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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邓小平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战友之谊和如家人般的亲情。邓小平之女邓榕曾问邓小平：“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亲近？”邓小平说：“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邓小平是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爱情见证人
李富春伯伯、蔡畅妈妈和我（邓小平之女邓榕）父母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战友之谊和如家人般的亲情。而我们从小也有幸和李伯伯、蔡妈妈有过亲密接触，点点滴滴，令人不能忘怀。
我父亲（邓小平）与李伯伯、蔡妈妈的革命友情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李伯伯于1919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蔡妈妈于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我父亲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
在赴法之前，李伯伯已是有觉悟的热血青年。到法国后，李伯伯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积极组织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多次政治斗争，在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李伯伯与赵世炎、周恩来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伯伯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伯担任执行委员。蔡妈妈赴法前在湖南时受到兄长蔡和森和毛泽东很大的影响。蔡妈妈到法国后，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0年10月，我父亲到达法国，在求学理想破灭后，勤工也屡受挫折，他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开始变化，有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
我父亲提到的先进同学有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王若飞，也有李伯伯和蔡妈妈。我父亲加入旅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与李伯伯、蔡妈妈在一起。
我父亲回忆，他是和蔡妈妈一起在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每个人还进行了自我宣誓。他们当时激动的心情，几十年后仍难忘记。我父亲在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中，在法国从事党团工作期间，与李伯伯、蔡妈妈相当亲近。李伯伯、蔡妈妈长我父亲4岁，我父亲亲切地称他们为大哥、大姐。由于我父亲年纪最小，李伯伯、蔡妈妈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李伯伯和蔡妈妈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我父亲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李富春掩护新郎官邓小平以水代酒
1923年后，我父亲到巴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与李伯伯等一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少共机关与其机关刊物《少年》一起设在巴黎戈德鲁瓦街17号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蔡妈妈曾回忆：刊物《少年》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
蔡妈妈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开会，床上、桌子旁都坐满了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顽强斗争，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在巴黎期间，我父亲曾同李伯伯、蔡妈妈住在一起。我父亲经常提到，他常吃蔡妈妈煮的面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蔡妈妈曾笑着对我们说：“你爸爸最小，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可爱吃我煮的面条了。”
在巴黎的革命岁月和艰苦生活中，他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革命家，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1925年，李伯伯、蔡妈妈赴苏联学习。1926年，我父亲也离开法国赴苏联学习。后来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相继回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内革命斗争。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在不同的岗位战斗，经历了各种光荣历程、艰难困苦，甚至生离死别。在关键时刻和危难时刻，他们仍然互相关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1933年，我父亲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受“左”倾路线的错误批判，在被批斗和处分的最困难的时候，李伯伯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关心他，蔡妈妈看见他生活艰苦还给他送饭吃。
1934年长征时，由于我父亲刚刚受过批判，一开始参加转移的名单中没有他，最后还是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伯伯，特意把我父亲加进了长征的队伍中。
1939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延安结婚。
9月的一天，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为祝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夫妇新婚，老战友们在一起聚餐。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摆放着金黄色的小米饭，来者均着布衣布履的八路军军服，这是延安特有的简朴而亲切的婚宴。席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当晚，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官。孔原被灌醉了，而邓小平有敬必饮却毫无醉意。后来，张闻天告诉他的夫人刘英，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掩护了老战友邓小平。
相知甚深渡尽劫波
1954年9月，李伯伯和我父亲同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我们家搬进中南海，住在庆云堂三院。恰巧的是，李伯伯和蔡妈妈就住在前面的一院。比邻而居，使我们两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我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总是把我弟弟飞飞叫成“灰灰”。我和飞飞小时候很爱到李伯伯家，因为蔡妈妈总是拿糖给我们吃。我母亲对蔡妈妈非常尊重，有事常常向蔡妈妈请教。而蔡妈妈对我母亲也非常亲切。李伯伯非常简朴，他的中山装已穿得非常旧了，蔡妈妈要给他新做一套，特意让我母亲帮她一起去选料做衣。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气氛比较健康和轻松，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在难得的休息的时候，几位叔叔伯伯有时会聚在一起打麻将，有邓小平、李富春、陶铸、柯庆施、李井泉等。如果在北京，地点往往在李伯伯家。因为李伯伯、蔡妈妈非常好客。平时，他们自己省吃俭用，但遇有客人来时，蔡妈妈就会为大家做点儿夜宵，比如稀饭、馄饨。
他们打牌都很认真，每次要以记分分胜负。本次会议结束了，下次开会打牌还会接着上次继续记。记分这个工作往往由李伯伯担任，记分记录也都保留在李伯伯那里。我和飞飞因为小，有时会跑到一院李伯伯家看大人打牌，还会跟着吃顿夜宵。去李伯伯家，我们从来不感到陌生和害怕。
由于工作关系，我父亲和李伯伯常常一起出差，他们一起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他们经常在一起深谈，而谈话时都是我父亲去李伯伯家。在工作上，他们配合默契。对于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批评为两个独立王国：一个书记处，一个计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被批判、被软禁，孩子们被强令赶出中南海。李伯伯也因为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当时是暴风骤雨从天而降，人人自身难保。庆云堂4个院子，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4个副总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有一天，在空荡荡的胡同里，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手中，说了一句：“就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被隔离软禁中的我父母收到这两包烟时，真是百感交集。
1974年，我父亲被重新起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样渡尽劫波的老战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亲为他亲如兄长的老战友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为李富春的一生献上了高度的评价。
1977年“文革”结束后，我们随父母一起去看望蔡妈妈，此时蔡妈妈身体已很不好，但她对我父母说：“如果富春看见‘四人帮’被打倒，他会非常高兴。”我父母紧紧地、长时间地拉着他们亲爱的大姐的手。这个场景感动着周围所有的人。1980年5月，蔡妈妈80岁大寿，我父母带着我们全家祖孙四代，去给蔡妈妈祝寿。我父亲给他亲爱的大姐献上一束鲜花。近60年的岁月过去了，他们的亲情，仍如在法国时期一样深厚。我问我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亲近？”我父亲说：“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8期，邓榕/文）
邓小平是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爱情见证人
李富春伯伯、蔡畅妈妈和我（邓小平之女邓榕）父母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战友之谊和如家人般的亲情。而我们从小也有幸和李伯伯、蔡妈妈有过亲密接触，点点滴滴，令人不能忘怀。
我父亲（邓小平）与李伯伯、蔡妈妈的革命友情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李伯伯于1919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蔡妈妈于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我父亲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
在赴法之前，李伯伯已是有觉悟的热血青年。到法国后，李伯伯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积极组织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多次政治斗争，在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李伯伯与赵世炎、周恩来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伯伯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伯担任执行委员。蔡妈妈赴法前在湖南时受到兄长蔡和森和毛泽东很大的影响。蔡妈妈到法国后，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0年10月，我父亲到达法国，在求学理想破灭后，勤工也屡受挫折，他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开始变化，有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
我父亲提到的先进同学有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王若飞，也有李伯伯和蔡妈妈。我父亲加入旅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与李伯伯、蔡妈妈在一起。
我父亲回忆，他是和蔡妈妈一起在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每个人还进行了自我宣誓。他们当时激动的心情，几十年后仍难忘记。我父亲在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中，在法国从事党团工作期间，与李伯伯、蔡妈妈相当亲近。李伯伯、蔡妈妈长我父亲4岁，我父亲亲切地称他们为大哥、大姐。由于我父亲年纪最小，李伯伯、蔡妈妈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李伯伯和蔡妈妈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我父亲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李富春掩护新郎官邓小平以水代酒
1923年后，我父亲到巴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与李伯伯等一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少共机关与其机关刊物《少年》一起设在巴黎戈德鲁瓦街17号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蔡妈妈曾回忆：刊物《少年》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
蔡妈妈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开会，床上、桌子旁都坐满了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顽强斗争，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在巴黎期间，我父亲曾同李伯伯、蔡妈妈住在一起。我父亲经常提到，他常吃蔡妈妈煮的面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蔡妈妈曾笑着对我们说：“你爸爸最小，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可爱吃我煮的面条了。”
在巴黎的革命岁月和艰苦生活中，他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革命家，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1925年，李伯伯、蔡妈妈赴苏联学习。1926年，我父亲也离开法国赴苏联学习。后来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相继回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内革命斗争。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在不同的岗位战斗，经历了各种光荣历程、艰难困苦，甚至生离死别。在关键时刻和危难时刻，他们仍然互相关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1933年，我父亲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受“左”倾路线的错误批判，在被批斗和处分的最困难的时候，李伯伯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关心他，蔡妈妈看见他生活艰苦还给他送饭吃。
1934年长征时，由于我父亲刚刚受过批判，一开始参加转移的名单中没有他，最后还是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伯伯，特意把我父亲加进了长征的队伍中。
1939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延安结婚。
9月的一天，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为祝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夫妇新婚，老战友们在一起聚餐。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摆放着金黄色的小米饭，来者均着布衣布履的八路军军服，这是延安特有的简朴而亲切的婚宴。席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当晚，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官。孔原被灌醉了，而邓小平有敬必饮却毫无醉意。后来，张闻天告诉他的夫人刘英，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掩护了老战友邓小平。
相知甚深渡尽劫波
1954年9月，李伯伯和我父亲同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我们家搬进中南海，住在庆云堂三院。恰巧的是，李伯伯和蔡妈妈就住在前面的一院。比邻而居，使我们两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我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总是把我弟弟飞飞叫成“灰灰”。我和飞飞小时候很爱到李伯伯家，因为蔡妈妈总是拿糖给我们吃。我母亲对蔡妈妈非常尊重，有事常常向蔡妈妈请教。而蔡妈妈对我母亲也非常亲切。李伯伯非常简朴，他的中山装已穿得非常旧了，蔡妈妈要给他新做一套，特意让我母亲帮她一起去选料做衣。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气氛比较健康和轻松，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在难得的休息的时候，几位叔叔伯伯有时会聚在一起打麻将，有邓小平、李富春、陶铸、柯庆施、李井泉等。如果在北京，地点往往在李伯伯家。因为李伯伯、蔡妈妈非常好客。平时，他们自己省吃俭用，但遇有客人来时，蔡妈妈就会为大家做点儿夜宵，比如稀饭、馄饨。
他们打牌都很认真，每次要以记分分胜负。本次会议结束了，下次开会打牌还会接着上次继续记。记分这个工作往往由李伯伯担任，记分记录也都保留在李伯伯那里。我和飞飞因为小，有时会跑到一院李伯伯家看大人打牌，还会跟着吃顿夜宵。去李伯伯家，我们从来不感到陌生和害怕。
由于工作关系，我父亲和李伯伯常常一起出差，他们一起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他们经常在一起深谈，而谈话时都是我父亲去李伯伯家。在工作上，他们配合默契。对于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批评为两个独立王国：一个书记处，一个计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被批判、被软禁，孩子们被强令赶出中南海。李伯伯也因为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
当时是暴风骤雨从天而降，人人自身难保。庆云堂4个院子，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4个副总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有一天，在空荡荡的胡同里，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手中，说了一句：“就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被隔离软禁中的我父母收到这两包烟时，真是百感交集。
1974年，我父亲被重新起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样渡尽劫波的老战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亲为他亲如兄长的老战友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为李富春的一生献上了高度的评价。
1977年“文革”结束后，我们随父母一起去看望蔡妈妈，此时蔡妈妈身体已很不好，但她对我父母说：“如果富春看见‘四人帮’被打倒，他会非常高兴。”我父母紧紧地、长时间地拉着他们亲爱的大姐的手。这个场景感动着周围所有的人。1980年5月，蔡妈妈80岁大寿，我父母带着我们全家祖孙四代，去给蔡妈妈祝寿。我父亲给他亲爱的大姐献上一束鲜花。近60年的岁月过去了，他们的亲情，仍如在法国时期一样深厚。我问我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亲近？”我父亲说：“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8期，邓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