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充斥着全球媒体的头条。很多国家似乎都在经历着“改革泡沫”，就如同在互联网泡沫时期，大大小小的公司争相展示进军互联网的雄心壮志一样。不过，金融危机证明了结构性失衡在全球范围内相当普遍。根据我们的简单调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衡量，世界经济71.5%的部分都需要进行改革。
　　不同的国家改革重点不一，日本需要走出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欧元区需要重新捏合货币共同体，中国需要改善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结构，美国则要团结两党进行财政改革。
　　危机意识和改革愿望本身不必然引发政策实施。另外，最好是有像外需增长这样的利好因素对冲改革的代价。例如德国用欧元替换马克之际，其他欧洲非核心国家经济快速增长降低了冲击。但是如果多数国家都实行改革，那么外部支撑就会不足，全球就有可能陷入通缩，例如上世纪70年代。
　　多数情况下，凡是谈及经济结构改革都会包括劳动力改革。反过来看，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可以作为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反映。政治家们深谙从高层发动改革舆论攻势的重要性，但是落实改革却是另一回事。西班牙一直声称要进行改革，但是失业率却居高不下，显示改革缺乏进展。
　　就短期而言，改革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利益阶层产生巨大影响，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冲击最明显的。因此，相关改革往往是在经济最黯淡的时候进行，以减小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影响。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内阁以及欧元区刚成立后的德国都是在危机中开启改革的。
　　以美国为例，学生贷款违约率上升、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下降等问题说明，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在上升。长期失业人员中，低技术工人占比较高。最近的争议是，如果一直不能引导这些人再就业，人们对美国的过剩产能状况、通胀形势和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新的质疑。
　　在其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各有问题。日本虽然失业率不高，但同时缺乏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高级技术工人的实际技术水平的质疑也是直到最近才被提出来。
　　财政改革是诸多改革领域当中相对温和的一项，因为它所涉及的无非是增税减支，当局要做的只是决定细项。一般来说，财政赤字率越高的国家，改革的愿望越强烈，比方说意大利、印度、西班牙。中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很低，地方政府债务较高，但是这一压力依然小于前述国家，因此中国的财政改革会在未来六年内缓慢地进行。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互相关联，银行体系是引发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并且在经济下行阶段很容易放缓信用创造活动。以美国出台《佛兰克-多得法案》为标志，银行体系出问题的国家在过去几年中都实施了结构性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欧元区这个有缺陷的货币体系的一部分，所有的欧元区银行都应进行改革。欧元区统一的银行监管和救助方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最终需要建立一个跨境的银行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部门获得融资的难易度可以反映银行业发挥资本中介作用的大小，但是却不能反映银行的健康程度。另外，修复银行体系的结构问题也会引发新的经济周期问题。
　　既然改革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成本，那么政府安于现状、不进行改革可以吗？
　　在我们看来，不迫切需要改革的国家，都是那些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小创伤的，它们各有特征。这其中包括早就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的北欧国家，向来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的瑞士，以及作为新兴市场地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
　　较为特殊的是，英国经济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却是当前不必进行改革的国家之一。在劳动力市场、财政、银行体系这三个最为重要、紧迫的领域，英国还不存在明显的问题。
　　作者为瑞银高级全球经济学家，魏枫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