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国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之争。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承诺，无论是泰国臣民还是他国宾客，只要能献出使秦国强大的计谋，便尊为高官、分封食邑。卫国贵族公孙鞅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西行，投奔秦国。
　　卫鞅投秦前，曾在魏国相府任职，喜好刑名之学，堪称“法家巨子”。魏国宰相公叔痤深知其才，却没能及时推荐给魏惠王。就在这时，公叔痤突然病了，而且病得十分厉害。魏惠王前往探视，见他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不禁说道：“宰相病重如此，如有不测，国家大事，我将与谁磋商？”公叔痤闻言，郑重其事地推荐了公孙鞅，并强调说：“愿君举国而听之！”将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地位低微又不认识的年轻人，魏惠王显然一时难以接受，公叔痤瞧着他不以为然的样子，又建议道：“如果不能重用卫鞅，一定要将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口头答应，一出相府，便对左右随从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一会儿要我重用卫鞅，举国听命于他，一会儿又要我把他杀掉，前后颠倒，语无伦次……”
　　魏惠王刚一离去，公叔痤就召来卫鞅，向他道歉说：“君为先，臣为后。身为宰相，必须以魏国利益为重，所以我先劝大王重用你，不能重用就杀死你，然后才告诉你。现在，你赶快逃走吧！”卫鞅说：“主上既然不听你的推荐，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死我呢？”于是继续安心地待在魏国。
　　得知秦国招贤，卫鞅才离开魏国。抵达泰国后，在宠臣景监的推荐下求见孝公，提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易风俗、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增加连坐法等一系列强国措施。孝公深以为然，全部采纳。于是，秦国上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运动。十年间，秦国一跃成为强盛之国。这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晃卫鞅投奔秦国已经二十一年了，这天，他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皆为对方心腹之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灭掉魏国。”他建议秦国利用魏国连年被齐国打败，附庸国纷纷叛变的大好时机，主动发起进攻。孝公同意，并令卫鞅领兵伐魏。
　　魏惠王命公子印统率大军抵御。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这时，卫鞅派人给公子卯送来一封书信，说他们俩现在虽是敌对两军的首领，但过去是好朋友，“不忍相攻”，可与公子卯面见相商，订立和约，盟誓罢兵。公子印信以为真，欣然与会。等到盟约缔结、饮酒欢庆之时，卫鞅命令早已埋伏好的士兵突然袭击，生擒公子印。然后率领大军，向魏军发起猛攻。魏军失去统帅，被秦军打得一败涂地。
　　魏惠王闻讯，担心秦军乘势长驱直入，赶紧献出河西之地，派使求和。河西之地位于黄河西岸，属陕西东部，秦国得此土地，凭借横跨黄河的山隘之固，向东可以控制其他诸侯，为日后剪灭六国奠定了基础。为奖励卫鞅，秦孝公将商於十五邑赏赐给他。卫鞅因封地“商於”，号为“商君”，故称“商鞅”。
　　魏国失去河西之地，黄河险要为秦、魏两国所有，只好从安邑（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此时的魏惠王，不禁仰天长叹道：“吾十艮不用公叔之言！”
　　魏惠王的悔十艮，其实有两重意思，一晦没有重用卫鞅，二十艮没有杀掉他除去后患。含义虽有两种，但对魏惠王来说，当初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他不可能既重用卫鞅又杀死他。那么魏惠王的叹息悔恨，到底属于哪一种呢？一时还真不好分辨。不过呢，悔十艮于他而言，算得上一块试金石：若为第一种，说明他尚属明君；若为第二种，则为昏君无疑。
　　人才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并非虚言，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对人才的运用，一直没有一套科学的考量和录用标准，人才或重用、或埋没、或毁弃，皆与决策人密切相关。
　　楚国人才济济，故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之说。然而，人才再好再多，如果不加重用，便会流向他方。成语“楚才晋用”便出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的一段史事，“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战国人才，将个人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的，当数苏秦与张仪。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超过其他任何一国。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须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得了强秦。于是，便有了“合纵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六国结成同盟，团结一致，对付秦国；张仪则主张“连横”，辅助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瓦解六国。他们俩都是鬼谷子的门生，以“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七国间，游说君王，封侯拜相。苏秦组建六国合纵联盟，任“从约长”，佩六国相印。秦惠王封张仪为相，惠王死，继位的武王不喜欢张仪，他就逃到魏国担任宰相。
　　一人担任多国宰相，这种历史上鲜有的特殊现象，只能出现在战国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