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只在整个中国的文化史中是一个值得我们了解的特别具备美学品质的一个朝代，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对宋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它是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比较少有的一个朝代——不那么强调军事、战争、武力，而是积极地去建立文化的一个朝代。所以当我们以过去的比较保守的历史观来看待史学时，常常会把宋定位在积弱不振这个角度，但今天人们对于“史观”都有很新的调整，也发现人类能够避免战争，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文明，能够使得人们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文化的进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今人有论，若叫现代人选择一个朝代生活，那一定是宋朝。
　　宋代提出的文化观在现代依然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人们不把精力、心血或是钱财用于战争而转为关注文化时，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可以发展出一种非常惊人的力量，当我们谈到北宋或南宋词时，也会非常清楚的看到一种很奇特的对生活的享受或欣赏的品味出来。
　　比如秦观，他有几个很重要的句子，常常提到他的八个字“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大概在很多文学欣赏和典故方面都会提到这八个字，那么，他究竟在讲什么呢？在春天来时，雾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我们都经历过雾，也许此时诗人自己在院落中走，泡一杯茶，享受他的休闲时光，可以感知到“雾”是一种大自然的现象，“楼台”也是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又用了一个“失”字，好像感觉到雾在楼台中飘荡，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又没有找到，有一点失落的感觉。我们都曾惊艳过雾与楼台的美，而诗作为人心灵上美的一种体验，恰恰是人将大自然的东西和生活中的东西与自己的生命情态相结合，“雾失楼台”好像雾在寻找，期待着什么，其实是人本身在寻找。如果不是一个承平的年代，如果不是一个在文化上对人性有着更高启发的年代，大概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句子。
　　而最好的文学常常让我们忘记是谁的句子。我们常常说“人生如梦”，它确实是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可今天我们已经用到不记得它是苏东坡的句子了，苏轼恰是比一般词人有更高境界的人，他已经将文学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说“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也并不觉得是苏东坡的句子，或者说“十年生死两茫茫”，只是有一刹那会忽然惊讶，苏东坡丰富了我们生活中这么多的口语，这是诗词最精彩的部分。
　　北宋与南宋最大的不同，关键在周邦彦、在秦观、在李清照。李清照曾经批评过苏轼的词不够讲究音乐性，周邦彦和李清照本身是非常精通音韵的，尤其是周邦彦，他本身是一个音乐家，而今天我们已经不太能够从音乐性的角度去欣赏一首词了，如果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赢的一定是苏轼，他所想到的并不是以音乐性传世，而是以文学来传世。他使词的文学解脱了音乐的束缚，周邦彦和李清照在北宋末期非常执着于词必须回归音乐性上来，甚至说词写得像诗是不对的，因为词本身有词的规格，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是非常有个性和主见的。
　　苏轼词都比较口语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读起来琅琅上口，没有特别加以雕琢的痕迹，而到了周邦彦和李清照非常讲究字和音之间的关系，所以形式达到了完美化。我们假设十几岁刚刚要写词的时候，读到了李清照批评苏轼写词“不谐音律”，一定会想我写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谐音律”，所以这个时候形式先入为主，形式超过了内容。也许今天早上起来磨墨，准备要写一首词，可是心里并没有什么感觉，又强迫自己要写，因为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这时候形式已经准备好了，要把文字放进去，它的意义就在于要雕琢形式。但雕琢形式并非不好，在文学史上，有些时代是为了雕琢形式而存在的，或者到北宋一百多年的承平以后，其实没有太大的事件发生，所以你会发现到秦观的词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比起北宋初年的词来说，已经没有大事件发生了。


　　苏轼的被贬官、下放、坐牢、政治上的失意或者李后主的亡国都是大事件，大事件常常是创作中最重要的动力，当然没有人会为了写一首词而去亡一次国，所以它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天意，你没有办法写出像李后主《虞美人》这样动人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中恐怕没有这样重要的事件发生。这一部分也可以说明，在北宋转南宋的后期，徽宗朝前后，的确是承平太久，承平太久的文化在创作力上，会让人感觉不是原创上激发出的一种大力量，常常会变成形式上讲求它的完美度。
　　南宋很明显的看到辛弃疾的声音被姜白石的声音所替代，文学与它的时代有着非常必然的关联，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大概不能勉强让一个人，一个艺术创作者去发出他内心没有感觉到的声音，南宋词依然有它的内在力量，南宋在西湖写出了最美的文学，创作出最好的绘画。文化的创造力也并不在于格局的大小，而在于是不是真的有对于词人心灵空间的尊重，常常北朝忙于战争或现实政治，所以在文化上没有办法赢过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