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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斯·韦伯作为近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毕生都在研究理性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儒教与道教》就是这类范畴的作品。本文将从《儒教与道教》本书入手，通过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对比，探究《儒教与道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并对韦伯宗教观进行研究。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宗教社会学
一、 韦伯关注的核心问题
马克斯·韦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这样的两个疑问展开的，其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究竟在哪？”另一个是“为什么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主义文化仅仅只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不能产生西欧式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构成了著名的“韦伯问题”的主要内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点是解决回答了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可以产生于西欧，《儒教与道教》则尝试找到东方，尤其是中国，不能萌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二、 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要求
从成书时间上来看，《儒教与道教》要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晚十年左右，而作者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些思考和结论，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儒教与道教》的形成。在作者看来，只有类似于清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才有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理性”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特点，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也可以看做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是从理性主义对待生活的态度中演化出来的。在西欧，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是通过新教实现的。新教的核心是天职观、预定论和禁欲主义。天职观和预定论塑造了新教的职业观，将世俗的职业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从此，职业不再仅限于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和获得拯救解脱的主要依据。而禁欲主义则将欲望彻底从金钱的狂热里剔除出去，将理性主义带了进来，从而使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模式成为可能。
三、 古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萌芽的伦理基础
韦伯并不认为只有新教可以带来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与新教类似的伦理精神的支撑才可以。在这样的伦理模式中，对资本的渴望、职业的神圣性和理性主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当韦伯在分析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基础的儒教和道教（尤其是儒家）时，却发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伦理基础。
（一） 对资本的渴望
无论是基于欲望还是其他，只有追逐资本时，资本主义才能发展。而在儒家伦理中，却处处存在着轻视经济的因素。在韦伯看来，孔夫子把利欲视作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虽然在正统的文献中，经济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对逐利行为却采取了一种十分保守的态度。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把君子作为人生的模板，作为文人追求的最高的境界。而君子往往都是不为名利所动的，当君子的理想与逐利的现实相遇的时候，逐利也只能让位于理想。此外，韦伯在书中写到，“最重要的还是，任何官僚制都不言自明的厌恶自由交换引起的纯粹经济上急剧的两极分化。这个世界帝国在经济上变得自给自足了，社会构成也同质化了。”追求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不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人，采取了抑制的措施。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压，使得儒家经典对于逐利最后的一点保障也被打破了，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个基础——对资本的渴望消失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里。
（二） 职业的神圣性
在韦伯的观念里，保证职业的神圣性是给予职业（尤其是商业）合法性保证的最重要途径，而职业神圣性的最主要来源便是宗教。在新教中，职业的神圣性是通过天职观念，将职业本身与上帝的救赎联系起来来实现的。而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和和平主义特点。首先，韦伯认为，中国的宗教，不管是巫术性的还是国家主持的祭奠，关注的都是今世的此岸世界，而正统的儒教中国人所祈求的，也往往是健康、财富或者长寿等此世的目的。中国的传统也没有拯救的概念，“儒教徒”并不想以今生为代价来换取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的拯救，似乎中国儒教徒的所有兴趣聚焦在了现实世界。儒家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教义要求儒家的信仰者保持冷静沉着、风度大方的君子形象，压抑一切不必要的热情。
（三） 理性主义精神
此外，在韦伯看来，孔子把信仰放在了很高的位置，甚至超过了民生的关怀。而皇权是首要的、需要捍卫的信仰，它是通过至高无上的宗教仪式神圣化的结构。皇权的地位也是基于他作为上天的全权代表所具有的神，主流宗教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首先保证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这种宗教信仰的神性的特质符合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在这里，天然的灾祸所带来的，最多只能是个别官吏或者皇帝神圣的合法性的无效，而不会造成整个统治基础的冲击。在这里，统治阶层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超世的力量之间便产生了完美的适应，也就不存在西方那样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紧张对峙。
这种中西方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中国无法实现像新教那样，将职业建立在上帝的荣耀之下，以拯救为条件来换取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教徒类似于“工作狂”的工作热情。同样，也因为宗教为权力服务的特点，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利用宗教神圣性来反抗世俗权力束缚的情况。
四、 小结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萌生的基础，同时将新教伦理作为一个模版来解决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精神萌芽的问题。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用相同的标准衡量作为中国伦理基础的儒家思想，通过与新教伦理的对比，从对资本的渴望、职业的神圣性和理性主义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出了解答。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1.
[2]马克斯·韦伯.儒教與道教[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3]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5.
作者简介：
白朝阳，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宗教社会学
一、 韦伯关注的核心问题
马克斯·韦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这样的两个疑问展开的，其一是“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未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究竟在哪？”另一个是“为什么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特殊的理性主义文化仅仅只在西方发生特别是在西欧发生？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不能产生西欧式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这两个问题加起来，就构成了著名的“韦伯问题”的主要内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点是解决回答了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可以产生于西欧，《儒教与道教》则尝试找到东方，尤其是中国，不能萌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二、 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要求
从成书时间上来看，《儒教与道教》要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晚十年左右，而作者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些思考和结论，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儒教与道教》的形成。在作者看来，只有类似于清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才有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
“理性”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特点，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也可以看做理性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是从理性主义对待生活的态度中演化出来的。在西欧，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是通过新教实现的。新教的核心是天职观、预定论和禁欲主义。天职观和预定论塑造了新教的职业观，将世俗的职业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从此，职业不再仅限于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而变成了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和获得拯救解脱的主要依据。而禁欲主义则将欲望彻底从金钱的狂热里剔除出去，将理性主义带了进来，从而使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发展模式成为可能。
三、 古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萌芽的伦理基础
韦伯并不认为只有新教可以带来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与新教类似的伦理精神的支撑才可以。在这样的伦理模式中，对资本的渴望、职业的神圣性和理性主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当韦伯在分析作为中国传统伦理基础的儒教和道教（尤其是儒家）时，却发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伦理基础。
（一） 对资本的渴望
无论是基于欲望还是其他，只有追逐资本时，资本主义才能发展。而在儒家伦理中，却处处存在着轻视经济的因素。在韦伯看来，孔夫子把利欲视作社会不安定的根源。虽然在正统的文献中，经济活动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对逐利行为却采取了一种十分保守的态度。以“仁”和“礼”为核心的儒家，把君子作为人生的模板，作为文人追求的最高的境界。而君子往往都是不为名利所动的，当君子的理想与逐利的现实相遇的时候，逐利也只能让位于理想。此外，韦伯在书中写到，“最重要的还是，任何官僚制都不言自明的厌恶自由交换引起的纯粹经济上急剧的两极分化。这个世界帝国在经济上变得自给自足了，社会构成也同质化了。”追求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不生产物质财富的商人，采取了抑制的措施。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打压，使得儒家经典对于逐利最后的一点保障也被打破了，这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一个基础——对资本的渴望消失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儒家思想里。
（二） 职业的神圣性
在韦伯的观念里，保证职业的神圣性是给予职业（尤其是商业）合法性保证的最重要途径，而职业神圣性的最主要来源便是宗教。在新教中，职业的神圣性是通过天职观念，将职业本身与上帝的救赎联系起来来实现的。而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和和平主义特点。首先，韦伯认为，中国的宗教，不管是巫术性的还是国家主持的祭奠，关注的都是今世的此岸世界，而正统的儒教中国人所祈求的，也往往是健康、财富或者长寿等此世的目的。中国的传统也没有拯救的概念，“儒教徒”并不想以今生为代价来换取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的拯救，似乎中国儒教徒的所有兴趣聚焦在了现实世界。儒家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教义要求儒家的信仰者保持冷静沉着、风度大方的君子形象，压抑一切不必要的热情。
（三） 理性主义精神
此外，在韦伯看来，孔子把信仰放在了很高的位置，甚至超过了民生的关怀。而皇权是首要的、需要捍卫的信仰，它是通过至高无上的宗教仪式神圣化的结构。皇权的地位也是基于他作为上天的全权代表所具有的神，主流宗教最主要的功能也是首先保证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这种宗教信仰的神性的特质符合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在这里，天然的灾祸所带来的，最多只能是个别官吏或者皇帝神圣的合法性的无效，而不会造成整个统治基础的冲击。在这里，统治阶层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超世的力量之间便产生了完美的适应，也就不存在西方那样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紧张对峙。
这种中西方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中国无法实现像新教那样，将职业建立在上帝的荣耀之下，以拯救为条件来换取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新教徒类似于“工作狂”的工作热情。同样，也因为宗教为权力服务的特点，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利用宗教神圣性来反抗世俗权力束缚的情况。
四、 小结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萌生的基础，同时将新教伦理作为一个模版来解决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精神萌芽的问题。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用相同的标准衡量作为中国伦理基础的儒家思想，通过与新教伦理的对比，从对资本的渴望、职业的神圣性和理性主义精神三个方面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出了解答。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1.
[2]马克斯·韦伯.儒教與道教[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3]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5.
作者简介：
白朝阳，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