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唐先生1926年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一个农民家庭，1954年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到邯郸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61年调入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后改为邯郸市文物管理处，现为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自此投身于文物考古界，直到1992年退休。曾历任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所长、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邯郸历史学会副会长、磁州窑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图一）。
　　


　　古都邯郸的历史遗存丰厚，文物保护、考古发掘、资料管理等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大型遗址的保护工作更为艰巨。1968年冬，当时的市革委主持在邯郸市西郊开挖“高级渠”，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王城造成破坏。1969年春，郊区政府又在赵王城召开声势浩大的平整土地动员大会，大有将赵王城夷平之势。陈先生得讯后带领全所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现场阻止，在受到市革委领导责备时，他坚定地回答：“我的责任是保护好国家文物，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毁于今朝，其责任你能负得起吗？不能怕坐牢、怕打成反革命就不尽我的保护职责了。”经过他的据理力争，反复劝说，终于使该领导认识到错误，下令工程暂停。这次依法保护文物的行动，当时轰动了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考古界。
　　上世纪70年代，为配合人防工程施工，陈先生顶着“搞四旧”的压力，踏遍市区各施工洞口及地下巷道，调查发现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并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些遗物、遗迹与古城的关系以及古城址的位置和建筑年代，在省文物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他组建勘探队伍，历经8年，终于探明赵邯郸故城即“大北城”的具体范围，纠正了史书记载赵王城就是邯郸故城的错误。《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写出后，审稿专家对城墙内侧独特的防水设施——铺瓦、排水槽提出疑问，要求必须复查、核实。陈先生再次对古城进行考古调查，进一步摸清了这一特殊设施的安装位置、铺设规模、建筑规格，使专家们无不叹服。1984年，此报告在《考古学集刊》上发表，受到考古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又撰写了《试谈赵都故城布局及兴衰变化》一文，获1991年邯郸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收入《赵国历史文化论丛》一书。
　　1970～1978年，陈先生先后主持发掘了张庄桥汉墓、车骑关汉墓、赵王陵的陪葬墓以及市区西郊百家村等数十座战、汉时期的贵族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庄桥汉王侯墓的发掘，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由于该墓紧临滏阳河岸边，墓室内积满淤泥，加之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给发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他带领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带病坚持在工作第一线，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群众。每次他从堆满淤泥的墓室中出来，人们都会自发地燃起柴草，为他烘烤身上的泥泞。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及宣传力度，从1962年开始，陈先生就带领干部职工深入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并对地理环境和治安状况进行调查，选聘群众信得过、责任心强、有能力、有威望又热心的人员建立义务文物保护队伍，并根据保护范围的大小和保护单位的级别来确定聘用人员的多少，经村委会或单位推荐，报市文化局审核批准，持证上岗。这支充满活力的业余文物保护队伍成为邯郸市文物保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受到上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好评。而这种群防、群保、群管，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后来在邯郸地区及河北省文物系统广泛推广。
　　自上世纪60年代起，陈光唐先生和同志们还经常到工厂、农村进行文物展出，使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同时也赢得了各级领导的支持。1977年秋，他与同志们经过缜密筹划，反复研究，在市展览馆举办了“文革”后全省的第一个文物展览——“邯郸出土文物展览”，为日后邯郸历史陈列和市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陈先生始终以保护文物为己任。“文革”初期，他得知武灵丛台已列入红卫兵破“四旧”的计划，就连夜带人赶到丛台，在天亮前将武灵王画像等部分展品藏在天花板上，用草拌泥将丛台周围的碑碣糊上，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次日，面对红卫兵拆除“武灵丛台”的勒令，他又硬着头皮找造反派头头“软磨硬泡”，讲明道理，终于使邯郸古城的标志丛台及一批文物免遭破坏。
　　“文革”结束后，在配合城乡基本建设中先后抢救、搜集历代碑刻30余块，为使这批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先生多次向市文化局、市政府提出建立碑林的建议，作为政协委员的他还在市政协会上多次提案，终于在1989年10月得到市政府批准。邯郸碑林从设计、修复到安置，每一个环节都有陈先生的身影，为此他还撰写了《创建邯郸碑林记》。
　　响堂山石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身为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的陈先生在省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于1981～1982年由邯郸市和峰峰矿区文保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南北响堂石窟逐窟进行实地调查，留下了40多万字的文字记录和大量图表、照片，为日后的保护、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他还主持了对水浴寺石窟的全面调查，并与他人合作写成《邯郸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发表于《文物》1987年第4期。
　　科学档案的建立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陈先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积累，市文物管理处建立了170余卷、近百万字的档案资料，成为全省文物战线上的一个创举，受到省文物局领导的嘉许，并专门在邯郸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
　　1986年邯郸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时，陈先生负责资料的编写、申报以及评选时的陈述等工作。他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编写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参与对各文物景点的录像、拍照。一次雨夜加班后，身体疲劳的陈先生在骑自行车回家的途中与汽车相撞，险些酿出事故。第一次申报失败后，1989年再次申报时，市领导十分重视，并成立专门班子对原材料进行充实、修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陈先生和同志们付出了更多的辛劳和汗水后，当年的评选获全票通过。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古城邯郸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名胜古迹自然是一大看点。对邯郸了如指掌的陈先生受聘于市政府外事办，负责高层团队的接待。他以宣传邯郸为己任，根据专家、学者的不同情况，进行科学讲解，很受客人的欢迎。1988年8月，在省政府召开的外事旅游表彰大会上，陈先生被授予“省旅游优质服务标兵”的光荣称号。
　　鉴于陈先生对邯郸文物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1991年，在首届全国文化系统表彰大会上，他被授予“燕赵护城人”的光荣称号，并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退休后担任顾问的陈先生仍然不辞辛苦地为邯郸市的文物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在1994年邯郸市博物馆改造启新工程中，记者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专家同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大到总体布局，小到一件文物的摆放位置、角度，图片底线是否平直，他都一一关注，直到满意为止，在场人员无不为其认真敬业的精神所感动。那就是我们的“燕赵护城人”——陈光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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