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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
澳門大學——澳門保安高等學校聯合課程主任
臨近的台灣剛剛發生過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喧囂還未離去之際，又在台北傳出捷運上發生隨機砍人事件；此時的大陸也在長江沉船的陰霾中稍稍走出，又立即傳出大型火災事故與礦難事故的噩耗，兩岸多地頻發的公共安全事件，與澳門而言，是老神在在的隔岸觀火還是如履薄冰的未雨綢繆？
重複“災難”，難以“聚焦”
回顧過去的一年，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在台灣、大陸等地區此起彼伏，從大陸上海除夕的踩踏事件再到最近的台灣八仙樂園塵爆案，兩岸四地的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顯示社會、大眾以及政府在防控、規劃、預測警示及危機處理、以至善後檢討等各方面都存在缺陷。而最重要的是社會聚焦於一些重複的問題之上，但面對新形成的問題則缺乏系統的研究、規管與防控。因此在新問題爆發或者舊問題加劇時，就顯得力有不逮，有所失措。社會學中常說“習常化”（Routinization）就是我們容易把重複的事情習慣化，不把每一件事當做新的、獨立的事件來處理，這樣很容易低估事件新的元素、難度與災難性程度。因而，面對這些新情勢，其一：進行總結已經發生問題的工作很重要，即所謂的“汲取教訓”，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式、情況，要有新的定義與思維；其二面對新的問題的產生要有前瞻性研究、規劃管理以及預防，而非一再被動的應對，因為當下社會變化之快速遠遠超越了一般的管控思維。
我們對很多問題都是透過大眾媒體知曉的，這顯示了訊息的“廣度”與“深度”有所不對稱，較難有聚焦的準備及應對。很多危難事件發生後才給人責難，往往讓人感覺到“馬後炮”或“賊過興兵”，但這也並非強調忽略其中的意義，在相關事件發生後應由政府迅速成立專家小組來檢視其教訓以及應對。
鄰埠教訓，澳門新感受
台灣近年來發生多種形態的公共安全事件，而這些砍人事件、衝撞事件在澳門幾乎難以存在，究其原因，不難發現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所呈現的這些不滿行為有一些特點，比如此類事件大多採用激烈手法進行處理，努力發洩自身心理情緒，以傷害他人滿足自己等。而深究背後原因，可以看出，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低迷，台灣人就業問題較多，薪資水平與存款水平下降，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又沒有太多可以發洩的情緒，在出現一種事件形態後，就會出現很多的模仿行為，成為所謂的“英雄”。而反觀澳門，經濟發展快速，全民某種程度上分享了經濟成果，找工作在澳門幾乎不成問題，就業保障充分。此外，澳門地域狹小，朋友間很容易溝通傾訴，不論是現實中的聚會還是網絡上的聊天，都能夠有效的發洩情緒問題，加之社會也主動提供很多途徑抒發，例如各種NGO組織（明愛等）、協會、教會、街坊會都能在較短時間內介入處理相關問題。社會反面的案列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引起模仿。
即使在澳門賭收不斷下降的情形下，社會上也沒有對於未來公共安全的維護產生過度憂慮。澳門人堅信“好天收埋落雨柴”的經驗，在經濟運行良好的時候不斷進行儲備，以防日後出現大幅度衝擊，未雨綢繆，心理上沒有悲觀認命的心態。事實上，當下澳門的經濟處於新的調整期，對澳門帶來的衝擊有限，並非造成大規模的失業或者社會衝擊，因此也不會以此誘發大型的公共安全事件。
再看鄰埠香港，在93年蘭桂坊踩踏事件後社會經過重要改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堪稱全球典範，在各項娛樂活動、社會遊行抗爭中都依然保持安全有序，在處理危機上，避免危機“升級”。這一點日後很大程度上成為澳門可以借鑒的經驗。香港傳媒也在凍結危機上扮演溝通的角色。香港政府在危機處理的3C（指揮Command、監控Control、溝通Communication）上都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應用，盡最大程度的來管控危機，有效進行災難救治，但亦不是盡善盡美，在預防與“聚焦”上也存在不足，2015年7月的屋邨水喉含鉛事件就是例證之一。對於未來的澳門而言更是警示之一。
人潮湧動，澳門有密招
澳門近年來社會發展快速，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不斷湧入，大型活動此起彼落，但一直都未發生重大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很大程度上成功運用了良好的溝通機制、訊息平臺及支援資源，故此比較有效聚焦，及調動各方力量防範或應對問題。
具體來說，政府、社會及大眾，以至企業、媒體都能掌握“習常化”（Routinization）中正面的元素及條件，面對較難掌握的則採取“大事化小”的方法處理，避免問題或危機“升級”。遊客的活動地點、範圍、行為及習慣都是“有跡可循”的“慣常化”活動，是行政管理內的要徑（Critical Path）。在澳門，其中有一次面對遊客與導遊發生的糾紛衝突，政府與警方將遊客護送至關閘送回內地，從而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甚至惡化，這是一個很好地處理問題的案例。
澳門是真正的“彈丸之地”。很多其他地方出現的“公共安全”事故，如地震、水災、山泥傾瀉、山火、大型交通事故、空難，未必對澳門有直接影響，但會提高民眾的憂患意識以及同理心、同情心。而對澳門產生直接影響的問題包括了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醫療衛生安全、工業安全、人群管理、樓宇僭建物安全、易燃物品安全、防火、藥物安全等事項。隨著澳門不斷發展，國際化程度日益增強，澳門愈來愈與國際社會接軌，社會問題也必將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例如網絡犯罪、人口販賣、拐帶兒童、偽鈔流通、恐怖襲擊都將會成為潛在的安全威脅選項。
之所以面對年接待超3000萬的外來遊客，澳門仍能維持良好的公共安全水平與城市治安水平，就在於政府保障訊息平臺資訊充足，與內地、香港保持緊密、高度的聯繫機制。在行動、溝通、培訓、預警方面亦頗有成效。社會上普羅大眾也較能接受“公共安全”所需的合作與配合。
近來，韓國的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疫情的持續發生與蔓延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亞太社會的恐慌，香港、台灣等不少地區都對韓國發出旅遊警報，加大防範，以防出現2003年SARS大面積傳播的現象。目前來看，澳門每天面對數十萬南來北往，世界各地的遊客穿梭，即使在上個月的韓國疑似病例接觸者的管控中也做到了快速處理，避免疫情的發生或者傳播。這很大程度上也延續了2003年澳門成功防禦SARS的經驗。當時香港因為“沙士”的蔓延受到極大衝擊，對於樓市、金融、社會穩定等都帶來破壞式的影響，而澳門在日常頻繁的港澳交流中卻能維持澳門沙士病例零個案的記錄，現在回顧看來，其中有四點，澳門政府做的非常有效： 其一：迅速聚焦。在確定問題為何之後，迅速行動。在香港爆發了SARS疫情後，澳門政府在新口岸綜合體育館立即設立疫情指揮中心，作為處理危機的總部。
其二：迅速加派力量，進行各口岸的體溫檢測工作，以防止潛在病患的流動傳播。
其三：與內地、港澳進行及時的疫情通報，極大化地暢通溝通機制
其四：進行大量及時的醫藥儲備，向歐洲國家購入大量藥物應對可能爆發的疫情，更在病患的轉移管理上建立多地支援機制。
因此，從上述澳門政府面對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的快速反應，可以看出核心的三大元素“溝通機制”、“訊息平臺”以及“資源支持”，在公共安全事件的預防以及後期處理上，澳門成功運用三大元素進行有效管理，盡最大努力避免危機升級，某種程度上成為澳門災難管控的重要秘密武器。
經驗積累，強化“公安”2.0
澳門除了殖民地時代有“一二·三事件”外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其他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Behavior）事件幾乎都是零星發生，對澳門社會整體的“公共安全”並未構成重大的威脅，即使面對每年幾次的遊行示威活動，參與民眾與警方之間都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克制，做到和平理性表達訴求，和平安全落幕。回歸前治安問題較有挑戰，但隨著回歸之後警力加強與中央政府駐軍澳門以後，黑社會犯罪行為已經大幅減少。
而當下乃至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澳門需要面對的“公共安全”問題將聚焦在網絡犯罪、交通問題、醫療衛生問題以及工業安全問題等。少部分會涉及到僭建物安全、跨境犯罪以及食品安全等。
而未來澳門在加強管控處理能力與防範上，仍需要多加努力。“公共安全”有賴於政府、民間、社會、企業、NGO（民間組織）、傳媒、學校、家庭乃至個人的協力合作方可達成。目前對政府而言，有效的加強“訊息平臺”、“溝通機制”以及“支援資源”這三方面是最重要的。預測、預警、預演、培訓、危機識別、處理、應變計善後等，以至匯報、報告等的訓練都應該是工作範圍之一。
同時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裡，也必須充分利用好新興的資訊科技。資訊科技新穎、變化快速有利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缺陷。於澳門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新興科技時代與智慧城市發展浪潮中不斷“聚焦”，要把城市的問題（包括資訊科技普及化）納入關注網，在細緻分析、過濾後編排優次，調配資源作有效處理。強化及更新周邊地區的資訊平臺是重要的，有效的調配支援亦是不可缺乏的。只有構建綜合有效的預防、救治網絡才能維繫澳門社會的長治久安。
特大事故災難聯合
救援演習“火星行動”
7月25日，特區政府舉行回歸1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特大事故災難聯合救援演習“火星行動”，模擬在綜藝館舉行大型文藝活動時發生火警導致200人受傷的事故。由衛生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社會工作局、旅遊局、新聞局、民政總署、鏡湖醫院、科大醫院、紅十字會等迅速啟動跨部門協調機制開展佈防及救援。演習參與人數逾600名，包括各部門救援人員、協調員、觀察人員及扮演傷者和家屬的志願者。
澳門大學——澳門保安高等學校聯合課程主任
臨近的台灣剛剛發生過八仙樂園塵爆事件，喧囂還未離去之際，又在台北傳出捷運上發生隨機砍人事件；此時的大陸也在長江沉船的陰霾中稍稍走出，又立即傳出大型火災事故與礦難事故的噩耗，兩岸多地頻發的公共安全事件，與澳門而言，是老神在在的隔岸觀火還是如履薄冰的未雨綢繆？
重複“災難”，難以“聚焦”
回顧過去的一年，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在台灣、大陸等地區此起彼伏，從大陸上海除夕的踩踏事件再到最近的台灣八仙樂園塵爆案，兩岸四地的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顯示社會、大眾以及政府在防控、規劃、預測警示及危機處理、以至善後檢討等各方面都存在缺陷。而最重要的是社會聚焦於一些重複的問題之上，但面對新形成的問題則缺乏系統的研究、規管與防控。因此在新問題爆發或者舊問題加劇時，就顯得力有不逮，有所失措。社會學中常說“習常化”（Routinization）就是我們容易把重複的事情習慣化，不把每一件事當做新的、獨立的事件來處理，這樣很容易低估事件新的元素、難度與災難性程度。因而，面對這些新情勢，其一：進行總結已經發生問題的工作很重要，即所謂的“汲取教訓”，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式、情況，要有新的定義與思維；其二面對新的問題的產生要有前瞻性研究、規劃管理以及預防，而非一再被動的應對，因為當下社會變化之快速遠遠超越了一般的管控思維。
我們對很多問題都是透過大眾媒體知曉的，這顯示了訊息的“廣度”與“深度”有所不對稱，較難有聚焦的準備及應對。很多危難事件發生後才給人責難，往往讓人感覺到“馬後炮”或“賊過興兵”，但這也並非強調忽略其中的意義，在相關事件發生後應由政府迅速成立專家小組來檢視其教訓以及應對。
鄰埠教訓，澳門新感受
台灣近年來發生多種形態的公共安全事件，而這些砍人事件、衝撞事件在澳門幾乎難以存在，究其原因，不難發現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所呈現的這些不滿行為有一些特點，比如此類事件大多採用激烈手法進行處理，努力發洩自身心理情緒，以傷害他人滿足自己等。而深究背後原因，可以看出，台灣近年來經濟發展低迷，台灣人就業問題較多，薪資水平與存款水平下降，對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又沒有太多可以發洩的情緒，在出現一種事件形態後，就會出現很多的模仿行為，成為所謂的“英雄”。而反觀澳門，經濟發展快速，全民某種程度上分享了經濟成果，找工作在澳門幾乎不成問題，就業保障充分。此外，澳門地域狹小，朋友間很容易溝通傾訴，不論是現實中的聚會還是網絡上的聊天，都能夠有效的發洩情緒問題，加之社會也主動提供很多途徑抒發，例如各種NGO組織（明愛等）、協會、教會、街坊會都能在較短時間內介入處理相關問題。社會反面的案列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引起模仿。
即使在澳門賭收不斷下降的情形下，社會上也沒有對於未來公共安全的維護產生過度憂慮。澳門人堅信“好天收埋落雨柴”的經驗，在經濟運行良好的時候不斷進行儲備，以防日後出現大幅度衝擊，未雨綢繆，心理上沒有悲觀認命的心態。事實上，當下澳門的經濟處於新的調整期，對澳門帶來的衝擊有限，並非造成大規模的失業或者社會衝擊，因此也不會以此誘發大型的公共安全事件。
再看鄰埠香港，在93年蘭桂坊踩踏事件後社會經過重要改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堪稱全球典範，在各項娛樂活動、社會遊行抗爭中都依然保持安全有序，在處理危機上，避免危機“升級”。這一點日後很大程度上成為澳門可以借鑒的經驗。香港傳媒也在凍結危機上扮演溝通的角色。香港政府在危機處理的3C（指揮Command、監控Control、溝通Communication）上都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應用，盡最大程度的來管控危機，有效進行災難救治，但亦不是盡善盡美，在預防與“聚焦”上也存在不足，2015年7月的屋邨水喉含鉛事件就是例證之一。對於未來的澳門而言更是警示之一。
人潮湧動，澳門有密招
澳門近年來社會發展快速，來自五湖四海的遊客不斷湧入，大型活動此起彼落，但一直都未發生重大突發性公共安全事件，很大程度上成功運用了良好的溝通機制、訊息平臺及支援資源，故此比較有效聚焦，及調動各方力量防範或應對問題。
具體來說，政府、社會及大眾，以至企業、媒體都能掌握“習常化”（Routinization）中正面的元素及條件，面對較難掌握的則採取“大事化小”的方法處理，避免問題或危機“升級”。遊客的活動地點、範圍、行為及習慣都是“有跡可循”的“慣常化”活動，是行政管理內的要徑（Critical Path）。在澳門，其中有一次面對遊客與導遊發生的糾紛衝突，政府與警方將遊客護送至關閘送回內地，從而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甚至惡化，這是一個很好地處理問題的案例。
澳門是真正的“彈丸之地”。很多其他地方出現的“公共安全”事故，如地震、水災、山泥傾瀉、山火、大型交通事故、空難，未必對澳門有直接影響，但會提高民眾的憂患意識以及同理心、同情心。而對澳門產生直接影響的問題包括了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醫療衛生安全、工業安全、人群管理、樓宇僭建物安全、易燃物品安全、防火、藥物安全等事項。隨著澳門不斷發展，國際化程度日益增強，澳門愈來愈與國際社會接軌，社會問題也必將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例如網絡犯罪、人口販賣、拐帶兒童、偽鈔流通、恐怖襲擊都將會成為潛在的安全威脅選項。
之所以面對年接待超3000萬的外來遊客，澳門仍能維持良好的公共安全水平與城市治安水平，就在於政府保障訊息平臺資訊充足，與內地、香港保持緊密、高度的聯繫機制。在行動、溝通、培訓、預警方面亦頗有成效。社會上普羅大眾也較能接受“公共安全”所需的合作與配合。
近來，韓國的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疫情的持續發生與蔓延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亞太社會的恐慌，香港、台灣等不少地區都對韓國發出旅遊警報，加大防範，以防出現2003年SARS大面積傳播的現象。目前來看，澳門每天面對數十萬南來北往，世界各地的遊客穿梭，即使在上個月的韓國疑似病例接觸者的管控中也做到了快速處理，避免疫情的發生或者傳播。這很大程度上也延續了2003年澳門成功防禦SARS的經驗。當時香港因為“沙士”的蔓延受到極大衝擊，對於樓市、金融、社會穩定等都帶來破壞式的影響，而澳門在日常頻繁的港澳交流中卻能維持澳門沙士病例零個案的記錄，現在回顧看來，其中有四點，澳門政府做的非常有效： 其一：迅速聚焦。在確定問題為何之後，迅速行動。在香港爆發了SARS疫情後，澳門政府在新口岸綜合體育館立即設立疫情指揮中心，作為處理危機的總部。
其二：迅速加派力量，進行各口岸的體溫檢測工作，以防止潛在病患的流動傳播。
其三：與內地、港澳進行及時的疫情通報，極大化地暢通溝通機制
其四：進行大量及時的醫藥儲備，向歐洲國家購入大量藥物應對可能爆發的疫情，更在病患的轉移管理上建立多地支援機制。
因此，從上述澳門政府面對突發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的快速反應，可以看出核心的三大元素“溝通機制”、“訊息平臺”以及“資源支持”，在公共安全事件的預防以及後期處理上，澳門成功運用三大元素進行有效管理，盡最大努力避免危機升級，某種程度上成為澳門災難管控的重要秘密武器。
經驗積累，強化“公安”2.0
澳門除了殖民地時代有“一二·三事件”外產生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其他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Behavior）事件幾乎都是零星發生，對澳門社會整體的“公共安全”並未構成重大的威脅，即使面對每年幾次的遊行示威活動，參與民眾與警方之間都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克制，做到和平理性表達訴求，和平安全落幕。回歸前治安問題較有挑戰，但隨著回歸之後警力加強與中央政府駐軍澳門以後，黑社會犯罪行為已經大幅減少。
而當下乃至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澳門需要面對的“公共安全”問題將聚焦在網絡犯罪、交通問題、醫療衛生問題以及工業安全問題等。少部分會涉及到僭建物安全、跨境犯罪以及食品安全等。
而未來澳門在加強管控處理能力與防範上，仍需要多加努力。“公共安全”有賴於政府、民間、社會、企業、NGO（民間組織）、傳媒、學校、家庭乃至個人的協力合作方可達成。目前對政府而言，有效的加強“訊息平臺”、“溝通機制”以及“支援資源”這三方面是最重要的。預測、預警、預演、培訓、危機識別、處理、應變計善後等，以至匯報、報告等的訓練都應該是工作範圍之一。
同時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裡，也必須充分利用好新興的資訊科技。資訊科技新穎、變化快速有利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缺陷。於澳門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新興科技時代與智慧城市發展浪潮中不斷“聚焦”，要把城市的問題（包括資訊科技普及化）納入關注網，在細緻分析、過濾後編排優次，調配資源作有效處理。強化及更新周邊地區的資訊平臺是重要的，有效的調配支援亦是不可缺乏的。只有構建綜合有效的預防、救治網絡才能維繫澳門社會的長治久安。
特大事故災難聯合
救援演習“火星行動”
7月25日，特區政府舉行回歸1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特大事故災難聯合救援演習“火星行動”，模擬在綜藝館舉行大型文藝活動時發生火警導致200人受傷的事故。由衛生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社會工作局、旅遊局、新聞局、民政總署、鏡湖醫院、科大醫院、紅十字會等迅速啟動跨部門協調機制開展佈防及救援。演習參與人數逾600名，包括各部門救援人員、協調員、觀察人員及扮演傷者和家屬的志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