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也堪称一部妙笔传神的英雄史诗。作者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的历史题材，描绘了一群性格殊异、形象鲜明的乱世英雄，表明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贤是与”的政治主张。小说在“拥刘反曹”的观念统帅下，着力刻画了一个以仁义和贤明匡世济民的英雄君主形象——刘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之林中不可多得的仁君贤主的典型，“刘备”无疑是被塑造得非常成功的这一个，这既是人物自身性格丰富的生动体现，也是作者刻画人物手法多样性的集中展示。
一、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历史更迭，群星闪耀。在《三国演义》这部鸿篇巨著中，作者写到了四百多个人物，他们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在这如许众多的人物中，有的如匆匆过客，销声匿迹；有的虽叱咤风云，却昙花一现；而有的功业卓著，名垂千史。对于成就了帝王之业的三位“开国之君”曹操、刘备和孙权，小说不惜笔墨，进行了着力刻画，使他们形神毕现，各具丰采。在作者笔下，他们虽为并世英雄，却性格迥异，且褒贬有别，“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贯穿全书始终。“尊刘”并不是去尊行将溃灭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辈，而是尊崇“复兴汉室”的仁君贤主刘备。刘备的被“尊”，固然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作品中的反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其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远大的政治思想、高尚的人格精神、机变的智术谋略。
1、政治理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刘备一出场就交代他“素有大志”，年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难怪叔父对他另眼相看：“此儿非常人也！”桃园结义，他与关、张所发的誓愿更是不同凡响，盟书中“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丝毫没有世俗的“哥们义气”，而是寄托了他们报国安民的远大政治抱负。在豪杰蜂起、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东汉末年，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黎民于水火，刘备虽由“帝室之胄”沦落为“贩屦织席”的一介匹夫，既非世食国禄的达官显贵，也没有丰厚的家财，强大的势力，但他却以身许国，慷慨赴难，与关、张二人“招募乡勇”，投军御敌，在镇压黄巾起义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
报国首要的是忠君，忠君又莫过于靖难讨逆。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已名存实亡。身为汉室宗亲，又被献帝尊为“皇叔”，刘备十分感念皇恩，时刻不忘诛灭“汉贼”，复兴汉室，即使是身居许昌这个“龙潭虎穴”，而且在“今正依附曹操”之际，当他看到董承出示的“衣带诏”时，也“不胜悲愤”，毅然表示“公既奉诏讨贼，备敢不效犬马之劳。”借故逃离魔掌之后，他虽屡遭兵败势穷之危，饱受兄弟妻儿离散之苦，但始终忠于“汉室”，“与逆贼势不两立”。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借荆州，收两川，取汉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此时曹丕已篡汉自立，传言汉帝已遇害，刘备闻知，痛哭终日，忧虑成疾。文武百官力劝他“继位以延汉祀”，他坚执不从，“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为’”。由于诸葛亮等人晓以大义，他才肯“正位续大统”。
“报国安民”是刘备一生追求的政治思想，也是他屡遭困厄却从不沉沦的精神动力，更是他凝聚人心共创大业的致胜法宝。“躬耕垄亩，不求闻达”的诸葛亮之所以“遂许先帝以驱驰”，五虎上将及文武百官之所以精诚团结为他奋勇效命，并不仅仅是感于他的仁義至诚，更是他这种以国家为己任，解黎民于倒悬的崇高理想激励他们共举大业，讨伐叛逆，伸张正义，匡扶社稷。
2、人格精神：宽仁待民，信义求士。在三国英雄人物谱系里，刘备确实算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并且“不甚好读书”。在各路军阀穷兵黩武、逐鹿中原的时候，他还是位卑职小，势单力簿，无处安身，只得寄人篱下，委曲求全。他先从吕布，再事曹操，又投袁绍，后依刘表，直到曹操统一北中国、孙权坐领江东之时，他还几乎没有什么势力，更没有一块地盘。但赤壁之战以后，他把握时机，不断扩充势力，开拓疆土，建立起基业稳固的蜀汉政权。由昔日的“织席小儿”终至成就煌煌大业，登上了一国之君的宝座。他靠的是什么呢？民心和人才。又靠什么赢得民心，招致人才呢？靠的是“仁义”二字。
刘备除安喜县尉，赴任之后，“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到处响起一片赞歌：“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战乱连绵，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三国时代，刘备广施仁政，宽厚待民，使他深得民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戴，他在败走襄阳时，十万民众相随，慷慨赴难，其情其景何其悲壮！“三让徐州”他坚不受任，使得“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安生矣！’”。由此可见，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终究王天下。
要实现报国安民的宏图大志，人才是建功立业的根本。求贤若渴的刘备以真诚和信义待人，因而聚集了一批贤臣良将，奠定了成就大业的人才基础。 桃园结义，组成了日后刘蜀集团的核心，虽属君臣，他始终以兄弟相待。曹操以徐庶为人质，要挟徐庶，正在用人之际的刘备，宁可事业受损，也不做“绝其母子之道”的不义之举，不但忍痛放行，而且“伐树望友”，才引出了“走马荐诸葛”，为君臣际遇的美妙佳话谱写了序曲。三顾茅庐，一顾不遇，二顾白跑，三顾有意冷淡，但他始终不渝，一片赤诚！使“凤翔千仞”、“非梧不栖”的诸葛亮终于出山，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乱军之中，赵云失散，糜芳亲见“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张飞也一口咬定：“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而刘备却坚定不移地认为：“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这种肝胆相照的信任激励着将士们为他驰驱疆场，浴血效命。
由些可见，刘备的仁义，既是他个人立身处事的行为规范，也是他赢得民心和人才的精神武器，更是一个仁君贤主所必备的人格力量。
3、智术谋略：“英雄权变，帝王度量。”刘备的“仁”不是“妇人之仁”，刘备的“义”也不是“市井小义”。他一方面躬行仁义，赢得人心，另一方面运用智谋，求得生存和发展。曹操“许田打围”时用天子的弓箭射死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欢呼“万岁”，曹操却“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迎受之”，对此无礼僭越的大逆不道之举，刘备非但制止关羽杀操，反而称贺曹操“臣相神射，世所罕及”。难怪毛宗岗评他：“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刘备制止关羽动手，是怕周围都是曹操心腹，会祸及天子，又怕关羽的动作引起旁人注意怀疑，所以忙用祝贺来掩饰，足见刘备敏感机智。曹操“青梅煮洒论英雄”，刘备先是假装糊涂，不肯说出自己是英雄，等到曹操“说破英雄惊杀人”，他又借闻雷失箸，巧加掩饰，没有让狡诈多疑的曹操窥破他韬光养晦、有志不露的良苦用心，这正是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精彩表演。他深知身在许昌，如“笼中鸟，网中鱼”，前途凶险莫测，便找一个“截击袁术”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既施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又赚得了五万人马，过人的胆识和机变，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刘备固然讲仁慈信义，但他并不糊涂，他善于审时度势，行动机敏，办事果决。吕布乃一代枭雄，但最无信义。刘备不念他辕门射戟相救之恩，劝曹操杀吕布，是怕曹操得吕布后，如虎添翼，所以不如尽早翦除以绝后患。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政治思想、人格精神、智术权谋三个层面来刻画刘备这个人物形象，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但作者并没有把刘备写成一个“完人”，他的性格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趋小义而坏大事，少武略且逊智。集中表现在关羽被杀、张飞被害之后，为了替他们报仇雪恨，他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亲帅大军讨伐东吴，而自己并不精通武术，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惨败，几近全军覆没，戎马一生的他只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凉结局。
二、塑造手法的多样性
《三国演义》塑造的刘备这一形象，其性格十分鲜明，富于典型性，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觉得可亲可敬，读者每每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命运的起落沉浮而悲喜忧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引导读者的情绪所致，但另一方面与小说成功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人物紧密相关。
一是焦点透视法。《三国演义》对刘备性格的直接描写非常简略：“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给人留下一个模糊粗略的印象，但是小说并没有满足这样简单的白描，而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和具体的事件中去，通过人物自身行为活动来全方位揭示其性格，多方面展现其形象，给人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真切感受，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读者脑海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如刘备军队被曹操追逼，弃樊城，走襄阳时，面对大军压境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他却不听任何劝阻，违背军事常识，始终不忍丢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尽管损失惨重，但他爱民如子的品德展露无遗。“许田打围”、“煮酒论英雄”都是突发事件，刘备毫无精神准备，但他急中生智处理得滴水不漏，竟然轻易瞒过了老奸巨滑的曹操，他的机智警觉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如王朝闻先生所说“人在任何情况下，性格特征不会完全被掩盖。偶然的一言一行，有时也可以流露出他的本性”，求贤若渴的刘备路遇前来投奔他的单福（徐庶），喜不自禁，但当对方“勸”他将妨主的“的卢”马赐给仇人去乘时，“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这一怒一言足见刘备“仁德及人”的高风亮节。
焦点透视法的运用在写刘备托孤一回中写得尤为出色。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者抓住这一典型环境，运用“特写镜头”集中展示了刘备性格的方方面面。作者先写刘备兵败白帝城染病卧床不起，梦见关、张“相邀”，表现他不失桃园结义之信，为弟报仇失败而不忍独活，这是何等之“义”！诸葛亮前来探视，刘备遍视左右发现马谡在旁，令他退出，问孔明“马谡之才何如？”当孔明认为马谡是“当世英才”时，他一针见血指出“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日后事实果如所料，马谡镇守街亭失守，由此可见刘备知人是何等之“明”！当他托孤于孔明时，泣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如此以国家黎庶为重，不为一人一家之私，这又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
二是烘云托月法。“人物的相互关系，对于性格描写具有重要作用。”《三国演义》除了从正面表现刘备的性格外，还常常采用侧面烘托的方法，通过写刘备与周围人物的种种关系来凸现他的性格，使他的形象更显丰满，更具魅力。“衣带诏”败露之后，曹操东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兄弟失散。关羽为保全刘备家小被迫与曹操约“三事”，“降汉不降曹”。为了留住关羽为自己效命，曹操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封高官，赐厚禄，赠美女，设佳宴，乃至制锦囊护其“美髯”，但关羽丝毫不为所动。曹操赠他锦袍，他“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曹操问其缘故，他说：“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送他赤兔马，他欣然接受，却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一旦知道刘备的去向，关羽便“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这些看似处处写关羽之“义”，却无一不是从侧面写刘备，所表现的正是他施行“仁义”的感召力。再比如作者写徐庶进曹营后，“终生不为曹营设一谋”、“人在曹营心在汉”，试想满腹经纶的谋臣，却要湮过无闻，无所作为，他并不以此为憾，反而心甘情愿。在这里小说所要表现的决不仅仅是他对刘备的“忠义”，更重要的是衬托出刘备人格力量在他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这种互为映衬的手法也是《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匠心独运之处。
三是对比反衬法。服务于拥刘反曹的艺术构思，《三国演义》塑造了两个思想素质和精神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曹操和刘备。作品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处处以曹操的奸诈比照刘备的仁义，使刘备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彰显，其人格精神更加光彩照人。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成。”曹操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刘备却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曹操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荒淫暴虐令人发指；而刘备的仁义之师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们“焚香礼拜”、“箪食壶浆”的欢迎；曹操滥杀无辜，为报父仇，屠杀十万百姓；刘备仁爱厚民，危难之时，不忍舍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曹操对待部下奸诈残忍，借王之头平息众怒，借黄祖之手杀死祢衡，借扰乱军心的罪名除掉杨修，玩弄“梦中杀人”的把戏防犯行刺等等，而刘备对部下待之以诚心和义气，推心置腹，始终相信。通过这方方面面的对比描写，作者对两者的价值判断泾渭分明，褒贬尊抑亦在其中，也正是因为有了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反衬作用，才更显出刘备精神品质的可贵和“贤明君主”的难得。
当然，《三国演义》塑造刘备形象的艺术手法也并非没有瑕疵，鲁迅先生当年评论《三国演义》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可谓一语中的。作品中“猎户杀妻”、“刘备掷阿斗”等情节完全违情悖理，明显带有为拔高人物形象而刻意夸张的痕迹，不免失之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使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反面而拉大了距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刘备是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塑造出来的“仁君明主”的典型形象，他是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理想化身。塑造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在于，在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从“刘备”身上寄托着对宽仁爱民、信义求士的贤明君主的向往与期待，也必然产生对暴政的鄙弃和对压迫的反抗，这也正是《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却受到老百姓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三国演义》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凸现人物性格的艺术特色，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汤晓亮，付细龙，教师，现居湖北通城。
一、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沧海横流，英雄辈出，历史更迭，群星闪耀。在《三国演义》这部鸿篇巨著中，作者写到了四百多个人物，他们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在这如许众多的人物中，有的如匆匆过客，销声匿迹；有的虽叱咤风云，却昙花一现；而有的功业卓著，名垂千史。对于成就了帝王之业的三位“开国之君”曹操、刘备和孙权，小说不惜笔墨，进行了着力刻画，使他们形神毕现，各具丰采。在作者笔下，他们虽为并世英雄，却性格迥异，且褒贬有别，“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贯穿全书始终。“尊刘”并不是去尊行将溃灭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辈，而是尊崇“复兴汉室”的仁君贤主刘备。刘备的被“尊”，固然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作品中的反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其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远大的政治思想、高尚的人格精神、机变的智术谋略。
1、政治理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刘备一出场就交代他“素有大志”，年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难怪叔父对他另眼相看：“此儿非常人也！”桃园结义，他与关、张所发的誓愿更是不同凡响，盟书中“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丝毫没有世俗的“哥们义气”，而是寄托了他们报国安民的远大政治抱负。在豪杰蜂起、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东汉末年，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黎民于水火，刘备虽由“帝室之胄”沦落为“贩屦织席”的一介匹夫，既非世食国禄的达官显贵，也没有丰厚的家财，强大的势力，但他却以身许国，慷慨赴难，与关、张二人“招募乡勇”，投军御敌，在镇压黄巾起义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
报国首要的是忠君，忠君又莫过于靖难讨逆。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已名存实亡。身为汉室宗亲，又被献帝尊为“皇叔”，刘备十分感念皇恩，时刻不忘诛灭“汉贼”，复兴汉室，即使是身居许昌这个“龙潭虎穴”，而且在“今正依附曹操”之际，当他看到董承出示的“衣带诏”时，也“不胜悲愤”，毅然表示“公既奉诏讨贼，备敢不效犬马之劳。”借故逃离魔掌之后，他虽屡遭兵败势穷之危，饱受兄弟妻儿离散之苦，但始终忠于“汉室”，“与逆贼势不两立”。赤壁大战之后，刘备借荆州，收两川，取汉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此时曹丕已篡汉自立，传言汉帝已遇害，刘备闻知，痛哭终日，忧虑成疾。文武百官力劝他“继位以延汉祀”，他坚执不从，“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为’”。由于诸葛亮等人晓以大义，他才肯“正位续大统”。
“报国安民”是刘备一生追求的政治思想，也是他屡遭困厄却从不沉沦的精神动力，更是他凝聚人心共创大业的致胜法宝。“躬耕垄亩，不求闻达”的诸葛亮之所以“遂许先帝以驱驰”，五虎上将及文武百官之所以精诚团结为他奋勇效命，并不仅仅是感于他的仁義至诚，更是他这种以国家为己任，解黎民于倒悬的崇高理想激励他们共举大业，讨伐叛逆，伸张正义，匡扶社稷。
2、人格精神：宽仁待民，信义求士。在三国英雄人物谱系里，刘备确实算不上有什么“雄才大略”，并且“不甚好读书”。在各路军阀穷兵黩武、逐鹿中原的时候，他还是位卑职小，势单力簿，无处安身，只得寄人篱下，委曲求全。他先从吕布，再事曹操，又投袁绍，后依刘表，直到曹操统一北中国、孙权坐领江东之时，他还几乎没有什么势力，更没有一块地盘。但赤壁之战以后，他把握时机，不断扩充势力，开拓疆土，建立起基业稳固的蜀汉政权。由昔日的“织席小儿”终至成就煌煌大业，登上了一国之君的宝座。他靠的是什么呢？民心和人才。又靠什么赢得民心，招致人才呢？靠的是“仁义”二字。
刘备除安喜县尉，赴任之后，“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博望坡大胜，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到处响起一片赞歌：“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在战乱连绵，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三国时代，刘备广施仁政，宽厚待民，使他深得民心，赢得了人民的拥戴，他在败走襄阳时，十万民众相随，慷慨赴难，其情其景何其悲壮！“三让徐州”他坚不受任，使得“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安生矣！’”。由此可见，行仁政者得民心，得民心者终究王天下。
要实现报国安民的宏图大志，人才是建功立业的根本。求贤若渴的刘备以真诚和信义待人，因而聚集了一批贤臣良将，奠定了成就大业的人才基础。 桃园结义，组成了日后刘蜀集团的核心，虽属君臣，他始终以兄弟相待。曹操以徐庶为人质，要挟徐庶，正在用人之际的刘备，宁可事业受损，也不做“绝其母子之道”的不义之举，不但忍痛放行，而且“伐树望友”，才引出了“走马荐诸葛”，为君臣际遇的美妙佳话谱写了序曲。三顾茅庐，一顾不遇，二顾白跑，三顾有意冷淡，但他始终不渝，一片赤诚！使“凤翔千仞”、“非梧不栖”的诸葛亮终于出山，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乱军之中，赵云失散，糜芳亲见“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张飞也一口咬定：“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而刘备却坚定不移地认为：“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这种肝胆相照的信任激励着将士们为他驰驱疆场，浴血效命。
由些可见，刘备的仁义，既是他个人立身处事的行为规范，也是他赢得民心和人才的精神武器，更是一个仁君贤主所必备的人格力量。
3、智术谋略：“英雄权变，帝王度量。”刘备的“仁”不是“妇人之仁”，刘备的“义”也不是“市井小义”。他一方面躬行仁义，赢得人心，另一方面运用智谋，求得生存和发展。曹操“许田打围”时用天子的弓箭射死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欢呼“万岁”，曹操却“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迎受之”，对此无礼僭越的大逆不道之举，刘备非但制止关羽杀操，反而称贺曹操“臣相神射，世所罕及”。难怪毛宗岗评他：“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刘备制止关羽动手，是怕周围都是曹操心腹，会祸及天子，又怕关羽的动作引起旁人注意怀疑，所以忙用祝贺来掩饰，足见刘备敏感机智。曹操“青梅煮洒论英雄”，刘备先是假装糊涂，不肯说出自己是英雄，等到曹操“说破英雄惊杀人”，他又借闻雷失箸，巧加掩饰，没有让狡诈多疑的曹操窥破他韬光养晦、有志不露的良苦用心，这正是他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精彩表演。他深知身在许昌，如“笼中鸟，网中鱼”，前途凶险莫测，便找一个“截击袁术”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既施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妙计，又赚得了五万人马，过人的胆识和机变，使他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刘备固然讲仁慈信义，但他并不糊涂，他善于审时度势，行动机敏，办事果决。吕布乃一代枭雄，但最无信义。刘备不念他辕门射戟相救之恩，劝曹操杀吕布，是怕曹操得吕布后，如虎添翼，所以不如尽早翦除以绝后患。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政治思想、人格精神、智术权谋三个层面来刻画刘备这个人物形象，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人物的主要性格，但作者并没有把刘备写成一个“完人”，他的性格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趋小义而坏大事，少武略且逊智。集中表现在关羽被杀、张飞被害之后，为了替他们报仇雪恨，他不顾满朝文武的反对，亲帅大军讨伐东吴，而自己并不精通武术，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终至惨败，几近全军覆没，戎马一生的他只落得“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凉结局。
二、塑造手法的多样性
《三国演义》塑造的刘备这一形象，其性格十分鲜明，富于典型性，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人觉得可亲可敬，读者每每情不自禁地随着他命运的起落沉浮而悲喜忧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引导读者的情绪所致，但另一方面与小说成功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人物紧密相关。
一是焦点透视法。《三国演义》对刘备性格的直接描写非常简略：“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只有寥寥三十余字，给人留下一个模糊粗略的印象，但是小说并没有满足这样简单的白描，而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定的环境和具体的事件中去，通过人物自身行为活动来全方位揭示其性格，多方面展现其形象，给人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真切感受，使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读者脑海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如刘备军队被曹操追逼，弃樊城，走襄阳时，面对大军压境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他却不听任何劝阻，违背军事常识，始终不忍丢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尽管损失惨重，但他爱民如子的品德展露无遗。“许田打围”、“煮酒论英雄”都是突发事件，刘备毫无精神准备，但他急中生智处理得滴水不漏，竟然轻易瞒过了老奸巨滑的曹操，他的机智警觉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如王朝闻先生所说“人在任何情况下，性格特征不会完全被掩盖。偶然的一言一行，有时也可以流露出他的本性”，求贤若渴的刘备路遇前来投奔他的单福（徐庶），喜不自禁，但当对方“勸”他将妨主的“的卢”马赐给仇人去乘时，“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这一怒一言足见刘备“仁德及人”的高风亮节。
焦点透视法的运用在写刘备托孤一回中写得尤为出色。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者抓住这一典型环境，运用“特写镜头”集中展示了刘备性格的方方面面。作者先写刘备兵败白帝城染病卧床不起，梦见关、张“相邀”，表现他不失桃园结义之信，为弟报仇失败而不忍独活，这是何等之“义”！诸葛亮前来探视，刘备遍视左右发现马谡在旁，令他退出，问孔明“马谡之才何如？”当孔明认为马谡是“当世英才”时，他一针见血指出“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日后事实果如所料，马谡镇守街亭失守，由此可见刘备知人是何等之“明”！当他托孤于孔明时，泣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如此以国家黎庶为重，不为一人一家之私，这又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
二是烘云托月法。“人物的相互关系，对于性格描写具有重要作用。”《三国演义》除了从正面表现刘备的性格外，还常常采用侧面烘托的方法，通过写刘备与周围人物的种种关系来凸现他的性格，使他的形象更显丰满，更具魅力。“衣带诏”败露之后，曹操东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兄弟失散。关羽为保全刘备家小被迫与曹操约“三事”，“降汉不降曹”。为了留住关羽为自己效命，曹操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封高官，赐厚禄，赠美女，设佳宴，乃至制锦囊护其“美髯”，但关羽丝毫不为所动。曹操赠他锦袍，他“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曹操问其缘故，他说：“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送他赤兔马，他欣然接受，却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一旦知道刘备的去向，关羽便“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这些看似处处写关羽之“义”，却无一不是从侧面写刘备，所表现的正是他施行“仁义”的感召力。再比如作者写徐庶进曹营后，“终生不为曹营设一谋”、“人在曹营心在汉”，试想满腹经纶的谋臣，却要湮过无闻，无所作为，他并不以此为憾，反而心甘情愿。在这里小说所要表现的决不仅仅是他对刘备的“忠义”，更重要的是衬托出刘备人格力量在他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这种互为映衬的手法也是《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匠心独运之处。
三是对比反衬法。服务于拥刘反曹的艺术构思，《三国演义》塑造了两个思想素质和精神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曹操和刘备。作品采用对比反衬的手法，处处以曹操的奸诈比照刘备的仁义，使刘备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彰显，其人格精神更加光彩照人。刘备曾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成。”曹操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哲学。刘备却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曹操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荒淫暴虐令人发指；而刘备的仁义之师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们“焚香礼拜”、“箪食壶浆”的欢迎；曹操滥杀无辜，为报父仇，屠杀十万百姓；刘备仁爱厚民，危难之时，不忍舍弃百姓，携民十万渡江，曹操对待部下奸诈残忍，借王之头平息众怒，借黄祖之手杀死祢衡，借扰乱军心的罪名除掉杨修，玩弄“梦中杀人”的把戏防犯行刺等等，而刘备对部下待之以诚心和义气，推心置腹，始终相信。通过这方方面面的对比描写，作者对两者的价值判断泾渭分明，褒贬尊抑亦在其中，也正是因为有了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反衬作用，才更显出刘备精神品质的可贵和“贤明君主”的难得。
当然，《三国演义》塑造刘备形象的艺术手法也并非没有瑕疵，鲁迅先生当年评论《三国演义》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可谓一语中的。作品中“猎户杀妻”、“刘备掷阿斗”等情节完全违情悖理，明显带有为拔高人物形象而刻意夸张的痕迹，不免失之过分，所谓“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使作品的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反面而拉大了距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刘备是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塑造出来的“仁君明主”的典型形象，他是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理想化身。塑造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在于，在漫长而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从“刘备”身上寄托着对宽仁爱民、信义求士的贤明君主的向往与期待，也必然产生对暴政的鄙弃和对压迫的反抗，这也正是《三国演义》自问世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却受到老百姓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三国演义》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凸现人物性格的艺术特色，为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汤晓亮，付细龙，教师，现居湖北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