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鲁迅最喜爱的两个青年作家，一个是柔石，一个便是韦素园。这个韦素园即我的堂伯父，韦丛芜是我的堂叔父。
　　1924年，因为长兄病逝，漂泊北京的文学青年韦素园、韦丛芜断了经济来源，只好在沙滩新开路租了一间小屋栖身，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见到的“一间破小屋子”，后来成了“未名社”编辑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熟人介绍，他们结识了鲁迅。
　　其时，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已经问世，鲁迅成了韦氏兄弟心中的偶像。当时，北京大学邀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因韦素园的赁屋就在北大对面，只要鲁迅前来讲课，他们便慕名前去旁听，下课后还围着先生求教。熟了之后，鲁迅下课后，也常到那间小屋坐坐，和几个安徽青年亲切交谈。当鲁迅听了韦素园讲述他的去苏联的学习经历和立志苏俄文学的翻译研究后，很是赞赏，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望，视他们为可以信赖的青年朋友。
　　当时鲁迅正在编辑两种丛书，即《乌合丛书》和《未名丛书》，前者刊发创作之文，后者刊发翻译之文。但当年的读者对译著缺乏兴趣，故销路不佳，所以《未名丛书》是否编下去，鲁迅颇费踌躇。韦素园他们听后，表示他们愿意翻译外国文学特别是苏俄作品，竭尽全力支持域外文学的介绍传播。鲁迅听后甚感欣慰，便和北新书局李小峰商量，将《未名丛书》从北新书局划出，交给韦素园他们去办，并成立“未名杜”。
　　关于社名，鲁迅的解释是，不是“没有名目”，而是“还没有名目”，就像孩子“还未成丁”。1925年9月，文学社团“未名社”成立，成员是霍邱县叶集镇的四个文学青年：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和李霁野、台静农。丛刊首期推出的有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次年又办了《莽原》半月刊，创刊号上刊出鲁迅著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关于“未名社”，鲁迅曾作这样的说明：“未名社的同人，实在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韦素园。”是的，韦素园是名副其实的“社长”、“寨主”，除了审稿、校对、发稿、通联工作外，他自己还要抽暇翻译写作，无论你什么时候走进这间小屋，总能见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仿佛是一座固定的塑像。
　　此时，韦丛芜已升入燕京大学西语系攻读。受到鲁迅的鼓励，他在校园里创作了爱情长诗《君山》，鲁迅读后十分赞赏，特地请画家林风眠为此书设计封面，又请版画家司徒乔作插图10幅。如此器重，足见鲁迅对青年作者的关心爱护。接着，韦丛芜又创作了小说《校长》，此文也是由鲁迅推荐给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
　　1926年3月1 8 日，北京各大中学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请愿，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各帝国列强向北洋政府提出的限冯玉祥的国民军在48小时撤出北京的通牒。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韦丛芜也加入到请愿的队伍中。不料段政府竟下令弹压，出动大批军警，学生们手无寸铁，乱作一团，伤者无数，血染衣襟。韦丛芜亦挨了棒击，血污染身，挣扎着逃回寓所。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听了韦丛芜的讲述，愤然表示：“我们绝不能沉默。”遵照鲁迅的指示，韦丛芜写了《我踟躇 踟躇 有如幽灵》一诗：“阴风惨惨地吹/细雨纷纷地落/这屠杀后的古都/埋葬在死的恐怖/繁华的哈德门大街/此刻已无车马奔腾/我，血衣依旧在身。”
　　两周后的4月1日，鲁迅在痛定思痛中写了战斗性极强的《记念刘和珍君》，这是投向刽子手锋利的匕首和投枪。
　　（作者为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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