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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大赋是汉代产生的新文体，但它在汉代却红极一时，究其原因与汉大赋本身描写的事物以及汉人所具有的特定素质关系密切。汉大赋所描写的事物本身就是汉人审美的对象，这些事物汇集成的繁华场面和宏大气势又与汉人审美心理相契合，加上小学教育以及楚汉审美传承对汉人的影响，汉大赋作为一种审美客体得以与审美主体——汉人相统一，因此汉大赋在汉代盛行起来。
关键词：汉大赋 纷繁 宏大 教育 审美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3-0104-02
汉大赋的名篇集中在《文选》京都赋、郊祀赋、畋猎赋之中，关于它兴盛的原因前人已有大量论述，但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一个时代兴盛起来，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该事物所蕴含的一些特质与这个时代审美主体相契合。李泽厚谈及美学时说：“‘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1]他强调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一个事物首先得具备可以被欣赏的客观性质，然后还要有能够欣赏事物该性质的人与之配合，审美才能实现，汉大赋在汉代的盛行也不例外。
一、汉大赋中纷繁的事物汇聚以及其构成的宏大气象与汉代审美观相契合
汉大赋所写内容十分丰富。京都之赋不仅夸耀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2]，而且通常作者还会写到宫殿、天子出行、祭祀天地祖庙、慰问百姓、城内交通、商旅集市、百姓生活场面等等。张衡写西京殿内装饰，彩椽、玉珰、斗拱、云花。楼阁则是三层双重平台，栏杆上刻着各种花纹，青宫门、红漆阶梯。写高台则上有万钧之洪钟，钟架上刻的猛兽背负大钟，好像要展翅高飞，可以说是惟妙惟肖，色彩斑斓，巧夺天工。这是汉大赋写京都时共有的特点，每写一物必定要倾其笔墨，极尽事物之精巧华丽。这样的纷繁不仅存在于京都赋中，郊祀赋和畋猎赋里也俯拾即是。
且看扬子写郊祀“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2]翡翠玉树青葱碧绿，马犀由碧玉雕成，就连背负这编钟木架的人象也是金子做的，奇珍异宝，贵树芳草，无所不备，真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处寻。相如写田猎亦是名禽贵兽、宫馆台阁，镂金错彩。
尽管汉赋大家争相描摹，但汉大赋所写对象的特点却往往十分相似。汉人为何如此不惜笔力，为何选取这么多特点相似的事物作为描写对象？为什么在后代人看来如此雕馈满眼的事物汇合却成为汉人的审美客体？笔者认为汉大赋本身一定存在一些内在的美的特质，才会使得汉人对其另眼相看，故而我们决定从美学角度进行考察。
美学大家李泽厚认为，艺术品的意味层与生活积淀关系密切，它的超越在于它所人化的是整个心理状态，因而艺术品有一种长久的持续的可品味性，一些作品轰动一时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和这个时代的审美密切相关，而一个时代的艺术是以这个时代的审美内容为素材的，因此要了解时代的审美内容可以对时代艺术进行考究。李泽厚分析了山东（梁武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三处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发现宴乐、庖厨、出行、狩猎、仪仗车马、奇珍异兽、神仙鬼怪、百官宫殿等具为其刻画对象。而出土的另一幅汉代车马图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不同的车马和人物，全图几乎都没有考虑到留白。这些画面都是汉代的装饰艺术。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知道，汉大赋中诸如天子宴乐、畋猎、车马仪仗、奇珍异兽等都应该是汉人所引以为美的事物。另一方面，我們应当看到汉代欣赏雕馈满眼之美。因而无论是汉大赋所描写的对象本身还是这些繁杂事物的大汇集，都是符合汉人审美的，因而汉大赋才能成为汉人审美的客体。
二、汉大赋所呈现出来的宏大气势与汉代人审美心理相契合
汉代的繁荣昌盛对时人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欣赏壮丽恢弘的事物。西汉著名宫殿未央宫的前殿就建筑在龙首山的山丘之上，正如《西京赋》里所说“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2]。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还首次用假山装饰宫苑，没有对宏大气势的欣赏，胸中没有大丘壑是很难想到如此进行装饰的。汉人的这种审美心理不仅影响着装饰和建筑，同样也影响着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汉大赋不仅仅汇集纷繁的事物，并且通过对它们的细致刻画和巧妙的排列组合，使得文章整体呈现出宏大的气势。京都赋提到天子出行必定是士兵众多，车马齐备，声势浩大。即便郊祀也是兵士勇猛若神将，武器装备精良，军士们士气高昂，奋然前行。相似的场景在畋猎赋里更是毫不逊色，“椓巀嶭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2]在山上打木桩做栅栏，围着整座南山布下罗网。林中是兵车千辆，山下又是人马数万。天子随从必定骁勇善射，捕猎者更是勇猛无畏，那漫山遍野的士兵四散追捕猎物，千车万骑卷林而过，如此气势何者能比！类似的壮观场面在汉大赋中交相辉映，使其整体展现出宏大的气势，这种气势与汉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因而极易产生共鸣。时代的氛围总会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着他们对审美客体的选择，汉人之于汉大赋也正是如此。
三、具有特定素质的汉人为汉大赋提供了审美主体
欣赏一种事物首先要能够识别它，其次还要能够接受它，这就对审美主体的素质有特定的要求。就汉大赋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在汉代盛行与汉人本身所具有的素质密不可分。这里所提到的素质是指汉人所具有的能够欣赏汉大赋的能力，这种能力与汉代的教育和汉人的审美经验有关。
汉大赋的创作和欣赏都与汉代小学盛行密不可分。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3]汉大赋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生僻的字词，如“璇题玉英，蜎蠖濩之中”[2]，其中的题指椽头，蜎、蠖濩皆是屈曲貌，用来形容古建筑物上的雕刻之形。诸如此类汉人熟悉的内容，在小学亡后，却成为后人读赋时的难题。章炳麟说：“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4]试想如果连文本的内容都不懂，又怎能欣赏它。因此小学教育为汉人欣赏大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读懂与欣赏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什么对汉人来说汉大赋是美而不是丑的呢？这又与其审美经验有关。
赋与楚辞关系密切。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2]刘勰道：“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5]清代程廷祚也认为赋体类于骚义取乎诗。赋本身就是由“诗六艺”中的“赋”发展而来，而内容和形式上则继承并发展了楚辞，因此能欣赏骚的人才能欣赏赋。楚国人本就欣赏楚辞，汉朝皇室和大臣又多楚人，汉武帝让刘向整理书籍时，竟集成了《楚辞》一书，这说明当时已经有相当多的楚辞作品，足见楚辞对汉人的影响。李泽厚先生认为某些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审美对象，需要一定的审美态度、人生经验、文化教养等主观条件，“在这里审美对象（美学客体）与审美经验经常难以分割。”[1]汉人能成为大赋的审美主体，得益于诗骚审美经验传承对其审美意识的影响，没有这一审美经验对审美意识的唤醒，汉大赋即便具备了美也不会让汉人产生美感。
一种事物的美只有在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掘，二者缺一不可。汉大赋是汉代才衍生出来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诞生之后迅速进入汉人审美视野并成为时代宠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汉大赋本身所描写的对象是汉人审美的内容外，还与汉人崇尚恢弘气势的时代心理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契合，才是汉大赋在汉代盛行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四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83.
[2]（梁）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6，183，38，244，184，2.
[3]阮元.擎经室二集卷二[M].载氏，擎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388-389.
[4]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7.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5：76.
责任编辑：刘 健
关键词：汉大赋 纷繁 宏大 教育 审美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3-0104-02
汉大赋的名篇集中在《文选》京都赋、郊祀赋、畋猎赋之中，关于它兴盛的原因前人已有大量论述，但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一个时代兴盛起来，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该事物所蕴含的一些特质与这个时代审美主体相契合。李泽厚谈及美学时说：“‘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1]他强调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一个事物首先得具备可以被欣赏的客观性质，然后还要有能够欣赏事物该性质的人与之配合，审美才能实现，汉大赋在汉代的盛行也不例外。
一、汉大赋中纷繁的事物汇聚以及其构成的宏大气象与汉代审美观相契合
汉大赋所写内容十分丰富。京都之赋不仅夸耀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之隈，汧涌其西”[2]，而且通常作者还会写到宫殿、天子出行、祭祀天地祖庙、慰问百姓、城内交通、商旅集市、百姓生活场面等等。张衡写西京殿内装饰，彩椽、玉珰、斗拱、云花。楼阁则是三层双重平台，栏杆上刻着各种花纹，青宫门、红漆阶梯。写高台则上有万钧之洪钟，钟架上刻的猛兽背负大钟，好像要展翅高飞，可以说是惟妙惟肖，色彩斑斓，巧夺天工。这是汉大赋写京都时共有的特点，每写一物必定要倾其笔墨，极尽事物之精巧华丽。这样的纷繁不仅存在于京都赋中，郊祀赋和畋猎赋里也俯拾即是。
且看扬子写郊祀“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2]翡翠玉树青葱碧绿，马犀由碧玉雕成，就连背负这编钟木架的人象也是金子做的，奇珍异宝，贵树芳草，无所不备，真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处寻。相如写田猎亦是名禽贵兽、宫馆台阁，镂金错彩。
尽管汉赋大家争相描摹，但汉大赋所写对象的特点却往往十分相似。汉人为何如此不惜笔力，为何选取这么多特点相似的事物作为描写对象？为什么在后代人看来如此雕馈满眼的事物汇合却成为汉人的审美客体？笔者认为汉大赋本身一定存在一些内在的美的特质，才会使得汉人对其另眼相看，故而我们决定从美学角度进行考察。
美学大家李泽厚认为，艺术品的意味层与生活积淀关系密切，它的超越在于它所人化的是整个心理状态，因而艺术品有一种长久的持续的可品味性，一些作品轰动一时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说一个时代的艺术和这个时代的审美密切相关，而一个时代的艺术是以这个时代的审美内容为素材的，因此要了解时代的审美内容可以对时代艺术进行考究。李泽厚分析了山东（梁武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三处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发现宴乐、庖厨、出行、狩猎、仪仗车马、奇珍异兽、神仙鬼怪、百官宫殿等具为其刻画对象。而出土的另一幅汉代车马图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不同的车马和人物，全图几乎都没有考虑到留白。这些画面都是汉代的装饰艺术。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知道，汉大赋中诸如天子宴乐、畋猎、车马仪仗、奇珍异兽等都应该是汉人所引以为美的事物。另一方面，我們应当看到汉代欣赏雕馈满眼之美。因而无论是汉大赋所描写的对象本身还是这些繁杂事物的大汇集，都是符合汉人审美的，因而汉大赋才能成为汉人审美的客体。
二、汉大赋所呈现出来的宏大气势与汉代人审美心理相契合
汉代的繁荣昌盛对时人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欣赏壮丽恢弘的事物。西汉著名宫殿未央宫的前殿就建筑在龙首山的山丘之上，正如《西京赋》里所说“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2]。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还首次用假山装饰宫苑，没有对宏大气势的欣赏，胸中没有大丘壑是很难想到如此进行装饰的。汉人的这种审美心理不仅影响着装饰和建筑，同样也影响着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文学。作为文学艺术的汉大赋不仅仅汇集纷繁的事物，并且通过对它们的细致刻画和巧妙的排列组合，使得文章整体呈现出宏大的气势。京都赋提到天子出行必定是士兵众多，车马齐备，声势浩大。即便郊祀也是兵士勇猛若神将，武器装备精良，军士们士气高昂，奋然前行。相似的场景在畋猎赋里更是毫不逊色，“椓巀嶭而为弋，纡南山以为罝。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2]在山上打木桩做栅栏，围着整座南山布下罗网。林中是兵车千辆，山下又是人马数万。天子随从必定骁勇善射，捕猎者更是勇猛无畏，那漫山遍野的士兵四散追捕猎物，千车万骑卷林而过，如此气势何者能比！类似的壮观场面在汉大赋中交相辉映，使其整体展现出宏大的气势，这种气势与汉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因而极易产生共鸣。时代的氛围总会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着他们对审美客体的选择，汉人之于汉大赋也正是如此。
三、具有特定素质的汉人为汉大赋提供了审美主体
欣赏一种事物首先要能够识别它，其次还要能够接受它，这就对审美主体的素质有特定的要求。就汉大赋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在汉代盛行与汉人本身所具有的素质密不可分。这里所提到的素质是指汉人所具有的能够欣赏汉大赋的能力，这种能力与汉代的教育和汉人的审美经验有关。
汉大赋的创作和欣赏都与汉代小学盛行密不可分。阮元在《扬州隋文选楼记》中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辞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驯。”[3]汉大赋中有许多在今天看来生僻的字词，如“璇题玉英，蜎蠖濩之中”[2]，其中的题指椽头，蜎、蠖濩皆是屈曲貌，用来形容古建筑物上的雕刻之形。诸如此类汉人熟悉的内容，在小学亡后，却成为后人读赋时的难题。章炳麟说：“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4]试想如果连文本的内容都不懂，又怎能欣赏它。因此小学教育为汉人欣赏大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读懂与欣赏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什么对汉人来说汉大赋是美而不是丑的呢？这又与其审美经验有关。
赋与楚辞关系密切。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2]刘勰道：“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5]清代程廷祚也认为赋体类于骚义取乎诗。赋本身就是由“诗六艺”中的“赋”发展而来，而内容和形式上则继承并发展了楚辞，因此能欣赏骚的人才能欣赏赋。楚国人本就欣赏楚辞，汉朝皇室和大臣又多楚人，汉武帝让刘向整理书籍时，竟集成了《楚辞》一书，这说明当时已经有相当多的楚辞作品，足见楚辞对汉人的影响。李泽厚先生认为某些事物之所以能成为审美对象，需要一定的审美态度、人生经验、文化教养等主观条件，“在这里审美对象（美学客体）与审美经验经常难以分割。”[1]汉人能成为大赋的审美主体，得益于诗骚审美经验传承对其审美意识的影响，没有这一审美经验对审美意识的唤醒，汉大赋即便具备了美也不会让汉人产生美感。
一种事物的美只有在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掘，二者缺一不可。汉大赋是汉代才衍生出来的新文体，这种新文体诞生之后迅速进入汉人审美视野并成为时代宠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汉大赋本身所描写的对象是汉人审美的内容外，还与汉人崇尚恢弘气势的时代心理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契合，才是汉大赋在汉代盛行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四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83.
[2]（梁）萧统.昭明文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6，183，38，244，184，2.
[3]阮元.擎经室二集卷二[M].载氏，擎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388-389.
[4]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7.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5：76.
责任编辑：刘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