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最好的三篇文字，一篇是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一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第三篇便是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杨恽字子幼。是司马迁的外孙。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藏在家里，最后是杨恽公布于世的，所以，论起《史记》功臣，第一便是杨恽。
　　白居易诗云：“子幼能文似马迁。”除了文章写得好，杨恽从司马迁那里继承的，还有骄傲的性格。同样一种才能，如佐以雄心和耐心，可为司马迁，如果没有，只拿它来看不起同侪，便是杨恽了。他的得罪，起因便是专拣别人不爱听的话来说，有这种性格的人很多，祸至伤身的很少，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杨恽的聪明，便想刺人，对方也未必很疼。
　　杨恽的话太多。有一次，马匹受惊，一辆车撞向殿门，他便说，上次发生这样的事，不久皇帝就死了。那事别人也当记得，偏他就说得出口。他看壁画，不去赞美画中的尧舜禹汤，却挑桀、纣当话头，说要是天子从这里经过，打听打听桀、纣都做了些什么坏事，可以为鉴。又有一次，匈奴的使者，大概是说了几句场面话，皇帝很高兴，把这话说给满朝大臣听，大家都凑趣，满心欢喜地议论匈奴来朝云云，只有杨恽，说匈奴单于得到汉天子送的礼物，不管是什么样的好东西，都说是破烂儿，他怎么会来朝?从皇帝到大臣，虽知他说得对，只觉得这个人扫兴。
　　杨恽是丞相的儿子，年纪轻轻便做官，政声不错，又立过功劳，一直做到光禄勋。他得罪了汉宣帝的一个亲近之人，那人便把他的过错罗织起来，控告他悖逆。所谓罪过，只是他胡乱说的一些话，但皇帝早看他不舒服，趁机把他从眼前赶掉，贬为庶人。
　　一个受到社会惩罚的人，越是悲悲凄凄，越易得原谅。反之，若无其事，活得兴兴头头，能不招人恨?杨恽罢官后，不自韬晦，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大张旗鼓，做起富家翁。就像他在信里说的，“亨羊焦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竟很快活。他偷着快活，也还罢了，偏又招致宾客，播布声闻，名誉简直比做官时还好。
　　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种垄断性的制度，惩罚了一个人，这个人若越活越好，便构成对制度的挑战。聪明一点的人，自要假装愁眉苦脸，到处叹气“离了体制，真是吃饭都不香”之类，便是馋酒，也该拉上窗帘偷偷地喝。如杨恽者，桀骜不驯，过于嚣张。他又不是隐士，不去岩下水滨，就在人家眼皮底下唱唱跳跳，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以前的朋友孙会宗，写信劝他收敛些。杨恽借题发挥，写了一封在后世非常有名的回信。他很会说噎人的话，凡是主流价值观，能用以责备他的，他都给堵了回来。你想批评他的行为不符合君子的标准吗?他自居小人，你还怎么说?你想责以大义，调动他作为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吗?他说自己“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意思就是你们把我打成了破罐子，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既已罢为庶人，自然要拿庶人的低标准要求自己，董仲舒不是说嘛；“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反过来，他批评孙会宗没有节概，不知去就的道理，这是信中他唯一正着说话的地方，表明他绝非自甘堕落、而是另有主张。在结尾，他说了一句讽刺入骨的话：“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毋多谈。”
　　不久日食。有人告发他骄奢不悔过，惹来了日食。这本是无影无踪的事，但审理中，汉宣帝看到了他这封信，极为厌恶，便杀了杨恽。他的得咎，形容为“可恶罪”，很恰当。
　　古代士人往往进则多事，退则无事可做。他们的责任感，不是太强，把别人弄得手足无措，就是太弱，自己堕落下去。这个阶层太早地政治化了，丢掉了精神的退路，故一旦不做官，除了做做诗，几乎想不出什么事，而就连做的诗，也像在打哈欠。杨恽以个人的身份宣告独立，是了不起的新起点。他固然没做什么正事，但亮出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至于自建旗鼓，像司马迁那样，两千年里，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