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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昌1956年生，1979年进入服装行业，北京一商红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多年来为国内外重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制装。2011年，蔡金昌获北京市商业服务业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号。2013年，带领红都设计研发中心设计制作的“盛世国服”获得中华老字号时尚创意大赛金奖。
一件趣事
采访完工作人员带我参观红都博物馆，从毛泽东到历任国家领导人的礼服展示，一张张当年红都为国家重大会议制装后相关部门的感谢信、证明信，都静静的在那里讲述着红都半个多世纪走来的点点滴滴。走到一面照片墙前，我指着一张在为西哈努克亲王量制尺寸的照片询问这个是蔡师傅吧？工作人员肯定后笑着给我讲起一件趣事，说蔡师傅这么多年在红都一直负责为重要领导人和外宾等制装，每次国家活动结束，会有记录历史资料的工作人员来核实相关负责人，有次当红都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核实的人介绍主要负责人蔡师傅，介绍他在制装过程中的辛苦和负责时，蔡师傅习惯性谦虚的说道：“啊没有，没有。”弄的核实人员一头雾水还以为大家报的是假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的和蔡金昌说，”这时候您可千万别谦虚啊。”
这件事倒是和我刚刚采访完的蔡金昌形象颇符，低调随和，虽然寡言，但一直会用淡淡的微笑来缓解彼此的局促，回答问题时总感觉他要起身拿剪刀和针演示给你看，相比他坐在这里接受采访，那可能让他更自在一些。
1979年蔡金昌通过招工进入了服装行业，从一针一线练习手针的学徒，到成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这一干就是38年。回忆起二十几岁的选择，他说那个时候国家刚准备开放，对服装行业知之甚少，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喜欢后的主动选择，“知道是给外宾和领导人制装的地方，就觉得不错，那时自己穿的衣服都是涤卡的，高档一点的面料大商场才有，除非结婚时才会买一件，所以进了服装厂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些高档面料，感觉还是不错的。”
师父和学徒
上海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牌子”，上海发廊，上海服饰店代表的是店里面有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凡是敢用这个招牌的，在那个年代，对技艺的自信要远超过对潮流的标榜。而说起上海和裁缝的渊源，就要从宁波说起。宁波裁缝自十九世纪中叶东渡日本学习西服技艺，回国后在上海发迹，形成了一批专为外国人制作西式服装的社会群体--红帮裁缝。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街头洋人众多，西服流派多样，又促使上海滩红帮裁缝博采众长，西服技艺更加精湛。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北京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西装裁缝。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技师分两批进京，几经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红都就是由一群技艺精湛的红帮裁缝建立的，而蔡金昌的师傅就是这其中鼎鼎大名的田阿桐。田阿桐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悬挂的毛泽东巨幅像中，毛泽东的着装就是他的手笔。
回忆起师父对他最大的影响和让他印象深刻的，他说：“还是那个质朴的道理，做事先做人。选徒弟也是，师父说，他看徒弟就是看人，看人品，不用一上来技术有多好。像我现在对学员也是，做得慢，从头一点点学，这都没关系。不是根据你掌握的程度决定留不留，我们也不考你。主要在过程中观察人，工作踏实不踏实。是块好料，那么我们再培养你。”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高频的工作节奏和步步紧逼的KPI容不得你先去选择一个人的潜能，再花时间慢慢培养，这实在是太花精力和心力的一件事，但蔡金昌仍然坚持用这个准则在选择自己的徒弟，然后一针一线的示范，一字一句的教授，一步一个脚印的等待他们开花结果。
精品制作中心
这个让蔡金昌引以为傲的理想地就是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精品制作中心，多次承担了为国内外领导人和重大的国家活动制装。从2011年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人数稳定在50人左右，蔡金昌一直比较坚持招进来的要是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怕你技术还达不到要求，但要看你能不能踏实的做这件事，能静下心踏实做事就是工艺师的天分。而坚持选择服装院校毕业的，在蔡金昌看来还有一层意味：时代不同了，孩子们接触到的信息也十分的丰富了，服装专业的教育发展也比较完善了，能从服装院校走出来的学生，继而选择了来到精品车间做这份工作，说明他们已经进行过主动的自我选择，这其实就大大的避免了真正进入到工作岗位后才意识到的不合适，节省了双方的投入成本。
得到了精品车间的入场券后，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互选过程。“首先我们都有实习过程，本科时间短一点三个月，专科的有半年和一年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判断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份工作，所以会有人自己就走了，有的不合适的我们就告知他，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双方都觉得合适的部分，慢慢的组成了现在这个精品车间，每年6月份服装院校毕业我们会继续招聘进来合适的，也会走掉一些不合适的，这样动态的选择后，使人数维持在目前这样稳定的状态。”
说到对这些年轻人的培养，“自由散漫”会不会让沉默寡言的他比较头疼，蔡金昌的回答倒是让我比较意外，他说这些从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包括学设计的，遵守制度和完成工作的态度上都非常好。精品制作中心上班每天需要打三次卡，少打一次就算一次迟到；接到国家重要活动的任务时，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赶制出大量的制服，通宵达旦已是常态，有时做完袖子的组可能是半夜两点完成的，那么就需要接下来的组半夜两点接着完成自己的部分，蔡金昌说这些规章制度啊，重大任务的赶制啊，很少需要他额外重复叮嘱的，只要提出来，大家就会完成的很好，一场场硬仗打下来，让他对制作中心的这些年轻人十分放心。
现在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问十个可能有八个想做设计师，剩下的两个也会犹豫要不要做工艺师。所以组建一个由专业服装院校毕业的优秀的工艺师团队的难度可想而知。“一开始我就会把话说在前头，尤其是来车间的本科生，因为本科的服装教育是侧重培养设计师的，假如一个班有50个人，可能不会人人都成为设计师，它需要适合做设计的天分，如果没有天分硬想去做其实就会很累，但工艺师其实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天分，你认真，能静下心来做一件简单的事并把它做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这也是一种天分，其实可并不简单呐。”
聊到他和他的精品制作中心，蔡金昌的话变得多了起来，可以感受到这是件让他真正愉悦的事情，我问会希望自己耕耘的这块花园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
他说有些事急不来，要尊重它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时间的力量，工序的先后流传下来自有它的道理，没法子跨越，自己做学徒時也着急，缝一道简单的缝就是缝不好，后来明白，量的积累才能发生质的变化，说穿了就是一件衣服看似简单，但要想做好了做漂亮了，也需要铁杵成针的毅力和针针计较的精神。
一件趣事
采访完工作人员带我参观红都博物馆，从毛泽东到历任国家领导人的礼服展示，一张张当年红都为国家重大会议制装后相关部门的感谢信、证明信，都静静的在那里讲述着红都半个多世纪走来的点点滴滴。走到一面照片墙前，我指着一张在为西哈努克亲王量制尺寸的照片询问这个是蔡师傅吧？工作人员肯定后笑着给我讲起一件趣事，说蔡师傅这么多年在红都一直负责为重要领导人和外宾等制装，每次国家活动结束，会有记录历史资料的工作人员来核实相关负责人，有次当红都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核实的人介绍主要负责人蔡师傅，介绍他在制装过程中的辛苦和负责时，蔡师傅习惯性谦虚的说道：“啊没有，没有。”弄的核实人员一头雾水还以为大家报的是假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哭笑不得的和蔡金昌说，”这时候您可千万别谦虚啊。”
这件事倒是和我刚刚采访完的蔡金昌形象颇符，低调随和，虽然寡言，但一直会用淡淡的微笑来缓解彼此的局促，回答问题时总感觉他要起身拿剪刀和针演示给你看，相比他坐在这里接受采访，那可能让他更自在一些。
1979年蔡金昌通过招工进入了服装行业，从一针一线练习手针的学徒，到成为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主任，这一干就是38年。回忆起二十几岁的选择，他说那个时候国家刚准备开放，对服装行业知之甚少，也完全谈不上是一种喜欢后的主动选择，“知道是给外宾和领导人制装的地方，就觉得不错，那时自己穿的衣服都是涤卡的，高档一点的面料大商场才有，除非结婚时才会买一件，所以进了服装厂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这些高档面料，感觉还是不错的。”
师父和学徒
上海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牌子”，上海发廊，上海服饰店代表的是店里面有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凡是敢用这个招牌的，在那个年代，对技艺的自信要远超过对潮流的标榜。而说起上海和裁缝的渊源，就要从宁波说起。宁波裁缝自十九世纪中叶东渡日本学习西服技艺，回国后在上海发迹，形成了一批专为外国人制作西式服装的社会群体--红帮裁缝。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街头洋人众多，西服流派多样，又促使上海滩红帮裁缝博采众长，西服技艺更加精湛。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需要有崭新的形象，北京一时寻找不到合适的西装裁缝。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安排下，208名来自上海波纬、雷蒙、造寸等21家服装店的红帮技师分两批进京，几经合并成立了友联时装厂，后更名为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穿过来自红都的“红色裁缝”制作的衣服。
红都就是由一群技艺精湛的红帮裁缝建立的，而蔡金昌的师傅就是这其中鼎鼎大名的田阿桐。田阿桐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国家领导人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在各种场合频频亮相，“毛式中山装”的名字由此传遍海内外。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悬挂的毛泽东巨幅像中，毛泽东的着装就是他的手笔。
回忆起师父对他最大的影响和让他印象深刻的，他说：“还是那个质朴的道理，做事先做人。选徒弟也是，师父说，他看徒弟就是看人，看人品，不用一上来技术有多好。像我现在对学员也是，做得慢，从头一点点学，这都没关系。不是根据你掌握的程度决定留不留，我们也不考你。主要在过程中观察人，工作踏实不踏实。是块好料，那么我们再培养你。”
在如今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高频的工作节奏和步步紧逼的KPI容不得你先去选择一个人的潜能，再花时间慢慢培养，这实在是太花精力和心力的一件事，但蔡金昌仍然坚持用这个准则在选择自己的徒弟，然后一针一线的示范，一字一句的教授，一步一个脚印的等待他们开花结果。
精品制作中心
这个让蔡金昌引以为傲的理想地就是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精品制作中心，多次承担了为国内外领导人和重大的国家活动制装。从2011年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人数稳定在50人左右，蔡金昌一直比较坚持招进来的要是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怕你技术还达不到要求，但要看你能不能踏实的做这件事，能静下心踏实做事就是工艺师的天分。而坚持选择服装院校毕业的，在蔡金昌看来还有一层意味：时代不同了，孩子们接触到的信息也十分的丰富了，服装专业的教育发展也比较完善了，能从服装院校走出来的学生，继而选择了来到精品车间做这份工作，说明他们已经进行过主动的自我选择，这其实就大大的避免了真正进入到工作岗位后才意识到的不合适，节省了双方的投入成本。
得到了精品车间的入场券后，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互选过程。“首先我们都有实习过程，本科时间短一点三个月，专科的有半年和一年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在判断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份工作，所以会有人自己就走了，有的不合适的我们就告知他，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双方都觉得合适的部分，慢慢的组成了现在这个精品车间，每年6月份服装院校毕业我们会继续招聘进来合适的，也会走掉一些不合适的，这样动态的选择后，使人数维持在目前这样稳定的状态。”
说到对这些年轻人的培养，“自由散漫”会不会让沉默寡言的他比较头疼，蔡金昌的回答倒是让我比较意外，他说这些从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包括学设计的，遵守制度和完成工作的态度上都非常好。精品制作中心上班每天需要打三次卡，少打一次就算一次迟到；接到国家重要活动的任务时，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赶制出大量的制服，通宵达旦已是常态，有时做完袖子的组可能是半夜两点完成的，那么就需要接下来的组半夜两点接着完成自己的部分，蔡金昌说这些规章制度啊，重大任务的赶制啊，很少需要他额外重复叮嘱的，只要提出来，大家就会完成的很好，一场场硬仗打下来，让他对制作中心的这些年轻人十分放心。
现在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问十个可能有八个想做设计师，剩下的两个也会犹豫要不要做工艺师。所以组建一个由专业服装院校毕业的优秀的工艺师团队的难度可想而知。“一开始我就会把话说在前头，尤其是来车间的本科生，因为本科的服装教育是侧重培养设计师的，假如一个班有50个人，可能不会人人都成为设计师，它需要适合做设计的天分，如果没有天分硬想去做其实就会很累，但工艺师其实需要的是另外一种天分，你认真，能静下心来做一件简单的事并把它做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这也是一种天分，其实可并不简单呐。”
聊到他和他的精品制作中心，蔡金昌的话变得多了起来，可以感受到这是件让他真正愉悦的事情，我问会希望自己耕耘的这块花园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
他说有些事急不来，要尊重它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时间的力量，工序的先后流传下来自有它的道理，没法子跨越，自己做学徒時也着急，缝一道简单的缝就是缝不好，后来明白，量的积累才能发生质的变化，说穿了就是一件衣服看似简单，但要想做好了做漂亮了，也需要铁杵成针的毅力和针针计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