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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对公民的日常行为做出规范。文章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当下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启示意义。儒家思想以“仁爱”作为本源，试图构建一个超越差等之爱，实现一体之仁的社会，并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论架构。文章还借用“中国正义论”的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核心观在社会层面的规定正是对传统“正义论”的复归。此外，儒家的修身、诚信等观念也为当下的一些理论提供了理论根基。当前，中国正处在时代转型的大潮中，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西方价值观的融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行为等都呼唤复兴传统文化、立足文化根基。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中国正义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0-0026-02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接续文化传统，传承精神命脉，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中恰恰将这一精神贯彻落实下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应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的作用。”①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时代背景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质和优秀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既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阶段思想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和践行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前人民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还形成了几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比如自由主义西化派、儒家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派等，他们通过报刊、网络等传播手段，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亟须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风尚，并以此来引导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要想让这一理论能更快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相结合，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更加亲民，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二、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现代阐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概括起来有三个层次，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对公民道德规范进行了规定，但是深究其理论根据，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内容和儒家伦理思想关系非常密切。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党对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社会良好秩序的美好愿望。儒家思想中十分关注民生，在儒家经典当中多有论述。《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13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足食”就是使民富足，丰衣足食，在儒家思想中，这是统治者维护政治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②在孔子看来他所看重的事情有四个“民、食、丧、祭”[2]194，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只有食饱穿暖才能从事其他的活动。在《论语》中还记载了有一次孔子到衛国，在行车途中，看到沿途百姓安居乐业，非常感慨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富之”，就是使得百姓富足，进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运动，使得儒家思想披上了一层封建、落后的外衣，这是有失偏颇的。在儒家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仁爱”，可以看到推己及人的“一体之仁”，即超越差等之爱，从而走向一体之仁。这种超越的方式就是“推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这些仁爱原则里面体现着民主、平等的思想。儒家思想还主张君子应“修身”，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从服饰衣冠到人伦制度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社会的规范，这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理念奠定了理论根基。最后我们看到制度规范的本身从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谋求群体生存的社会和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6]社会和谐才是儒家所寻求的终极目标，直到现在，和谐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最后落脚点和归宿依然是社会和谐。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改革”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安排上不断革故鼎新，以革除不正义现象的过程。社会层面上的规定正是基于一些不合理、不公正、有失公平的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让我们来引入“中国正义论”这一概念。所谓中国正义论，指的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尤其是儒家的正义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理论阐释[7]。
我们将第二层次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义”或“正义”抽取出来，来分析一下它的理论基础。早在先秦时代，儒学集大成者荀子就在自己的著述中指出“正义而为谓之行”[8]。在中国文化中，“义”侧重于正义原则，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则是“礼”或“礼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孟子那里，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奠基关系：“仁—义—礼—智”。何以在社会层面上形成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良好氛围，作为形而下的制度伦理何以可能？所以，我们就从这种奠基关系来进行深入剖析。黄玉顺教授在讲到中国正义论时提出了指向制度规范建构的“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正当性原则，包括了针对群体功利的公正性原则、针对个体私利的公平性原则;二是适宜性原则，包含了根据时间条件的时宜性准则、根据空间条件的地宜性准则[9]。在儒家思想中，群体的功利和个人的私利可以通过仁爱的推扩原则来实现。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不同的是，儒家讲究差等之爱，在情感的推扩中实现“一体之仁”，更符合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真实的情感生活。儒家的礼是为了解决利的冲突，而“义”则是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准则和衡量标准。孔子说“义以为质，礼以行之”[10]，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推出：利—礼—义。那么“利”从何而来？荀子提出“自爱”[11]、“爱利”[12]，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爱，首先是自爱、爱自己，然后再由内而外、由己到人的推扩开去，最终实现追求“一体之仁”的目的。因此，仁爱是大本大源的存在，它使得利出现了差别和不对等，在实际生活和社会规范中，我们就要去解决它，引导它，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的目的。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追求。爱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巨大源泉。儒家思想中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国同构的架构中，爱国和爱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涉及忠君爱民这层意思，主要是探讨儒家思想中有如此传统，爱家是爱国的基础，爱国是爱家的升华。这和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小家和大家的关系异曲同工。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国家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敬业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爱国的表现，通過对自己岗位的爱，从而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的，最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一分力量。“信”是儒家思想中“五常”之一，也是儒家非常重要的道德范畴。《论语》中记载，子路想问老师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3]其中，孔子把能否取信于朋友作为人生志向之一。诚信是做人必备的一种品德，要想成为君子，诚信不可缺少，在现代社会中，诚信是立身处事之本，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寸步难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14]，因此，不讲诚信后果十分可怕。
三、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多次中央会议及考察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上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而当下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的源头，以找寻能够为现代社会解决时弊和道德失范行为的良方。当西方价值观日渐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可时，当中国传统节日被其他国家申遗时，当我们已日渐模糊对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的文化认同时，我们国家将如何在保存自身文化根基的同时变得更加富强，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新一届领导政府更加重视对中国古代智慧的温习与发掘。
当前中国正努力进取，锐意改革，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梦的畅想、两个一百年的宏大愿景，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传承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而我们在众多文化的对比碰撞中，要保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传承儒家思想不代表“复古主义”，经典之所以被人们传颂，正是因为经典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的流转和推移而不断融合进新的东西，正如儒家思想中“礼有损益”一样，儒家思想从来不是刻板的教条和古板的说教。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契机，正积极地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因为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于自身文化的土壤中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尧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路[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雍也[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9.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M].北京：中华书局，1983：51.
[7]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3.
[8]王先谦.荀子集解·正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8：413.
[9]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J].四川大学学报，2009（5）.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卫灵公[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
[11]王先谦.荀子集解·子道[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3.
[12]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0.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公冶长[M].北京：中华书局，1983：82.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3：59.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中国正义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0-0026-02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接续文化传统，传承精神命脉，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中恰恰将这一精神贯彻落实下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应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的作用。”①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时代背景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质和优秀的品格，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在理论上推陈出新，这既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阶段思想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和践行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前人民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还形成了几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比如自由主义西化派、儒家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派等，他们通过报刊、网络等传播手段，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亟须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风尚，并以此来引导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要想让这一理论能更快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相结合，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更加亲民，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二、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现代阐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概括起来有三个层次，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上对公民道德规范进行了规定，但是深究其理论根据，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表达的内容和儒家伦理思想关系非常密切。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党对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社会良好秩序的美好愿望。儒家思想中十分关注民生，在儒家经典当中多有论述。《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13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足食”就是使民富足，丰衣足食，在儒家思想中，这是统治者维护政治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②在孔子看来他所看重的事情有四个“民、食、丧、祭”[2]194，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只有食饱穿暖才能从事其他的活动。在《论语》中还记载了有一次孔子到衛国，在行车途中，看到沿途百姓安居乐业，非常感慨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富之”，就是使得百姓富足，进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运动，使得儒家思想披上了一层封建、落后的外衣，这是有失偏颇的。在儒家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仁爱”，可以看到推己及人的“一体之仁”，即超越差等之爱，从而走向一体之仁。这种超越的方式就是“推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这些仁爱原则里面体现着民主、平等的思想。儒家思想还主张君子应“修身”，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从服饰衣冠到人伦制度要严格要求自己服从社会的规范，这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理念奠定了理论根基。最后我们看到制度规范的本身从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谋求群体生存的社会和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6]社会和谐才是儒家所寻求的终极目标，直到现在，和谐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最后落脚点和归宿依然是社会和谐。
2.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么“改革”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安排上不断革故鼎新，以革除不正义现象的过程。社会层面上的规定正是基于一些不合理、不公正、有失公平的事实存在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让我们来引入“中国正义论”这一概念。所谓中国正义论，指的是关于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尤其是儒家的正义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理论阐释[7]。
我们将第二层次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义”或“正义”抽取出来，来分析一下它的理论基础。早在先秦时代，儒学集大成者荀子就在自己的著述中指出“正义而为谓之行”[8]。在中国文化中，“义”侧重于正义原则，而制度规范的建构则是“礼”或“礼法”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孟子那里，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奠基关系：“仁—义—礼—智”。何以在社会层面上形成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良好氛围，作为形而下的制度伦理何以可能？所以，我们就从这种奠基关系来进行深入剖析。黄玉顺教授在讲到中国正义论时提出了指向制度规范建构的“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正当性原则，包括了针对群体功利的公正性原则、针对个体私利的公平性原则;二是适宜性原则，包含了根据时间条件的时宜性准则、根据空间条件的地宜性准则[9]。在儒家思想中，群体的功利和个人的私利可以通过仁爱的推扩原则来实现。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基督教的博爱不同的是，儒家讲究差等之爱，在情感的推扩中实现“一体之仁”，更符合现实生活的体验和真实的情感生活。儒家的礼是为了解决利的冲突，而“义”则是为这种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准则和衡量标准。孔子说“义以为质，礼以行之”[10]，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推出：利—礼—义。那么“利”从何而来？荀子提出“自爱”[11]、“爱利”[12]，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爱，首先是自爱、爱自己，然后再由内而外、由己到人的推扩开去，最终实现追求“一体之仁”的目的。因此，仁爱是大本大源的存在，它使得利出现了差别和不对等，在实际生活和社会规范中，我们就要去解决它，引导它，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的目的。 3.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追求。爱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巨大源泉。儒家思想中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国同构的架构中，爱国和爱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这里不涉及忠君爱民这层意思，主要是探讨儒家思想中有如此传统，爱家是爱国的基础，爱国是爱家的升华。这和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小家和大家的关系异曲同工。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国家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敬业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爱国的表现，通過对自己岗位的爱，从而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的，最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一分力量。“信”是儒家思想中“五常”之一，也是儒家非常重要的道德范畴。《论语》中记载，子路想问老师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3]其中，孔子把能否取信于朋友作为人生志向之一。诚信是做人必备的一种品德，要想成为君子，诚信不可缺少，在现代社会中，诚信是立身处事之本，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寸步难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14]，因此，不讲诚信后果十分可怕。
三、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多次中央会议及考察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上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而当下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的源头，以找寻能够为现代社会解决时弊和道德失范行为的良方。当西方价值观日渐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可时，当中国传统节日被其他国家申遗时，当我们已日渐模糊对中国传统仁、义、礼、智、信的文化认同时，我们国家将如何在保存自身文化根基的同时变得更加富强，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新一届领导政府更加重视对中国古代智慧的温习与发掘。
当前中国正努力进取，锐意改革，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梦的畅想、两个一百年的宏大愿景，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传承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而我们在众多文化的对比碰撞中，要保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传承儒家思想不代表“复古主义”，经典之所以被人们传颂，正是因为经典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的流转和推移而不断融合进新的东西，正如儒家思想中“礼有损益”一样，儒家思想从来不是刻板的教条和古板的说教。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契机，正积极地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因为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于自身文化的土壤中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尧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子路[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3.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雍也[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梁惠王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9.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学而[M].北京：中华书局，1983：51.
[7]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3.
[8]王先谦.荀子集解·正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8：413.
[9]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J].四川大学学报，2009（5）.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卫灵公[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5.
[11]王先谦.荀子集解·子道[M].北京：中华书局，1988：533.
[12]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0.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公冶长[M].北京：中华书局，1983：82.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