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资金的意义是什么，这似乎本是无需更多讨论的问题。汶川地震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救灾的迫切和焦急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和疼痛的。2.58亿元救灾资金被挪用，将意味着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生命最终渐渐黯淡，多少难以想象的苦痛煎熬必须在黑暗中残忍地持续！面对灾民们透着绝望的眼睛，又有谁能说，官员们的行政经费的不足和办公楼的陈旧称得上艰难，甚至算得上问题？
　　然而，偏偏在一年之内，就有2.58亿元救灾资金被截留，用在弥补行政经费、建设办公楼上面。对那些部门和单位的官员们，普通老百姓们会不会说那些官员们没有人性？空调凉爽点，车子舒适点，房子豪华点，这并不算是没有人性；可是，把这一切建立在灾民们惨痛的呻吟之上，恐怕就是没有人性了。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生命之爱》中认为，“官僚施虐狂”的特征就是“对待人民像对待东西一样”。无法感知别人的痛苦，无法对别人的痛苦作出有效的回应，因为无法把握对方的生命特征，而无法把握对方的生命特征是因为自身已经在丧失人性的生命特征。换句话说，自己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东西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人性”究其实质并不是一句难听的骂人话，它以朴素的形式道出了一种严重的神经症症状：如果没有了“我即是你”（弗洛姆语）的同情，也没有了“主动反应”的责任心，就已经丧失了人性中最重要的生命特征。那些部门和单位的官员们，他们生病了！他们以灾民们的生命丧失和折损为代价，过着一种严重缺乏生命特征的“东西”生活。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生病的呢？怎样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东西”的呢？无须讳言，在我们的转型社会中，多年以来每个人都承受着历史磨难的悲剧后果，传统的那种敬天爱人的心灵生活正在渐渐沦丧，古老的那种对人的精神魂魄的呵护与敬畏正在渐渐消逝，我们内心断裂而破碎，当置身于一个热闹繁荣的市场当中，我们却没有准备好一颗仁爱、清醒、笃定的心灵来平衡这一切。那些官员们因而失去了对人性异化的最基本的痛感，他们将严重的神经症症状误认为是对社会的良好适应。同一片土地上，有些人正在遭遇沉痛的灾难，但是那些官员们却毫无感受，灾民们昼夜期待的救灾资金已被化作坚硬的乌龟壳，将他们如同一件件“东西”那样严密地包裹在里面。灾难临头，最可怕的是麻木。没有痛感的“东西”们就像温水煮的青蛙一样不清楚状况，以为是别人的灾难，其实可能就是自己的灾难。
　　数字不仅仅是数字而已。2.58亿元救灾资金本来不是没有生命的数字。那些弗洛姆笔下的“异己官僚”已经完完全全“组织化”，他们需要的似乎只是残忍的计算。计算的结果，是珍贵的救灾资金被行政经费的“黑洞”吸入，是办公楼越来越高大雄伟，是本该垒在灾区的钢筋水泥挪到了官员们的面前，为他们搭起一座用料讲究、屹立不倒的巨型监牢。残忍的计算在这里已经成了一种罪恶，因为灾民们活生生的呻吟与呐喊，以及官员们内心良知的挣扎与呼救，都被他们化约为冷冰冰的数字。救命的数字变成了“杀人”的数字，因为在行政经费的消耗和办公楼的挺立之后，人死了，“东西”统治了生活。审计的计算似乎是这种残忍的计算的克星，因为审计的计算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真相，帮助我们发现数字的异常改变，但是审计的计算也只是计算，“组织化”的残忍是很难被灾民们的目光洞穿的，即便在此刻计算抵消了计算，我们仍然未真正走出迷雾，我们看到的甚至不是“东西”们的脸，而只是背影。
　　当然，挪用救灾资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问题。灾民们的目光和官员们的背影，共同测试着制度的容积和张力。仅仅就心理而言，挪用救灾资金也不仅仅是官员们的问题，如果灾民们只知道安安静静地等待着救灾资金到位，等待着被挪用的资金归位，那么这也就同时是灾民们的心理问题；如果我们这些旁观者只知道冷冰冰地看着那些官员们挥霍灾民们的救命钱，一言不发心平气和，那么这也就同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问题。弗洛姆将“屈从”视为“真正的堕落”。而我们难道不正是在向异化的生活“屈从”吗？我们软弱无力，我们藐视自己，将自己视为任由外力随意摆布的“东西”。在长期的“慢性病痛”当中，我们甚至学会了对自己的痛苦习以为常。唯一能够治疗我们的是对同类的真实无隐的爱。爱是个人自由的成长。在爱中，我们有疼痛感，有“我”与“你”的一体感。对我们共同的生活，要有一份谋求改变的智慧，就需要先准备好一份勇敢面对的承担。爱让我们有勇气去承担，那将是精神救灾的最坚强的基础。■
　　编辑：卢劲杉
　　
　　新闻事件
　　据新华社电，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日前报告了2007年度的审计情况。审计署对13个省（区）救灾资金审计调查表明，2.58亿元救灾资金被一些部门和单位挪用，用在了弥补行政经费、建设办公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