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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部成熟的文学史会发现被历史和时代文化语境所遮蔽和淹没的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发掘出更多有文学历史价值的史料。而文学史的编撰是以文学史观念为逻辑前提，不同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不同样态的文学史出现。因此要真正展示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面貌、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新时期文学史的编撰就应当在一种宏阔的大文学史观的指导下尽量还原当时文学的历史原始形态，才能构建出现代而客观的文学史。
关键词： 文学史观念 文学史编撰 大文学史观 原始形态文学
新世纪是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并获得充分发展的一个世纪，不仅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学科结构和文学史编写方法，产生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经典性文学史学术精品。然而毋庸讳言，在千余部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滥竽充数和抄袭拼凑者也不算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受到质疑。如何吸收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开创21世纪文学史编写的新途径，推动文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
文学编撰者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确定什么是文学史，以保证他所描述的历史确实是文学的历史。通常所说的“文学史”，最基本的概念是指文学史的原始形态，即某一历史阶段里的种种文学现象的总和，属于史实和史料本身的范畴。又指文学史的知识形态，即后人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所获得的理解和认识。显然，前者是根本性和前提性的，它往往以史料面目而存在，是后者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换言之，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作为后人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一般是以一种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形态的文学史的出现，原始形态的文学的面貌才得以再现。一般地说，前者一旦作为历史而沉淀，本身是凝固不变的，后者对它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不可能改变其客观的历史的面目。从这一意义上说，评价后者的深浅得失，应当以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接近前者客观的历史面目为基本标准。因而尊重历史，一切从史料出发，反对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和武断下结论，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理不能忽视。
编撰文学史如果没有文学史观念，编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就会束手无策，即使勉强成书，整部文学史著作也会是一盘散沙。有了文学史观念，就有了贯串文学史实的一根主轴，一条红线；文学史著作章节的设置，材料的取舍，文字的详略，叙述的方式，都围绕着这一观念。这样文学的发展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逻辑线索，读者才能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印象。后人对以往某一历史阶段里的各种文学现象有不同理解和认识，正是源于文学史观念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表现为研究者对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内容框架及价值意义有一种心理上的先验性，从而影响研究者对文学史的认识。从思维逻辑上讲，处理文学史现象的第一步，往往从梳理纵向的时间的线索着手，所以，各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念的差异，总是首先集中在“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采用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编写方法，也就是说，它的基本线索是社会政治历史线索。大多数的古代文学著作以社会历史的演进为基本的线索和框架，由远而近地作分阶段的纵向描述，而在每个阶段里，视具体内容的不同而设计相关章节；至于在具体的文学史分期问题上，或大体依据王朝更替，或采用更纯粹的史学分期方法（上古、中古、近古等）。典型的实例，前者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目次为：叙论、太古至唐虞文学、夏商周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两宋文学、辽金元文学、明清文学、结论。后者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分三大卷依次评述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代文学。这是以社会发展史为核心的史学通史观，只不过以文学为中心现象，所以可称之为一种“专史”。它的优势是借用了历史编撰者们以朝代更替为历史发展的时间段落的传统方法，人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将一个时段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叙述，方便介绍一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也比较容易描绘出这个时段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便于读者从总体上加以把握。而将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叙述，也容易反映这个作家的创作全貌，便于对这个作家的了解，当然，这种写法的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编写方法常常使人们过多关注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经典作家的文学成就，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它把文学作为社会政治历史的一种文献证据，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殊不知文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与政权的更替并无必然的对应联系，因此偏颇性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当然不缺少以文学进化顺序为基本线索和框架作纵向描述（但对进化顺序的命名，着眼点有所不同。）和以主要文体的兴衰或交替发展为纵向的线索著文的，但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进化观，虽说这在大体上是不错的，不过在实际的描述中，对之萌芽、形成、发展（包括曲折）的全过程的观照，往往显得比较简单。就更不用提其他的如主流文学史、精华文学史、斗争文学史和人性文学史，等等。由于历史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标准及明显的主观倾向性，由此自觉不自觉地对原始形态文学史进行了改造，从而未能全面、完整地再现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客观真实面貌。
二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编撰文学史呢？时代不同了，在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下，我们更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和历史的视野来对待前人留下来的宝贵文学遗产，以敏锐的文学嗅觉和开阔的历史视觉来构建中国的文学史。大文学史观就是力求将中国文学放置在大的历史平台上来审视，用客观的历史眼光和大文学的视野，兼顾文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将文学的原生态样貌尽量还原，站在文学艺术的立场上，回到文学本身将历史展现出来。大文学史观要求有甘当人先的学术勇气，能有冲破前人既定规范的魄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构建文学史的理论范式和理念。不仅要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有整体把握，还要加强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史演进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要从两千多年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发展过程来探索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殊为不易。袁著文学史对此作了简明概括：从中国文学演进的情况来看，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很突出，表现为文体发展的不平衡，朝代的不平衡，地域的不平衡。而在文学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如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影响互动，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文学复古与文学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等。这些规律的探索，表现出编著者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整体思考和透彻把握。历史是一团迷雾，文学史的编撰就是要拨开迷雾，尽量还原历史原生态的文学建构。只有这样，大文学史观将会开发出不少意想不到的文学史实、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极大地开阔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扩大范围。 鉴于以上分析，以大文学史观为指导，充分还原原始形态的文学史，就需要符合如下几个层次的要求：
（一）客观而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描述一个既定的历史阶段里的种种文学现象的基本风貌；所谓文学现象不仅专指文学创作，还包括受社会经济政治局面制约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以及作家队伍的状况、文学家的文化心态，等等。举例说来，在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中，如果对所谓的“庙堂文学”现象（包括“试帖诗”、“青词”及以“宫体诗”之类），以及层出不穷的“文字狱”现象，等等，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就谈不上全面性。同理，如果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只是关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对在事实上与之平行发展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有意割弃，置之不理，就谈不上完整性。
（二）以历史的和美学相结合的观点，对该阶段中的具有各种意义上的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予以点面结合式的评述，无论主流与非主流、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优秀与平庸。由此评判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作用和影响。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各个地域的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各个时期的具有异端思想、怪异言行的士大夫或释道人物的奇特之作，等等，其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或特殊性，都值得在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一定的评述，不应该对某些研究对象作有意排除，否则，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基本风貌也就得不到真切的反映。至于对某一具体的文体创作或某一优秀的大作家的评述，在揭示其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该分析评论其败笔之处及其原因和教训，等等。例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身留下了近万首诗篇，其中虽然多有充满抗敌爱国激情的优秀之作，但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诗作“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耍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如果在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中，对于这样的问题有所分析，那么无疑是有学术意义的。如果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对此讳莫如深，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基本风貌就得不到真切的反映。
（三）以撰史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的思想水准，以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评述和总结原始形态的文学史时期客观上所留下的种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文学内容题材和思想主题的变化、丰富、发展，文体的演变，文学表现手法和技巧的改进，代表作在整体上的艺术水准的提高，等等，兼及与文学进步和发展有关的各种广义的经验教训。例如，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糟粕性的作品和大量的平庸性作品的共性的缺点，也应该有所评析，并揭示其原因。例如，在明清长篇白话章回小说中，有像《红楼梦》那样的优秀作品，但在绝对数量上更多的却是像《肉蒲团》之类的诲淫之作，如果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就谈不上全面性和完整性了。
我们所追求的当是对原始形态文学史的一种既是浓缩性的再现，又是逼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再认识，强调的是全面、深入、系统、丰富并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基础上的分析和评判的客观性、公允性和准确性。
总之，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拥有大文学史观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保持一种旷达的心境和学术思维，无限还原文学原貌。同时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文学史的编撰就会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观感和学术再创造。
参考文献：
[1]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35.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晓文.历史的真相与文学的建构——谈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时代文学，2007（4）.
[5]胡景敏.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北方论丛，2008（6）.
[6]甘浩，张健.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人文杂志，2011（3）.
关键词： 文学史观念 文学史编撰 大文学史观 原始形态文学
新世纪是中国文学史学科诞生并获得充分发展的一个世纪，不仅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学科结构和文学史编写方法，产生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经典性文学史学术精品。然而毋庸讳言，在千余部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滥竽充数和抄袭拼凑者也不算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受到质疑。如何吸收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开创21世纪文学史编写的新途径，推动文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
文学编撰者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确定什么是文学史，以保证他所描述的历史确实是文学的历史。通常所说的“文学史”，最基本的概念是指文学史的原始形态，即某一历史阶段里的种种文学现象的总和，属于史实和史料本身的范畴。又指文学史的知识形态，即后人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所获得的理解和认识。显然，前者是根本性和前提性的，它往往以史料面目而存在，是后者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换言之，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作为后人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认识，一般是以一种新的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形态的文学史的出现，原始形态的文学的面貌才得以再现。一般地说，前者一旦作为历史而沉淀，本身是凝固不变的，后者对它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不可能改变其客观的历史的面目。从这一意义上说，评价后者的深浅得失，应当以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接近前者客观的历史面目为基本标准。因而尊重历史，一切从史料出发，反对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和武断下结论，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理不能忽视。
编撰文学史如果没有文学史观念，编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就会束手无策，即使勉强成书，整部文学史著作也会是一盘散沙。有了文学史观念，就有了贯串文学史实的一根主轴，一条红线；文学史著作章节的设置，材料的取舍，文字的详略，叙述的方式，都围绕着这一观念。这样文学的发展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的逻辑线索，读者才能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印象。后人对以往某一历史阶段里的各种文学现象有不同理解和认识，正是源于文学史观念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表现为研究者对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内容框架及价值意义有一种心理上的先验性，从而影响研究者对文学史的认识。从思维逻辑上讲，处理文学史现象的第一步，往往从梳理纵向的时间的线索着手，所以，各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念的差异，总是首先集中在“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采用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编写方法，也就是说，它的基本线索是社会政治历史线索。大多数的古代文学著作以社会历史的演进为基本的线索和框架，由远而近地作分阶段的纵向描述，而在每个阶段里，视具体内容的不同而设计相关章节；至于在具体的文学史分期问题上，或大体依据王朝更替，或采用更纯粹的史学分期方法（上古、中古、近古等）。典型的实例，前者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目次为：叙论、太古至唐虞文学、夏商周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两宋文学、辽金元文学、明清文学、结论。后者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分三大卷依次评述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代文学。这是以社会发展史为核心的史学通史观，只不过以文学为中心现象，所以可称之为一种“专史”。它的优势是借用了历史编撰者们以朝代更替为历史发展的时间段落的传统方法，人们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将一个时段的作家作品放在一起叙述，方便介绍一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也比较容易描绘出这个时段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便于读者从总体上加以把握。而将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叙述，也容易反映这个作家的创作全貌，便于对这个作家的了解，当然，这种写法的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编写方法常常使人们过多关注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经典作家的文学成就，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它把文学作为社会政治历史的一种文献证据，所关注的主要是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殊不知文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与政权的更替并无必然的对应联系，因此偏颇性较为明显。除此之外，当然不缺少以文学进化顺序为基本线索和框架作纵向描述（但对进化顺序的命名，着眼点有所不同。）和以主要文体的兴衰或交替发展为纵向的线索著文的，但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进化观，虽说这在大体上是不错的，不过在实际的描述中，对之萌芽、形成、发展（包括曲折）的全过程的观照，往往显得比较简单。就更不用提其他的如主流文学史、精华文学史、斗争文学史和人性文学史，等等。由于历史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标准及明显的主观倾向性，由此自觉不自觉地对原始形态文学史进行了改造，从而未能全面、完整地再现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客观真实面貌。
二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编撰文学史呢？时代不同了，在较为宽松的文化语境下，我们更应该以开放的思维和历史的视野来对待前人留下来的宝贵文学遗产，以敏锐的文学嗅觉和开阔的历史视觉来构建中国的文学史。大文学史观就是力求将中国文学放置在大的历史平台上来审视，用客观的历史眼光和大文学的视野，兼顾文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将文学的原生态样貌尽量还原，站在文学艺术的立场上，回到文学本身将历史展现出来。大文学史观要求有甘当人先的学术勇气，能有冲破前人既定规范的魄力，形成自己独到的构建文学史的理论范式和理念。不仅要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有整体把握，还要加强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史演进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要从两千多年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发展过程来探索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殊为不易。袁著文学史对此作了简明概括：从中国文学演进的情况来看，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很突出，表现为文体发展的不平衡，朝代的不平衡，地域的不平衡。而在文学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如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影响互动，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文学复古与文学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等。这些规律的探索，表现出编著者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整体思考和透彻把握。历史是一团迷雾，文学史的编撰就是要拨开迷雾，尽量还原历史原生态的文学建构。只有这样，大文学史观将会开发出不少意想不到的文学史实、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极大地开阔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扩大范围。 鉴于以上分析，以大文学史观为指导，充分还原原始形态的文学史，就需要符合如下几个层次的要求：
（一）客观而全面、完整、系统、准确地描述一个既定的历史阶段里的种种文学现象的基本风貌；所谓文学现象不仅专指文学创作，还包括受社会经济政治局面制约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以及作家队伍的状况、文学家的文化心态，等等。举例说来，在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中，如果对所谓的“庙堂文学”现象（包括“试帖诗”、“青词”及以“宫体诗”之类），以及层出不穷的“文字狱”现象，等等，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就谈不上全面性。同理，如果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只是关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对在事实上与之平行发展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有意割弃，置之不理，就谈不上完整性。
（二）以历史的和美学相结合的观点，对该阶段中的具有各种意义上的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予以点面结合式的评述，无论主流与非主流、进步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优秀与平庸。由此评判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作用和影响。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各个地域的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各个时期的具有异端思想、怪异言行的士大夫或释道人物的奇特之作，等等，其文学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或特殊性，都值得在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一定的评述，不应该对某些研究对象作有意排除，否则，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基本风貌也就得不到真切的反映。至于对某一具体的文体创作或某一优秀的大作家的评述，在揭示其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该分析评论其败笔之处及其原因和教训，等等。例如，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身留下了近万首诗篇，其中虽然多有充满抗敌爱国激情的优秀之作，但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诗作“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耍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如果在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中，对于这样的问题有所分析，那么无疑是有学术意义的。如果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对此讳莫如深，原始形态文学史的基本风貌就得不到真切的反映。
（三）以撰史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的思想水准，以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评述和总结原始形态的文学史时期客观上所留下的种种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文学内容题材和思想主题的变化、丰富、发展，文体的演变，文学表现手法和技巧的改进，代表作在整体上的艺术水准的提高，等等，兼及与文学进步和发展有关的各种广义的经验教训。例如，对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糟粕性的作品和大量的平庸性作品的共性的缺点，也应该有所评析，并揭示其原因。例如，在明清长篇白话章回小说中，有像《红楼梦》那样的优秀作品，但在绝对数量上更多的却是像《肉蒲团》之类的诲淫之作，如果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专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就谈不上全面性和完整性了。
我们所追求的当是对原始形态文学史的一种既是浓缩性的再现，又是逼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再认识，强调的是全面、深入、系统、丰富并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基础上的分析和评判的客观性、公允性和准确性。
总之，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拥有大文学史观将会在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保持一种旷达的心境和学术思维，无限还原文学原貌。同时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文学史的编撰就会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观感和学术再创造。
参考文献：
[1]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光明书局，1935.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晓文.历史的真相与文学的建构——谈中国现代文学大文学史观.时代文学，2007（4）.
[5]胡景敏.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北方论丛，2008（6）.
[6]甘浩，张健.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人文杂志，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