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历史的正义性需要维护。改革始于农村,而改革的实质是给农民以一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空间。他们所获得的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是绝对地提升了他们的利益水平和社会地位
　　
　　在我们这个时代,资讯传播已经十分发达,如果有人在社会问题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来说话,的确可以吸引眼球,但这个局面的消极后果却是误导舆论,并可能给长远的动态的政治生态平衡调整带来一些麻烦,影响到渐进改革的进程。
　　极端说话方式的例子很多,关心社会事务的人们都熟悉,这里没有必要一一议论,再说有的领域我也不熟悉,不敢妄加评论。单说对农村社会状况的判断。近期听到一种极端的批评,说乡村政府“黑社会化”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以为这个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类的看法。
　　什么是“黑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掌控者背弃了公共道德的底线,把国家基本法律踩在脚下,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对公众进行人身控制,这个社会大抵就是黑社会。还要把黑社会和黑社会团伙势力区别开来。前者应该指一个社会的主体居民已经基本被黑社会原则所控制,后者则可能是一个触角强硬的犯罪集团。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黑社会的存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法律在公共领域基本失效,政府权力链条基本断裂,上层政府对基层政府失去控制力,以致基层政府基本为政府以外的强权力量所控制;二是社会领域有较大利益可供争夺,且市场竞争对利益分配的作用完全丧失,强权势力用暴力决定利益的分配。依此判断,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要说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势力存在,谁都不敢否定;但要说乡村政府已经黑社会化,乡村地区因此被黑社会笼罩,则完全不是事实。
　　近几年我在农村调查中所接触的农民,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农民们最满意的是三件事情:国家取消农业税、实行合作医疗和义务教育免费。农村低保工作虽然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改善的余地还很大。正在推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化养老也将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农民们在享有这些社会福利项目时,都有专业的国家机构直接介入,乡镇政府的腾挪空间比较小,要截留农民的福利很难。乡镇政府缺乏财力做农村公共事务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要说上级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乡镇政府的节制能力却是不可信的,说乡镇政府只能依靠黑道维持生存更非事实。
　　农村承包制改革给了农民很大自由,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又大大缩小了村干部的权力,农民越来越依靠市场谋生存。黑社会团伙在农村市场上的确有欺行霸市的行为,但远不至于有能力完全控制农产品流通。
　　1998年后我国在农村正式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其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确不敢说这个制度有多么了不起的成绩,但要说农民选出来的村官多数是黑道人员,也绝非事实。事实是很多典型农区的农民对选举兴趣尽管逐渐增大,但总体上还不是满怀热情,而有能力的农民对当干部的兴趣也不大。说这样的社会很松散还差不多,但要说它很黑,黑到“化”的程度,一定没有事实依据。
　　当然,农村社会的现状远不是尽善尽美。且不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也不说收入的多少,作为一个农民,在社会领域遇到的麻烦也的确不少。一是村庄公共事务办理缺乏一种可持续的机制,很多需要集体行动的事情做不好;二是农民打官司难。无钱无权又无势的农户在人际纠纷中受了委屈常常忍气吞声了事;三是产权改革不到位的地方,以及土地级差收益大的地方,干部腐败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农民有较强的被剥夺感。也就是在这类地方,确有一些村干部可能和村里的流氓无赖纠集在一起,出歪招、邪招打压有正义感的农民。对此我曾亲眼目睹。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说乡村政权已经黑社会化了。
　　我之所以要争论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和有些人讲的不一样,觉得有必要讲清事实真相,更是因为中国改革历史的正义性需要维护。中国改革始于农村,而改革的实质是给农民以一定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空间。农民曾经长时期生活于半军事化的村庄环境,改革开放打破了旧体制,才使中国得以腾飞。尽管说农民向社会贡献了“人口红利”乃至“土地红利”,使他们的利益相对受损,但他们所获得的一定的自由空间还是绝对地提升了他们的利益水平和社会地位。如今的农村社会比之30年前更有活力,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这个群体做出的牺牲要更大一些;而在现代化利益享受的群体序列里,农民落在了后面。这个问题不小,但也成不了否定中国改革基本方向的理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过渡期的问题绝不敢说一件两件,弱势阶层的悲伤故事要几箩筐有几箩筐。不承认这个,需要叩问心灵;但若以为麻烦是改革造成的,则需要叩问大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