”，他“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我们做老师的，做评委的，是喜欢粉饰蹈袭的“佳处”，还是喜欢本色独造的“疵处”呢？也许有人会说，无疵岂不更好？天下多的是无疵的平庸之作，可是很难找到无疵的绝妙之文。文贵独创，独创难免有疵，或必定被部分人认为有疵。
我们的聚会要结束了，绵绵春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归途上，淅淅沥沥的雨声里，仿佛听得见校园中树木花草伸枝展叶，明日放晴，必是一番万紫千红的景象。
2014年5月4日于桂子山北区寓所
王先霈，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
乍暖还寒时节，春雨潇潇，如同元代诗人李裕的诗句描述的：楼阁参差细雨，帘笼料峭轻寒。六人以及东道主虽然都在一个单位，平日见面机会却是不多，忙里偷闲，放下各自手头事务，相聚在一起，还来不及互相交流近况，主持人就开门见山，让大家发表对各篇作文的看法。有一人问：能不能先说说你们比赛主办者的倾向？主持人说，编辑部这一个月都在加班加点看作文，我们是有倾向，但是不要影响各位，今晚就是听你们的意见，最后只是以你们的投票来决定。我非常赞成、或者说非常赞赏主持人的表态，评奖公正才有公信力，做到公正的条件之一是主办者不要把非文学因素施加到作文评奖中，而是让评委会真正独立地做判断。
不过，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不一样，评奖的主观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九个评委拿出九个特等奖篇目提名，那也不能说有多么不正常。所以，又有人问，那么，你们主办作文赛想倡导的是什么样的作文，你们认为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合理、很重要的问题。主持人以前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他们提倡的是“说真话、有意思”的作文。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却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一种作文赛并不能覆盖全部作文教学的内容，中小学作文教学，不应该只是设定单一的目标，而需要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写作训练，多种文体、多种风格都需要练习。主持人说的“说真话不说套话”，当然很对。但是，应用文写作往往有严格的格式，既有格式就难免会要求说“套话”，偏离这个“套”还不行。我们看钱钟书书信手迹，不少是写在八行信笺上。据杨绛说，钱钟书写应酬的书信，不需要打草稿，提笔一口气写出来，最后一句正好是第八行的下半。那是他父亲钱基博对他从小训练出来的，钱钟书为此脑壳挨了不少“爆栗子”。钱基博的这种作文训练，收效很是不错，这类传统写作训练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我以为，作文教学，应用文，书信、报告、演讲词……都是应有的内容。但是，一种作文赛，比如我们《语文教学与研究》主办的作文赛，不必求全，而要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听了主持人的说明，结合这一次看参赛作品的感想，我觉得大家挑选出来的十二篇作文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写身边事，传真性情，说明白话，有学生味。这也正是我们作文赛要倡导的吧。
到场的评委有备而来，他们事先仔细阅读了十二篇作文，他们对“新世纪杯”作文赛已经形成的传统和主持人的表述很是认同。这几位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长者，手捧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的流溢生气的文字，带着油然生出的愉悦之情，纷纷各道感受，其间还有抛去客套的热烈的争论。事实上，到场的六位评委，未到场的三位评委，并不是提出九种篇目，而是不约而同集中在于玥祺的《双眼皮》和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两篇上。这就应了一句古话——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作文赛的评奖还是有很强的客观性的。
先发言的几位选中的是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我本来也看好这一篇。我觉得，一般来说，爸爸妈妈多半喜欢听话的孩子，爷爷奶奶却往往宠爱小调皮。人年纪大了，特别珍爱天真和童趣。我把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与仲宇的《罚站》归为一类，只是后者调皮得更出格一些。不少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学舞蹈，孩子们则苦不堪言，究其缘故，是大人注重了艺中之技而忽略了艺中之趣。趣是艺术的灵魂，缺少了趣，技术再高只是一个“匠”。演刘备的小孩，给自己、给同伴、给老师和家长，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乐趣！谁看这篇能忍住不笑呢？至于仲宇的《罚站》的主人公，看漫画看得如此入迷，被赶出教室还在笑。幽默感是很可贵的心理能力、心理品质，我以为，这个小孩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位艺术家。
于玥祺的《双眼皮》、游梦娜的《帽子》、张璐的《吃醋的样子》也可以归为一类，都是写亲情。前些年作文写亲情，出现很多煽情之作，大抵是虚构出天灾、人祸做背景。这三篇写的是极为平凡的日常细事，这反映出近几年中学生作文可喜的变化。这样做的前提，是小作者们善于倾听，用眼睛、用耳朵，用全身心，关切自己的长辈。不善于倾听，怎么能从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感受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喜怒哀乐、担心和期望呢？这些作文背后，是孩子们的孝心、爱心。写平凡的细事而要打动人，比虚构洪水、车祸、癌症面前亲人的相互支持要困难很多。于玥祺的《双眼皮》之更胜一筹，在于看似不经意的细微末节，比如，写到奶奶用小拇指的指甲盖刮眼皮的感觉，“粗糙的指肚碰到我的睫毛”的感觉。游梦娜的《帽子》里有想象，想象回城之时没有听到的戴着草帽送她到村口的爷爷的叹息声，没有看到爷爷流下的眼泪。发生这样想象的动力，是对于爷爷的深爱。张璐的《吃醋的样子》构思是很独到的，就是少了触动读者心弦的细节。
于玥祺的《双眼皮》和杨卓凡的《第一次登台》都比较短，也都有层次感，文章有自然的而不是造作的波澜。邓斯颢的《脸为什么这样红》写今天的孩子对父辈往日艰辛的了解，立意非常之好，内容也真实可信，只是几个部分大体是平列的，因而也就平淡了一点。
高禹的《喜欢臭美的人》和李佳明的《走错门》其实也是写亲情的，前一篇写母子情，后一篇写师生情。前者似贬实褒，一路铺叙，写妈妈爱臭美，最后陡然一转，因为有了儿子，妈妈没有心思打扮自己了。后者以自己的慌乱窘迫衬出老师的和蔼耐心，不过，在全班学生“不屑”中细讲第一道题，临时让一个走错门的学生当组长，未免写过头了，反而有些失真。朱璇的《和为贵》讲说故事中插进两段闲笔：月光下的桃树和清风里的蝉鸣，显出作者的从容。英涵雯的《王婆卖瓜》化嘲讽的成语为正面的故事，大瓜小瓜的比喻，反映民间智慧。这几篇作者审题时，都能避开熟套，另辟思路，颇为可喜。
其他的几篇，各自扣住题目，李欣乐的《给英语降温》接触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把住妈妈这个具体角度切入，可是写起来单向发力，太平直了。梁钰婧的《致郭敬明》假设极不相同的人来评价，把这个有争议人物，放在棱镜下审视，但全篇缺少警策之言。应对不同类型的题目，宜乎运用不同的写作策略，要用心追求一点新意。
在议论中，有评委提到有的作文用词造句的毛病。这是作文教学中要处理的最常见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题。学生作文，语句有毛病是正常的，作文教学的一大任务，就是教学生逐渐做到文从字顺，对此不应该有疑义。但是有两点需要讨论，一是如何做到通顺规范而又保持少年儿童的口吻，不强迫孩子模仿大人说话。二是，尊重语言既有的规范习惯又鼓励大胆创新，新的词汇、新的句式刚出现，总是要突破原来的框框。对于语句毛病明显，作文新意突出的，尤其要热情鼓励，耐心诱导，避免失之严厉的指责。袁宏道给他的弟弟袁小修的诗集作的序里说过，小修的诗“有佳处亦有疵处”，他“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我们做老师的，做评委的，是喜欢粉饰蹈袭的“佳处”，还是喜欢本色独造的“疵处”呢？也许有人会说，无疵岂不更好？天下多的是无疵的平庸之作，可是很难找到无疵的绝妙之文。文贵独创，独创难免有疵，或必定被部分人认为有疵。
我们的聚会要结束了，绵绵春雨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归途上，淅淅沥沥的雨声里，仿佛听得见校园中树木花草伸枝展叶，明日放晴，必是一番万紫千红的景象。
2014年5月4日于桂子山北区寓所
王先霈，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