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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许多城市的街头出现了“废弃口罩专用”的垃圾桶，但这些废弃口罩在进了“专用垃圾桶”之后又去了哪里呢？疫情期间使用的防护服、护目镜等废弃物又去了哪里？医疗废物的处理和普通垃圾的处理是否一样？
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剧增
WHO（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医疗废物就是医疗活动产生的具有传染性、毒性或放射性的有害物质。国家生态环境部制定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把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五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保证医疗废物能够妥善处理。
平时，医废处理机构只需要处理病人产生的垃圾、体液、排泄物。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除了医护人员用过的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病人接触过的生活垃圾、床褥甚至呕吐物都被归为医疗废物。
疫情发生前，武汉的医废生产量约为每天40吨，而武汉仅有汉氏环保一家医疗废物处理公司，日处理能力就达到50吨。疫情发生后，武汉作为疫情中心，最高峰时每天有240多吨医疗废物。在得到全国的支援后，截至2020年3月14日湖北省的医废处理能力从疫情前的180吨/天提高到了667.4吨/天，武汉市从50吨/天提高到了265.6吨/天。其中，仅火神山医院就配备了3台焚烧炉和32台移动式医废处置设备，处置能力可达49吨/天，占武汉整体的近五分之一。
一座城市当日收集、当日处理200多吨新产生的医疗废物，压力可谓不小。
医疗废物是如何处置的？
疫情发生后，武汉医废处置能力能在短时间内提高5倍，得益于各地的支持。公开信息显示，疫情发生后有10家第三方环保企业承接了湖北省的医疗废物处理业务，其中有7家在服务武汉。
从2003年SARS爆发至今17年间，医废处理行业的关注点从正规化到效率化，再到无害化，处置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的工程技术规范，国内应用的医废处置技术主要有焚烧、微波消毒、化学消毒、高温蒸汽、高压臭氧以及等离子体等集中处置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有不少医废处理新技术见诸报端。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推出移动式高温蒸汽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设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航天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方舱，用高温蒸煮工艺对疫情医疗废物、突发性灾害产生的医疗废物、日常医疗废物进行应急处置。
方法虽多，但各有局限：焚烧法不适合具有放射性、毒性、爆炸性的废物;微波消毒、化学消毒和高温蒸汽法不适合处理药物和化学废物;等离子体和高压臭氧法更适合医疗产生的废水废气。
数据显示，全国近半的医废都通过焚烧处理。而本次疫情期间，各家企业也大都用了最传统最主流的方式——焚烧来处理湖北地区的医废。焚烧法的第一个优点是速度快。3月28日当天，全国收集的医疗废物达到3590.9吨，想实现“日产日清”还是焚烧最稳妥。另一个优点是最终产物体积小。高温蒸汽处置和微波消毒处置的最终产物如果不另外进行焚烧处理，就只能压缩后填埋，而焚烧法产生的只有烟气和残渣，非常适合大量、集中处理医疗废物。
虽然都是焚烧法，但是不同的公司在处置工艺上也有区别。
如湖南薪火传环保公司，该公司主打的垃圾气化裂解处置工艺，把垃圾焚烧分成气化和裂解两个步骤：有毒垃圾先经过气化处理，生成混合燃气再焚烧裂解。这样处理的步骤少、废气少，成本更低。华新水泥公司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干脆把医废当燃料，用水泥窑处理医疗废物，不仅能够回收垃圾，还能节省燃料。
2018年的中国医疗废物市场规模有76.9亿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这一数据在2023年将达到107.37亿元，同时医疗废弃物产量达到249.56万吨。但医废处理公司能在上百亿的市场上赚到钱吗？还真
百亿医废市场能赚到钱么？
以非典为界，中国医疗废物处理市场分为两个时代。
非典爆发前，全国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不过65万吨。当时只有广州、南京、杭州等几座城市设有医废处理中心，像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医院）都只能自建焚烧炉处理;非典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垃圾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投资68.9亿元建设300项医疗垃圾处置设施。
根據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截至2018年，全国共颁发407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远超300项的规划。
扶持政策跟上了，社会资本自然闻风而动。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有383家独立运行、专门处置医疗废物的公司。目前，医疗废物处理概念股已经有20只，过半数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50亿元。其中，运营规模较大的概念股公司如润邦股份、启迪环境和东江环保三家公司，处置能力分别为2.7万吨/年、1.17万吨/年、1.76万吨/年，规模并不大。作为对比，没有上市的武汉汉氏环保处理规模已达1.8万吨/年。
医废处理虽然也是门技术活，但对于环保公司来说，想要盈利就不能把营收的重心集中于医废业务。尤其是行业龙头股，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生活垃圾处理、环境服务或环保技术。启迪环境2018年的财报显示，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环保设备安装及技术咨询（毛利率40.37%），还有再生资源处理业务（毛利率29.53%）。而固废处置业务不仅在2018年的营收占比中只占3.32%，毛利率也只有13.4%。首创环境在全国16个省市有共计47个项目，其中只有4个项目为危险废弃物项目，其中有1个还是运输项目。
医废处理“油少水深”，好项目有限，想要在百亿医废市场上赚钱似乎没有那么容易。
成本高，收益小，医废处置行业发展艰难
根据生态环境部每天通报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每天产生的医废量稳定在3500吨，全国在两个多月里至少产生了26万吨以上的医疗废物。 2020年2月24日，也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国家卫健委、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至少建成1个规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2022年6月底前，这个标准还会扩大到每个县级市。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对医废处理产业的投入只增不减，医废处理确实也还有政策与市场红利。但拿到医废处理红利之前，需先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中国每年可供处理的医疗废物太少了。医废处理是典型的“狼多肉少”的行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医废产物激增是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全国医废总量增长缓慢，2018年全国200个大中城市产生了81.7万吨医疗废物，比起非典前只增长了16.7吨。
在医疗资源没有大幅增长、没有大规模疫情的状况下，医废处理是个存量市场：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只有这么多，这块“蛋糕”远不足以满足二十家上市公司，更别说还有虎视眈眈的中小企业。医废处理行业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其次，偏低的医废处置收费标准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我国的医废处理行业均按重量收费。各地的收费标准基本上都在2000元/吨～3000元/吨之间，比如原北京市物价局在2003年7月发布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含高安屯医疗废物处理厂医疗废物处理价格）》规定，医废处置收费试行标准为：不得高于3000元/吨。这一试就是17年，收费标准一分都没涨过。
医废处置成本高，收益小，很多时候医废处理都要靠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感。想要在合规处理的前提下保证盈利实在过于艰难，如果有医院动了歪心思，把医疗废物当作生活垃圾或另觅途径处理，医废处理市場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薄利”滋生“黑产”
2003年国家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虽然法条昭昭如日，但医废处置还是滋生了“黑产”，医疗废物破碎回收、废水倾倒屡见不鲜。
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医疗垃圾的处理乱象：每吨医废破碎料卖给加工厂能有千元的利润，加工厂再将注射器等医疗废物制成塑料颗粒原料高价出售。医废处置公司赚不到钱的废物，在铤而走险的从业者手里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医废处置行业也在不断变革、创造营收，推动行业正向发展。目前整个医废处理行业都在优化工艺、优化营收上寻找出路，要么像薪火传环保那样减少成本，要么参考更多的上市公司“押宝”泛环境服务。
医废处理工艺再怎么优化，也不过是应一时之急。通用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曾说：如果你想让车再快十公里，只需加一加油门;如果让车速提高一倍，就要换轨道了。不把“黑产”解决掉，医废处理公司的努力永远只是加一加油门而已。
摘自微信公众号“放大灯”
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剧增
WHO（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医疗废物就是医疗活动产生的具有传染性、毒性或放射性的有害物质。国家生态环境部制定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把医疗废物分为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五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保证医疗废物能够妥善处理。
平时，医废处理机构只需要处理病人产生的垃圾、体液、排泄物。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除了医护人员用过的口罩、一次性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病人接触过的生活垃圾、床褥甚至呕吐物都被归为医疗废物。
疫情发生前，武汉的医废生产量约为每天40吨，而武汉仅有汉氏环保一家医疗废物处理公司，日处理能力就达到50吨。疫情发生后，武汉作为疫情中心，最高峰时每天有240多吨医疗废物。在得到全国的支援后，截至2020年3月14日湖北省的医废处理能力从疫情前的180吨/天提高到了667.4吨/天，武汉市从50吨/天提高到了265.6吨/天。其中，仅火神山医院就配备了3台焚烧炉和32台移动式医废处置设备，处置能力可达49吨/天，占武汉整体的近五分之一。
一座城市当日收集、当日处理200多吨新产生的医疗废物，压力可谓不小。
医疗废物是如何处置的？
疫情发生后，武汉医废处置能力能在短时间内提高5倍，得益于各地的支持。公开信息显示，疫情发生后有10家第三方环保企业承接了湖北省的医疗废物处理业务，其中有7家在服务武汉。
从2003年SARS爆发至今17年间，医废处理行业的关注点从正规化到效率化，再到无害化，处置方式有了更多选择。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理的工程技术规范，国内应用的医废处置技术主要有焚烧、微波消毒、化学消毒、高温蒸汽、高压臭氧以及等离子体等集中处置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有不少医废处理新技术见诸报端。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合作，推出移动式高温蒸汽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设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航天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方舱，用高温蒸煮工艺对疫情医疗废物、突发性灾害产生的医疗废物、日常医疗废物进行应急处置。
方法虽多，但各有局限：焚烧法不适合具有放射性、毒性、爆炸性的废物;微波消毒、化学消毒和高温蒸汽法不适合处理药物和化学废物;等离子体和高压臭氧法更适合医疗产生的废水废气。
数据显示，全国近半的医废都通过焚烧处理。而本次疫情期间，各家企业也大都用了最传统最主流的方式——焚烧来处理湖北地区的医废。焚烧法的第一个优点是速度快。3月28日当天，全国收集的医疗废物达到3590.9吨，想实现“日产日清”还是焚烧最稳妥。另一个优点是最终产物体积小。高温蒸汽处置和微波消毒处置的最终产物如果不另外进行焚烧处理，就只能压缩后填埋，而焚烧法产生的只有烟气和残渣，非常适合大量、集中处理医疗废物。
虽然都是焚烧法，但是不同的公司在处置工艺上也有区别。
如湖南薪火传环保公司，该公司主打的垃圾气化裂解处置工艺，把垃圾焚烧分成气化和裂解两个步骤：有毒垃圾先经过气化处理，生成混合燃气再焚烧裂解。这样处理的步骤少、废气少，成本更低。华新水泥公司采用“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干脆把医废当燃料，用水泥窑处理医疗废物，不仅能够回收垃圾，还能节省燃料。
2018年的中国医疗废物市场规模有76.9亿元，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这一数据在2023年将达到107.37亿元，同时医疗废弃物产量达到249.56万吨。但医废处理公司能在上百亿的市场上赚到钱吗？还真
百亿医废市场能赚到钱么？
以非典为界，中国医疗废物处理市场分为两个时代。
非典爆发前，全国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不过65万吨。当时只有广州、南京、杭州等几座城市设有医废处理中心，像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包括北京和上海的医院）都只能自建焚烧炉处理;非典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垃圾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投资68.9亿元建设300项医疗垃圾处置设施。
根據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截至2018年，全国共颁发407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远超300项的规划。
扶持政策跟上了，社会资本自然闻风而动。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有383家独立运行、专门处置医疗废物的公司。目前，医疗废物处理概念股已经有20只，过半数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50亿元。其中，运营规模较大的概念股公司如润邦股份、启迪环境和东江环保三家公司，处置能力分别为2.7万吨/年、1.17万吨/年、1.76万吨/年，规模并不大。作为对比，没有上市的武汉汉氏环保处理规模已达1.8万吨/年。
医废处理虽然也是门技术活，但对于环保公司来说，想要盈利就不能把营收的重心集中于医废业务。尤其是行业龙头股，他们会更多地关注生活垃圾处理、环境服务或环保技术。启迪环境2018年的财报显示，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环保设备安装及技术咨询（毛利率40.37%），还有再生资源处理业务（毛利率29.53%）。而固废处置业务不仅在2018年的营收占比中只占3.32%，毛利率也只有13.4%。首创环境在全国16个省市有共计47个项目，其中只有4个项目为危险废弃物项目，其中有1个还是运输项目。
医废处理“油少水深”，好项目有限，想要在百亿医废市场上赚钱似乎没有那么容易。
成本高，收益小，医废处置行业发展艰难
根据生态环境部每天通报数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每天产生的医废量稳定在3500吨，全国在两个多月里至少产生了26万吨以上的医疗废物。 2020年2月24日，也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刻，国家卫健委、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到2020年底，全国每个地级市至少建成1个规范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2022年6月底前，这个标准还会扩大到每个县级市。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对医废处理产业的投入只增不减，医废处理确实也还有政策与市场红利。但拿到医废处理红利之前，需先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中国每年可供处理的医疗废物太少了。医废处理是典型的“狼多肉少”的行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医废产物激增是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全国医废总量增长缓慢，2018年全国200个大中城市产生了81.7万吨医疗废物，比起非典前只增长了16.7吨。
在医疗资源没有大幅增长、没有大规模疫情的状况下，医废处理是个存量市场：每年产生的医疗废物只有这么多，这块“蛋糕”远不足以满足二十家上市公司，更别说还有虎视眈眈的中小企业。医废处理行业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其次，偏低的医废处置收费标准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我国的医废处理行业均按重量收费。各地的收费标准基本上都在2000元/吨～3000元/吨之间，比如原北京市物价局在2003年7月发布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含高安屯医疗废物处理厂医疗废物处理价格）》规定，医废处置收费试行标准为：不得高于3000元/吨。这一试就是17年，收费标准一分都没涨过。
医废处置成本高，收益小，很多时候医废处理都要靠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感。想要在合规处理的前提下保证盈利实在过于艰难，如果有医院动了歪心思，把医疗废物当作生活垃圾或另觅途径处理，医废处理市場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薄利”滋生“黑产”
2003年国家颁布的《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虽然法条昭昭如日，但医废处置还是滋生了“黑产”，医疗废物破碎回收、废水倾倒屡见不鲜。
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医疗垃圾的处理乱象：每吨医废破碎料卖给加工厂能有千元的利润，加工厂再将注射器等医疗废物制成塑料颗粒原料高价出售。医废处置公司赚不到钱的废物，在铤而走险的从业者手里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当然，医废处置行业也在不断变革、创造营收，推动行业正向发展。目前整个医废处理行业都在优化工艺、优化营收上寻找出路，要么像薪火传环保那样减少成本，要么参考更多的上市公司“押宝”泛环境服务。
医废处理工艺再怎么优化，也不过是应一时之急。通用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曾说：如果你想让车再快十公里，只需加一加油门;如果让车速提高一倍，就要换轨道了。不把“黑产”解决掉，医废处理公司的努力永远只是加一加油门而已。
摘自微信公众号“放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