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按照民主、法治、市场等改革的既定目标来衡量，改革进程依然没有完成，仍有很多重要领域需要进行改革。推进这些改革，需要正确地处理所谓的“敏感问题”。每一次在制定某些方面改革方案的时候，总会有些人士会以涉及“敏感问题”而形成阻力。中共中央党校李英田先生近日发表文章提出一个命题：敢不敢触及“敏感问题”检验思想解放的真假。
　　确实，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一场有助于建立市场制度、推动社会向民主、法治方向演进的改革，最初都曾被列为“敏感问题”，而成为改革的禁区，甚至成为理论界和公众公开讨论的禁区。
　　这种情形与中国改革的环境有关。所谓“敏感问题”，通常是指某一问题在政治上、尤其是意识形态上比较敏感。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则、制度，通常都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依据。因而，随便一项具体改革措施，都会与意识形态产生直接间接的关系。比如，是否允许城市个体工商户存在，涉及经济的公有还是私有问题；是否允许农民土地承包，涉及农村集体经营制度的存废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中国，大规模的改革通常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至少同时伴随着思想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对固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修正，容纳那些即将的改革措施所隐含的价值。通过这一程序，敏感问题会被“脱敏”，变得不那么敏感，人们于是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改革。
　　应当说，过去三十年来发生的多轮思想解放及相应的改革，已经使大量“敏感问题”脱敏：首先，私人生活领域的众多问题，基本上不再作为敏感问题进入政府视野了。至于公共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私人企业就不再是敏感问题了；经过邓小平的南巡，市场经济不再是敏感问题了；经过2004年修宪，私人财产权不再是敏感问题了；同时，执政党确认了建立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目标，这两者也不再是敏感问题了；据此，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其中包括参政议政的权利，就不再是敏感问题了。当然，村民自治制度、与社区业主自治制度的建立，也意味着此一范围自治不再是敏感问题了。
　　不过，在所有这些公共领域的问题，最多只是抽象地不敏感了，它们作为目标已经不敏感了；但是，涉及到具体的制度的改革与行政过程，在一些部门那里，仍然有一定的敏感性。
　　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仍然热衷于把有些问题列为“敏感问题”，拒绝向民众提供相关信息，或者拒绝推进相关改革，当然仍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深化改革确实需要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完整地确立市场、民主、法治、民生等价值的政治与观念地位，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为人们为解决现实问题所进行的创新脱敏，为这些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辟更大空间。应当说，当下进行思想解放，具有前所未有的优势，因为，市场已经基本上成为现实，民主、法治的理念已经成为常识，也不会有多少人质疑民生政策的必要性。
　　不过，今天之所以仍有若干“敏感问题”，主要是由于某些政府部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人为划定。将其划为敏感问题，就可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现状，躲避民众的监督，甚至可以扩张自己的权力与寻租空间。因此，深化改革，光靠解放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打破已经形成的某些特殊利益格局，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无法挟持公共利益。
　　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缩小“敏感问题”范围的过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则是要把“敏感问题”这个词从公共领域中清除出去。面对公共利益、公众利益，没有什么东西是“敏感”的。因为，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公众利益，本来就是制订各项法律、政策、制度的唯一目的。即便是有些所谓“机密”，公众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信息公开。只要是公共问题，就是公众、媒体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依照公众的意见，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法定程序，任何具体的规则、制度也都可以成为变革的对象。
　　可见，在公共领域中缩小乃至清除“敏感问题”的前提是，切实地确保权力的公共性。即，从法律上、从理念上，执政党、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等等掌握权力的机构都把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当作最高的、最敏感的目标对待。由此，法律、政策就可以根据“以人为本”的理念调整，而不会以敏感为借口成为特权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