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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严重衰退，与之相随的是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财富大规模缩水，以及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的下滑。在此背景下，全球化似乎遭受不少质疑之声。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可能在复苏，但全球实际工资的增长速率，在2008年大幅减缓后，对有相关数据可考的53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实际平均工资增幅的中位数从2007年的4.3％跌至2008年的1.4％。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2005年估测，全球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生活的有14亿人，危机之后将增加8900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连可以从中大为受益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对之横加指责。曾经因使本国融入世界市场而广受好评的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如今却声称，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为寻求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而采取的“新的控制、压迫和边缘化手段，实则与旧秩序无异”。
然而，全球一体化的替代物似乎又没有多大吸引力。一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闭政策固然可以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冲击，但它同时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严重的国内危机。眼下。这样的例子包括缅甸和朝鲜；而实行经济自由化以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也不例外。
为确保经济发展长久地远离危机，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及以后的岁月里，必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中国、印度以及某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处理得都不错。这些国家在危机发生前都拥有稳健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充足的财政调控空间，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能运用“反周期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
这些国家还培育了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行业，有助于他们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考验。事实上，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决定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而经济竞争力又会反过来巩固强劲的经济增长、稳固的财政状况以及一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与此相反，假如一国试图违反其比较优势来谋求发展，例如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通过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寻求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么政府就可能要借助扭曲性补贴(distortional subsidies)和保护措施，从而抑制该国的经济表现。相应地，此举还可能削弱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该国的境外账户(external account)。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反周期措施的能力，在危机到来之时，这些国家便会措手不及。
一国要寻求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繁荣发展，就需要一个能反映其要素禀赋(factorendowments)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体系。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就会有动力从事那些能利用比较优势的行业，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代替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行业，或者用其相对丰富的资本代替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从而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这样的例子包括孟加拉国的服装行业、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和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但是，这样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行得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就能成为经济强国这一现象。同时，中国在应对此次危机时也表现良好，在2009年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事实上，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领导完成的《增长委员会报告》(GrowthCommission Report)指出，所有曾连续25年或在更长时间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或以上的13个经济体，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
寻求比较优势可以增强一国对危机的抵抗力，并可以使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具备上述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自身的要素禀赋从劳动力相对充足型或资源相对丰富型转换为资本相对充足型。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各国都需要根据其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适时地对产业进行升级和多元化处理。先行进行产业升级和(或)多元化的企业，其成败将会影响到其他企业是否跟进。政府对这类先行试验的企业予以补贴则能加快这一进程。
产业升级同时也需要各个企业之间在相关投资领域的协调。厄瓜多尔如今已是一个成功的切花(cut flowers)出口国，但在几十年前，当地农民因为机场附近缺乏现代化的制冷设备而不愿种植花卉，而私人企业则因为看不到出口花卉的货源供应也不愿投资兴建此类设施。
在这样一个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情况下，市场自身无法克服外部性(externalities)，同时又缺乏必要的投资，此时，政府就可以发挥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何《增长委员会报告》发现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具有尽责、可信赖和有竞争力的政府。
如今，世界各国在全球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很远，要中途折返已无可能。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着重建立起能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经济比较优势的、运作良好的市场。作为实现该进程的一部分，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推动促进作用，这一点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尽管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会因各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而异。
最终，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即便是那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前进时，也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经济可能在复苏，但全球实际工资的增长速率，在2008年大幅减缓后，对有相关数据可考的53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实际平均工资增幅的中位数从2007年的4.3％跌至2008年的1.4％。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以每天1.25美元为标准，2005年估测，全球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生活的有14亿人，危机之后将增加8900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连可以从中大为受益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对之横加指责。曾经因使本国融入世界市场而广受好评的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如今却声称，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为寻求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而采取的“新的控制、压迫和边缘化手段，实则与旧秩序无异”。
然而，全球一体化的替代物似乎又没有多大吸引力。一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闭政策固然可以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冲击，但它同时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严重的国内危机。眼下。这样的例子包括缅甸和朝鲜；而实行经济自由化以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也不例外。
为确保经济发展长久地远离危机，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发展中国家在2010年及以后的岁月里，必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中国、印度以及某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处理得都不错。这些国家在危机发生前都拥有稳健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充足的财政调控空间，使他们在危机到来之时能运用“反周期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
这些国家还培育了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行业，有助于他们经受住金融风暴的考验。事实上，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决定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而经济竞争力又会反过来巩固强劲的经济增长、稳固的财政状况以及一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与此相反，假如一国试图违反其比较优势来谋求发展，例如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通过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来寻求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那么政府就可能要借助扭曲性补贴(distortional subsidies)和保护措施，从而抑制该国的经济表现。相应地，此举还可能削弱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该国的境外账户(external account)。由于没有及时采取反周期措施的能力，在危机到来之时，这些国家便会措手不及。
一国要寻求自身的比较优势，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繁荣发展，就需要一个能反映其要素禀赋(factorendowments)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体系。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就会有动力从事那些能利用比较优势的行业，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代替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行业，或者用其相对丰富的资本代替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从而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这样的例子包括孟加拉国的服装行业、印度的软件外包业和中国轻工业的发展。
但是，这样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行得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就能成为经济强国这一现象。同时，中国在应对此次危机时也表现良好，在2009年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事实上，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领导完成的《增长委员会报告》(GrowthCommission Report)指出，所有曾连续25年或在更长时间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或以上的13个经济体，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
寻求比较优势可以增强一国对危机的抵抗力，并可以使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具备上述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自身的要素禀赋从劳动力相对充足型或资源相对丰富型转换为资本相对充足型。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各国都需要根据其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适时地对产业进行升级和多元化处理。先行进行产业升级和(或)多元化的企业，其成败将会影响到其他企业是否跟进。政府对这类先行试验的企业予以补贴则能加快这一进程。
产业升级同时也需要各个企业之间在相关投资领域的协调。厄瓜多尔如今已是一个成功的切花(cut flowers)出口国，但在几十年前，当地农民因为机场附近缺乏现代化的制冷设备而不愿种植花卉，而私人企业则因为看不到出口花卉的货源供应也不愿投资兴建此类设施。
在这样一个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情况下，市场自身无法克服外部性(externalities)，同时又缺乏必要的投资，此时，政府就可以发挥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何《增长委员会报告》发现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具有尽责、可信赖和有竞争力的政府。
如今，世界各国在全球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出了很远，要中途折返已无可能。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并着重建立起能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经济比较优势的、运作良好的市场。作为实现该进程的一部分，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推动促进作用，这一点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尽管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会因各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而异。
最终，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即便是那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前进时，也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