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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遵义时，已是黄昏。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
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站在遵义会议的大楼前，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
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企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红军到底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于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德、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强渡乌江”的提议，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他们却一筹莫展，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
从此，“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李德、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博古说‘不’了。”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此时，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大权，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由此，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此时，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毛泽东等领导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总结之时，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已想“趁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地总结，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决了
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一楼的东侧则是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所在地。走进这间屋子，笔者仿佛看到这里文书飞传的画面，听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和接收信息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纪念馆馆长陈松介绍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这种相对的隔绝，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接到会议通知后，毛泽东就对住在一起的张闻天说：“老张，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张闻天说，如果开会，非得把一年来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再让他指手画脚了”。
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军团首长召来开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能争取到最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中国命运的目的。”刘畅解释说。
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遵义纪念馆制作了一个3D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在剧中，博古作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听着张闻天的报告，博古不停地拿着茶杯喝水，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第一天的会议，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大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张闻天对博古虽然有一些嫌隙，但从没有这样激烈地在会上反对过他。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好像又拉长了，这是博古无法理解的。”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介绍说。
博古的军事报告让大家很是不满，张闻天的反报告又让会议剑拔弩张。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会议。
“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在情景剧中，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当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丧、痛苦、愤怒，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博古当晚写下的一段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博古是多么希望看到红军早日摆脱困境，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办法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1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站在遵义会议的大楼前，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
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企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红军到底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于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德、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强渡乌江”的提议，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他们却一筹莫展，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
从此，“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李德、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博古说‘不’了。”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此时，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大权，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由此，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此时，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毛泽东等领导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总结之时，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已想“趁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地总结，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决了
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一楼的东侧则是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所在地。走进这间屋子，笔者仿佛看到这里文书飞传的画面，听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和接收信息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纪念馆馆长陈松介绍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这种相对的隔绝，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接到会议通知后，毛泽东就对住在一起的张闻天说：“老张，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张闻天说，如果开会，非得把一年来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再让他指手画脚了”。
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军团首长召来开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能争取到最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中国命运的目的。”刘畅解释说。
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遵义纪念馆制作了一个3D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在剧中，博古作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听着张闻天的报告，博古不停地拿着茶杯喝水，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第一天的会议，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大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张闻天对博古虽然有一些嫌隙，但从没有这样激烈地在会上反对过他。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好像又拉长了，这是博古无法理解的。”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介绍说。
博古的军事报告让大家很是不满，张闻天的反报告又让会议剑拔弩张。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会议。
“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在情景剧中，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当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丧、痛苦、愤怒，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博古当晚写下的一段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博古是多么希望看到红军早日摆脱困境，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办法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1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