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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韩寒都喜欢不同的尝试
《一座城池》，韩寒原著，9月同名电影上映，导演和编剧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孙渤涵。
孙导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之前更多的是活跃在戏剧的舞台，但对于拍电影，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进行想法和类型上的考虑，也在自己写剧本”。
孙导说，自己特别在意作品中的人物状态，人物的存在状态比一切都重要，以什么形态存在就有什么故事。只是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他的文字偶像是王小波，可对于小波的作品，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也不敢不自量力地去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韩寒的《一座城池》。
“我很兴奋，它正好符合我想要做的那种电影。故事、人物存在状态特别鲜活，如果能拿来用，当然比较省事。另外，韩寒名气那么大，很有号召力，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是考虑到商业效果的。”
如何搞定了韩寒，取得作品的改编权，孙导没有细说，个中故事也非几句话可以讲清楚，“总之，我们在故事和情感表达上都有共识，都愿意做不一样的尝试。其实韩寒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人很好，当然前提也是，他看出了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准备、没有想法、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其实，《一座城池》对韩寒也别具意义，他曾对记者说：“我写得最快的作品就是《一座城池》，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我有拖延症，总是拖到快要交稿了才开始动笔，但是我自己倒还蛮喜欢，里面很多是我太太在中戏上学时的故事，那时我常拽着她问‘今天你们学校有什么特别逗的事情，或者特别二 B的人，赶紧说出来，让我写！’”
只是这次拍电影，他却几乎没有参与，他说“既然将改编权给了他们，一定是聊过，知道并且认同他们的思路，信任他们。这时原著者的意志应该放在最后，如果什么都考虑原著者，那原著去做就好了。电影是独立于小说的创作，我不能干涉太多，要么全归我管，要么什么都不管。如果全归我，那么好坏我一个人扛。如果人家在创作，我却总提意见，人家还要顾虑着我，这样就很麻烦。我在任何一个团队，最终都容易‘篡权夺位’，所以，如果真想干涉，为何自己不去拍？人家拍，就别多说什么！”
韩寒的态度，也让孙导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不想参加，同时，我的作品我内心也不想让他过度参加，我们求同存异，这样最好”。
这部电影，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电影最重要的是体现出文学性，小说是文学性最重要的载体，同时它还在表达着哲学性，而哲学性最终又体现着人性。所以这部片子在体现人的那种存在感。当然他不可能表现小说中那么深刻广泛的内容，我集中 表达的一点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是 80后，和韩寒同龄。他说韩寒的经历很丰富，而自己的经历也并不少。
“也许是少年时爱听摇滚乐，我骨子里在追求自由和自己的存在。”孙导的话，真不是说说而已，他 17岁高中毕业，以高分考上哈尔滨商业大学，但是，他没有去上。
他总觉得有问题，曾经在高中课堂上因为读鲁迅，而被没收了书。成绩和考卷有那么重要吗？大学又能学什么？于是他只身投入了社会中，这一跃是四年半的时间。
“我做过生意，摆过地摊，在酒吧当过歌手，在马路上睡过觉，也经历过很久的迷茫，我第一份工作是工地的小工，纯出苦力的，每天要卸 30吨水泥，民工也有三六九等，我是最低的那一等。那时我最爱看《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幸福与不幸，只有比较，当你经历了极大的不幸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后来他做得挺好，在一个大商场负责招商，同时也开了自己的店铺。那时哈尔滨人均收入八九百，他说自己可以达到两万。但他依然迷茫自己最终该做什么，“有一次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哭了一夜，我接下来想了半年，对自己有了另外的想法，于是，我把服装店转出去了，买了书自己学表演，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人傻了疯了，肯定以后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再不和我联系，那段时间对友谊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纪，进了中国传媒大学，上了一年半的高职，“我疯狂学习，排练厅、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别人谈恋爱、玩儿，我却读了七八百部剧作，看了千余部电影，毕业后其他同学全军覆没，但是，我可以接到活儿了”。
他说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而8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自我和客观自我往往偏差太大，“独生子女，不会协作和分享，在我们形成人格时，父辈却在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中‘疯’了，多数人对未来有恐惧，很多人人性的支撑是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己看自己？存在感和社会地位其实无关。
这部电影，有他曾经的迷茫和找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池，都想保护自己，无法相信别人，当你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主人公似乎一直都没有出来”。只是有多少人在思考和自省这种状态？
给 80后青年导演一些空间
“我这么个屌丝，在这个行业，有几个人比我起步更低？”于是，他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在上台阶，都值得感恩。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拉投资，见了上百个投资人，他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收益点，也直白地表达风险点，虽然不少投资人在听完风险后就跟他说了拜拜。但孙渤涵说，自己内心一直乐观，“当你认准一条道，走下去，总有成功的概率！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经历痛苦的日子，大学生挤个地铁住个小房子这算什么事儿呀？我感谢曾经的经历，让我不再呻吟”。
他的投资人是 50后，没太看懂这部片子，“不过这就对了，进电影院的也不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有了投资，他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创作在前，我早已想清楚，所以拍片时，我没有犹豫，大家就是跟着我玩儿，很欢乐。王太利在生活中超级逗，他的表演完全不用激发，房祖名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导演是厨师，厨师重要的是食材本身，生吃有的时候更好，大家都在本色演出，没有太多刻意的成分，我甚至都不让他们提前看剧本！”
纵然准备充分，“我觉得我的电影赔不了”。但孙导也坦言，“希望大家给青年导演一些空间，毕竟这部电影有实验性，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表达，对于一个年轻的新人导演，我们更应该强调职业性，我们这一代创作者不容易，很容易被淹没，没有 50后、60后甚至 70后导演的机会，也许看过之后，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我创新的态度在那里，我站出来了！你可以鼓掌，也可以中途离场，但为了整个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请大家给我们一些空间和更多的宽容吧！”
《一座城池》讲述了从学校肄业的“我”因为一次群架事件和朋友健叔从上海逃到了一个城镇。两人在城镇上认识了新朋友王超，三人开着王超的桑塔纳在城镇上闲逛。故事将青年人的无奈、茫然、彷徨与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一条路，然而最后发现路就在脚下。
导演说房祖名：
我把剧本散出去后，没想到娇姐（林凤娇）会主动找我，让房祖名来演，其实我早就觉得他最理想，只是确实没太敢想请到他。他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既有经验，又什么都不在乎。他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物。
导演说王太利：
他原本以为是个普通的数字电影，想拒绝我，后来我们吃饭聊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上院线的，健叔这个人物多适合你。他演得很开心，生活中他比健叔还闹还“贱”。他是一个特别有童真的人，因为我事先不让他们看剧本，所以表演也没有刻意的成分。
《一座城池》，韩寒原著，9月同名电影上映，导演和编剧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字——孙渤涵。
孙导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之前更多的是活跃在戏剧的舞台，但对于拍电影，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有五六年的时间，在进行想法和类型上的考虑，也在自己写剧本”。
孙导说，自己特别在意作品中的人物状态，人物的存在状态比一切都重要，以什么形态存在就有什么故事。只是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而他的文字偶像是王小波，可对于小波的作品，又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也不敢不自量力地去拍。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韩寒的《一座城池》。
“我很兴奋，它正好符合我想要做的那种电影。故事、人物存在状态特别鲜活，如果能拿来用，当然比较省事。另外，韩寒名气那么大，很有号召力，我也实话实说确实是考虑到商业效果的。”
如何搞定了韩寒，取得作品的改编权，孙导没有细说，个中故事也非几句话可以讲清楚，“总之，我们在故事和情感表达上都有共识，都愿意做不一样的尝试。其实韩寒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人很好，当然前提也是，他看出了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准备、没有想法、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其实，《一座城池》对韩寒也别具意义，他曾对记者说：“我写得最快的作品就是《一座城池》，花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因为我有拖延症，总是拖到快要交稿了才开始动笔，但是我自己倒还蛮喜欢，里面很多是我太太在中戏上学时的故事，那时我常拽着她问‘今天你们学校有什么特别逗的事情，或者特别二 B的人，赶紧说出来，让我写！’”
只是这次拍电影，他却几乎没有参与，他说“既然将改编权给了他们，一定是聊过，知道并且认同他们的思路，信任他们。这时原著者的意志应该放在最后，如果什么都考虑原著者，那原著去做就好了。电影是独立于小说的创作，我不能干涉太多，要么全归我管，要么什么都不管。如果全归我，那么好坏我一个人扛。如果人家在创作，我却总提意见，人家还要顾虑着我，这样就很麻烦。我在任何一个团队，最终都容易‘篡权夺位’，所以，如果真想干涉，为何自己不去拍？人家拍，就别多说什么！”
韩寒的态度，也让孙导舒了一口气，“他自己不想参加，同时，我的作品我内心也不想让他过度参加，我们求同存异，这样最好”。
这部电影，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电影最重要的是体现出文学性，小说是文学性最重要的载体，同时它还在表达着哲学性，而哲学性最终又体现着人性。所以这部片子在体现人的那种存在感。当然他不可能表现小说中那么深刻广泛的内容，我集中 表达的一点是对 80后集体的思辨。”
孙导是 80后，和韩寒同龄。他说韩寒的经历很丰富，而自己的经历也并不少。
“也许是少年时爱听摇滚乐，我骨子里在追求自由和自己的存在。”孙导的话，真不是说说而已，他 17岁高中毕业，以高分考上哈尔滨商业大学，但是，他没有去上。
他总觉得有问题，曾经在高中课堂上因为读鲁迅，而被没收了书。成绩和考卷有那么重要吗？大学又能学什么？于是他只身投入了社会中，这一跃是四年半的时间。
“我做过生意，摆过地摊，在酒吧当过歌手，在马路上睡过觉，也经历过很久的迷茫，我第一份工作是工地的小工，纯出苦力的，每天要卸 30吨水泥，民工也有三六九等，我是最低的那一等。那时我最爱看《基督山伯爵》，里面有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人世间没有所谓的幸福与不幸，只有比较，当你经历了极大的不幸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后来他做得挺好，在一个大商场负责招商，同时也开了自己的店铺。那时哈尔滨人均收入八九百，他说自己可以达到两万。但他依然迷茫自己最终该做什么，“有一次看完《肖申克的救赎》，哭了一夜，我接下来想了半年，对自己有了另外的想法，于是，我把服装店转出去了，买了书自己学表演，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人傻了疯了，肯定以后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再不和我联系，那段时间对友谊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在别人大学毕业的年纪，进了中国传媒大学，上了一年半的高职，“我疯狂学习，排练厅、图书馆和宿舍三点一线，别人谈恋爱、玩儿，我却读了七八百部剧作，看了千余部电影，毕业后其他同学全军覆没，但是，我可以接到活儿了”。
他说这是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而80后这一代人的内心自我和客观自我往往偏差太大，“独生子女，不会协作和分享，在我们形成人格时，父辈却在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中‘疯’了，多数人对未来有恐惧，很多人人性的支撑是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自己看自己？存在感和社会地位其实无关。
这部电影，有他曾经的迷茫和找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池，都想保护自己，无法相信别人，当你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主人公似乎一直都没有出来”。只是有多少人在思考和自省这种状态？
给 80后青年导演一些空间
“我这么个屌丝，在这个行业，有几个人比我起步更低？”于是，他觉得自己每一步都在上台阶，都值得感恩。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拉投资，见了上百个投资人，他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收益点，也直白地表达风险点，虽然不少投资人在听完风险后就跟他说了拜拜。但孙渤涵说，自己内心一直乐观，“当你认准一条道，走下去，总有成功的概率！每一个成功的人都要经历痛苦的日子，大学生挤个地铁住个小房子这算什么事儿呀？我感谢曾经的经历，让我不再呻吟”。
他的投资人是 50后，没太看懂这部片子，“不过这就对了，进电影院的也不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有了投资，他的大问题就解决了，“创作在前，我早已想清楚，所以拍片时，我没有犹豫，大家就是跟着我玩儿，很欢乐。王太利在生活中超级逗，他的表演完全不用激发，房祖名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导演是厨师，厨师重要的是食材本身，生吃有的时候更好，大家都在本色演出，没有太多刻意的成分，我甚至都不让他们提前看剧本！”
纵然准备充分，“我觉得我的电影赔不了”。但孙导也坦言，“希望大家给青年导演一些空间，毕竟这部电影有实验性，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应该允许各种各样的表达，对于一个年轻的新人导演，我们更应该强调职业性，我们这一代创作者不容易，很容易被淹没，没有 50后、60后甚至 70后导演的机会，也许看过之后，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我创新的态度在那里，我站出来了！你可以鼓掌，也可以中途离场，但为了整个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请大家给我们一些空间和更多的宽容吧！”
《一座城池》讲述了从学校肄业的“我”因为一次群架事件和朋友健叔从上海逃到了一个城镇。两人在城镇上认识了新朋友王超，三人开着王超的桑塔纳在城镇上闲逛。故事将青年人的无奈、茫然、彷徨与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一条路，然而最后发现路就在脚下。
导演说房祖名：
我把剧本散出去后，没想到娇姐（林凤娇）会主动找我，让房祖名来演，其实我早就觉得他最理想，只是确实没太敢想请到他。他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既有经验，又什么都不在乎。他站在那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物。
导演说王太利：
他原本以为是个普通的数字电影，想拒绝我，后来我们吃饭聊这个事儿，我说这是上院线的，健叔这个人物多适合你。他演得很开心，生活中他比健叔还闹还“贱”。他是一个特别有童真的人，因为我事先不让他们看剧本，所以表演也没有刻意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