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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亦有所发展。王世静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第三位校长,更是这所教会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任期长达22年。她投身教育,深受19世纪南北内战后美国教会内部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影响,试图通过教育来培养女子的人格,改变中国妇女的地位,促进中国的妇女运动,实现国家富强和妇女解放,最终使中国的妇女过上像美国受教育女性那样富足活泼的生活。
一、以教育改良女子地位,实现女性解放
她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普及女子教育,先求量的增进,再求质的改良;其次,中国贫穷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因而女子教育应该先培养牺牲服务、爱人如己、吃苦耐劳、努力不懈的精神,先求精神发展,再求物质设备。最后,兼顾通才和专才培养。除了注重通才教育外,还强调根据女性自身的特点进行特殊职业技能培训。
王世静在华南女院任职期间,该校实行主修、辅修和选修制度。第一年不允许选择主修、辅修科目,必修课占到毕业学分总额一半以上,这样是为学生打下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增设家事专修、音乐、儿童教育等适合女性发展的专业,发挥女子教育特长,适应社会的需要。由于王世静和学院的努力,华南女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大部分成为新一代职业女性。
同时,作为教会学校,为培养学生的牺牲奉献、仁爱和艰苦忍耐精神,在课程和课外活动中,宗教活动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使学生接受宗教意识的熏陶和奴化思想的渗透。为了配合传教的需要,学校还设置了钢琴、音乐教学法、唱歌等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均充满宗教内容。试图通过潜移默化的各种宗教教育和影响,使学生接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形成唯上帝之命是从的宿命论思想。
二、推广社会教育,践行校训“受当施”
“受当施”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1928年,华南女大根据“受当施”的精神,确定中文校歌,歌词中有云“成己成物,不激不随;服膺弗失,曰受当施;懿哉我华南,令则令仪。”
通过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王世静带领华南女院师生充分实践了“受当施”的奉献精神。30年代,华南女院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和妇女服务部,专门负责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到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定期邀请劳动妇女参观学院工作,为基层妇女提供医疗保险服务,在改善福建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状况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抗战时期,她把民族主义教育和战时抗日救亡结合,继续推广社会教育。组织师生节衣缩食,每人认购十块银元的救国债券,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三个月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募捐、义卖、话剧表演和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把所得收入捐给前线将士、难童等,捐献“青年号”飞机,并组织学生到医院慰问伤兵,给伤兵献鲜花,尤其是在1941年的“大湖战役”中,华南女院师生积极赶制干粮并支援前线,得到李良荣的高度评价,并赠与师生《大湖之战》纪念册两百本。
在1942年初,学校还专门设立“社教推广委员会”来指导学生的社会服务事业,在南平建立起一个社会服务中心,推广社会教育,并结合进行传教,把爱国与传教合冶于一炉,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服务对象以妇女为主,其次是儿童。其工作目标一是鼓励和指导学生从事服务工作,使学生认识到服务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在妇女中扫除文盲,培养妇女服务社会的人生观和宗教信仰,使之可以应付困难,从事社会改革和服务工作,仍旧以宗教信仰为旨归。 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开办义务教育;在上层妇女中提倡理想的快乐家庭和介绍高尚的消闲方法;设计各种活动以发扬母教;举办儿童福利事业;兴办平民妇女事业。社教推广委员会弥补了政府社会工作的不足,赢得了社会上的一致赞誉。
三、塑造“华南精神”:民主治校、友爱互助、服务牺牲
在王世静担任校长的22年中,华南女院不仅贯彻“受当施”的校训,还形成了独特的“华南”精神,成为该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华南精神”主要体现为民主治校、友爱互助和服务牺牲的基督精神三个方面。
1.民主治校,各部门有序高效运行
在王世静就职前,外籍院长所谓的民主决策,实际上是外籍教士和差會的特权,不仅华人教职工的意见不被重视,其升迁也被设置障碍。王世静担任校长后,拥有直接任免权,但是她没有大权独揽,而是采取集体领导,建立三级教育管理体制。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负责学校经费的筹划、管理、使用;保管校产;决定学校的预决算及其审核;选定校长。董事会下是实施专门管理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和系务会议。许多教员往往身兼多项职务,精简的机构不仅促进学院高效率运行,而且增加了行政透明度。在教学方面,国学与理化外语地位相同,消除了学科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对于不信教的学生积极争取,但是不强加干涉。
2.发扬友爱互助精神,推行亲情教育
学校充分展发扬友爱互助的精神,采取生活化、亲情化的管理模式。所有新生入校,就必须根据抽签结果与一名三年级的老生结为姐妹,高年级的“姐姐”与低年级的“妹妹”同住,“姐姐”有义务帮助“妹妹”的学习和生活,迅速形成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 每个教师具体负责指导一些学生的生活学习,师生共同结合成为一个家庭式的校园环境。这种亲情教育的管理模式,使得校友爱校如家,师生们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和团结意识,
3.宣扬基督教精神,提升中国女性地位
作为教会大学,基督教精神是华南精神的根本出发点。王世静在任职期间,学院的基督教特色继续被强调。虽然学院有正式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挂名的指导员,至少在解放前,王世静对政治斗争并不关心。学校最活跃的组织是基督教女子青年会、学生自治会等团体,还有弦乐团、语言研究会等兴趣社团,由王世静和其他教师负责指导,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且促使更多的学生加入基督教会。在各地教会大学普遍存在世俗化倾向的30年代,华南女院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高达80%,基督教氛围颇为浓厚。 但是学院并未与社会隔绝,除了上述的服务社会的“受当施”教育活动外,学校毕业生中从事教牧工作的人很少,校友从事教育的占54%,其余分布在医务、文秘和行政等各个部门, 充分说明该学院并非是以培养教牧、基督徒为目的的教育机关。在王世静看来,基督教的牺牲服务精神与学院提升中国妇女地位的理想是一致的,她希望通过信仰基督教实现中国妇女的解放,因此她强调学院为教会服务的同时,更强调为中国妇女运动服务。
一、以教育改良女子地位,实现女性解放
她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普及女子教育,先求量的增进,再求质的改良;其次,中国贫穷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因而女子教育应该先培养牺牲服务、爱人如己、吃苦耐劳、努力不懈的精神,先求精神发展,再求物质设备。最后,兼顾通才和专才培养。除了注重通才教育外,还强调根据女性自身的特点进行特殊职业技能培训。
王世静在华南女院任职期间,该校实行主修、辅修和选修制度。第一年不允许选择主修、辅修科目,必修课占到毕业学分总额一半以上,这样是为学生打下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增设家事专修、音乐、儿童教育等适合女性发展的专业,发挥女子教育特长,适应社会的需要。由于王世静和学院的努力,华南女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较高,大部分成为新一代职业女性。
同时,作为教会学校,为培养学生的牺牲奉献、仁爱和艰苦忍耐精神,在课程和课外活动中,宗教活动始终占据较大比重,使学生接受宗教意识的熏陶和奴化思想的渗透。为了配合传教的需要,学校还设置了钢琴、音乐教学法、唱歌等课程,所教授的内容均充满宗教内容。试图通过潜移默化的各种宗教教育和影响,使学生接受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形成唯上帝之命是从的宿命论思想。
二、推广社会教育,践行校训“受当施”
“受当施”源自《圣经·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1928年,华南女大根据“受当施”的精神,确定中文校歌,歌词中有云“成己成物,不激不随;服膺弗失,曰受当施;懿哉我华南,令则令仪。”
通过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王世静带领华南女院师生充分实践了“受当施”的奉献精神。30年代,华南女院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和妇女服务部,专门负责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到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定期邀请劳动妇女参观学院工作,为基层妇女提供医疗保险服务,在改善福建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状况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抗战时期,她把民族主义教育和战时抗日救亡结合,继续推广社会教育。组织师生节衣缩食,每人认购十块银元的救国债券,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三个月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此外还组织募捐、义卖、话剧表演和音乐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把所得收入捐给前线将士、难童等,捐献“青年号”飞机,并组织学生到医院慰问伤兵,给伤兵献鲜花,尤其是在1941年的“大湖战役”中,华南女院师生积极赶制干粮并支援前线,得到李良荣的高度评价,并赠与师生《大湖之战》纪念册两百本。
在1942年初,学校还专门设立“社教推广委员会”来指导学生的社会服务事业,在南平建立起一个社会服务中心,推广社会教育,并结合进行传教,把爱国与传教合冶于一炉,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服务对象以妇女为主,其次是儿童。其工作目标一是鼓励和指导学生从事服务工作,使学生认识到服务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在妇女中扫除文盲,培养妇女服务社会的人生观和宗教信仰,使之可以应付困难,从事社会改革和服务工作,仍旧以宗教信仰为旨归。 活动的主要内容有:开办义务教育;在上层妇女中提倡理想的快乐家庭和介绍高尚的消闲方法;设计各种活动以发扬母教;举办儿童福利事业;兴办平民妇女事业。社教推广委员会弥补了政府社会工作的不足,赢得了社会上的一致赞誉。
三、塑造“华南精神”:民主治校、友爱互助、服务牺牲
在王世静担任校长的22年中,华南女院不仅贯彻“受当施”的校训,还形成了独特的“华南”精神,成为该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华南精神”主要体现为民主治校、友爱互助和服务牺牲的基督精神三个方面。
1.民主治校,各部门有序高效运行
在王世静就职前,外籍院长所谓的民主决策,实际上是外籍教士和差會的特权,不仅华人教职工的意见不被重视,其升迁也被设置障碍。王世静担任校长后,拥有直接任免权,但是她没有大权独揽,而是采取集体领导,建立三级教育管理体制。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负责学校经费的筹划、管理、使用;保管校产;决定学校的预决算及其审核;选定校长。董事会下是实施专门管理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和系务会议。许多教员往往身兼多项职务,精简的机构不仅促进学院高效率运行,而且增加了行政透明度。在教学方面,国学与理化外语地位相同,消除了学科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对于不信教的学生积极争取,但是不强加干涉。
2.发扬友爱互助精神,推行亲情教育
学校充分展发扬友爱互助的精神,采取生活化、亲情化的管理模式。所有新生入校,就必须根据抽签结果与一名三年级的老生结为姐妹,高年级的“姐姐”与低年级的“妹妹”同住,“姐姐”有义务帮助“妹妹”的学习和生活,迅速形成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培养学生的群体归属感。 每个教师具体负责指导一些学生的生活学习,师生共同结合成为一个家庭式的校园环境。这种亲情教育的管理模式,使得校友爱校如家,师生们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和团结意识,
3.宣扬基督教精神,提升中国女性地位
作为教会大学,基督教精神是华南精神的根本出发点。王世静在任职期间,学院的基督教特色继续被强调。虽然学院有正式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挂名的指导员,至少在解放前,王世静对政治斗争并不关心。学校最活跃的组织是基督教女子青年会、学生自治会等团体,还有弦乐团、语言研究会等兴趣社团,由王世静和其他教师负责指导,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且促使更多的学生加入基督教会。在各地教会大学普遍存在世俗化倾向的30年代,华南女院信奉基督教的比例高达80%,基督教氛围颇为浓厚。 但是学院并未与社会隔绝,除了上述的服务社会的“受当施”教育活动外,学校毕业生中从事教牧工作的人很少,校友从事教育的占54%,其余分布在医务、文秘和行政等各个部门, 充分说明该学院并非是以培养教牧、基督徒为目的的教育机关。在王世静看来,基督教的牺牲服务精神与学院提升中国妇女地位的理想是一致的,她希望通过信仰基督教实现中国妇女的解放,因此她强调学院为教会服务的同时,更强调为中国妇女运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