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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应试之体与书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前人多有论述，时至今日，认为“馆阁体”之类应试科举之书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我们通过重新客观地看待科举重书的问题，认为科举重书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它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教育，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益无害。本文就此试作肤浅阐释。
关键词：科举 重书 书法 教育
引言
碑学的兴盛源于对帖学的否定。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书、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被文人墨客说的一无是处，成为他们攻击帖学的对象。时至今日，认为“馆阁体”之类应试科举之书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笔者认为，应以史料为基础，重新客观地看待科举重书的问题。认为科举重书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它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教育，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益无害。
一.科举重书的现实基础
我国自有文字书写以来，先祖们自然在研究如何使用毛笔书写出优美动人的点画线条，赋予汉字点画线条的艺术性。由此要求美观端正的书写汉字，这是正常且合乎情理的自然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个倾向愈加明晰。在汉代法律有载：“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至隋唐产生科举制度以后，对书写汉字要求更加严格。能否写好汉字成为入仕的重要条件，科举考试和庞杂的社会需求成了重视书写的主要原因。
唐代以后，官府机构庞人。时编修图书典籍，整理国史，誊写公文，奉敕刻石，官方写经以及日常抄写均需要大量的书法能手。
唐代翰林院有书待诏，其主要职责是誊写公文，奉命敕石。至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逐渐发达，书写雕版成了部分楷书手的职业，且以往编修图书所需要的楷书手在数量上也大为减少。宋代楷书手在修史方面较唐代有所减少，日常所需尚如故。
宋代始，开始招录誊录人员，专抄科举试卷。明代以后，誊录人员剧增，亦成为科举重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前期，废科举，中期复兴，然漏洞百出，不成规矩。到明之翰林，其职掌渐于系统化，职责逐渐增强，掌管所有的书写工作，包括制诏、纂修、勒敕、著作，组织织庶吉士的选拔、培训、分配等。至明代修书之盛大兴，其《永乐大典》是明代修书史上一件宏伟工程，编纂过程几乎动用了所有善书者及中书舍人。
清人入关后，统治机构在沿袭明代的同时，其政治机构的扩大和地方机关的繁多，大力增强了对楷书的需求。
“誊录”是清代善书人员的总称。清代誊录人员没有固定数额，可根据实际需要从考生中选取，誊录人员曾达到五六百多人。
在地方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也有大量楷书能手。另外，在宗教方面，抄书、写经亦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楷书能手的社会需求量是巨大的，可以说，唐代以后楷书能手几乎分布于中央及地方机构的的各个角落，正是官方对楷书能手的大量需求，统治者进一步加强科举重书的力度，形成科举重书与科举共存亡的态势。
二、科举重书是否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
科举重书真的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吗？回答为否。孙过庭曰：“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孙之“初学之平正”与科举重书要求的“遒美、端庄、大方”异曲同工。综观唐以后的书法大家，无不不经过“平正”的初级阶段，无一不受到科举的影响。
唐初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均为科举出生，后成为彪炳书史的大家，后薛稷、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随之其后。其书法至今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
宋人尚意，书家们认为唐代科举重书束缚个性，提倡个性解放。然我们仔细考察分析其书学道路，知他们均受科举影响，学过宋之流行的《干禄字书》。如此看来，科举要求的书体学习，并没有阻碍苏、黄、米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反而为他们早期打下了良好的技法基础。
至明代王宠、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情况很明白，不作细述。明代后期，随着浪漫主义书风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标新立异的书法大家。以徐渭、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为代表。他们在行草书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在楷书方面皆师法“钟王”，然“钟王”亦正是科举要求的书写范围。
清代碑学大兴，那么碑学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否抛开科举重书的要求，直接追求纯艺术的书法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阮元最早提出碑学理论，然他的字亦从“馆阁体”起步，渗透着帖学的气息。包世臣大倡碑学理论，还有“余年已十五，家无藏帖，习时俗应试书”的记载。康有为作为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也写有《干禄篇》，教人如何应试，且主张“先从结构入，横平竖直，先求体方”。可贵之处在于康氏主张学人从魏碑入手，可谓良苦用心。郑孝胥写《贬黜馆阁体》一文，然他自己“少年时期倾力于馆阁书法，谨守顔柳法度。”
伊秉绶、何绍基、张裕钊、沈曾植可谓碑学实践的成功者。伊秉绶作为隶书大家，其墨迹中尚有39岁时所临的《玉枕兰亭》及唐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遗存本。何绍基亦学过赵孟頫，然未影响他成为书法大家。张裕钊在魏楷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熟不知，其楷书正是在“乌、方、光、亮”催化下形成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龚自珍，龚数次科场失意，皆由其楷法不精。失意之下著录《干禄新书》，遗憾的是，由于其楷书没有过“平正”这一关而终未成为书家。
综上所述，历代书法家，皆经过了科举，这些醉心于书法艺术的极少数人在汲取中超越了科举之书，成为 “书法家”。我们不能说科举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相反，科举要求的书法标准，作为书法家的基本技能训练，为其后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实用亦或艺术
科举重书作为科考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培养书法实用人才，而非书法家。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在其定义之初，即以标明了其实用功能。
《干禄字书》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后由颜真卿署录此书，刻之于石，供读书人仿学，以便科举之用。宋之院体，一说：“怀仁此序集右军字，宋人已薄之，呼之院体，谓院中习以书诰敕，士夫不学也。又曰：“宋太祖置御书院，侍书学写王字以后诰敕……人呼院体。”不管院体是指《圣教序》亦或是王书的总称，其目的为写好诰敕，这点是肯定的。明之“台阁体”其作用是奏写公文诏书，科举应试即摹仿此书。清郑孝胥言：“‘馆阁书体’为清代应制之书，约分两种，一曰大卷，二曰白折……清代每朝皇帝皆喜翰墨，馆阁供奉，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有志功名之士，率皆讲求书法，以备书折对策之用。” 我们说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均是科举应试之书，奉旨书写之体。科举考生巨多，科考要求楷法遒美、端庄、乌方光，如同我们今天要求学生考试要字体端正一样，便于识读。不仅限此，奉旨书写之体，日常时务所写，当以文字准确，不遗朝命为首要，这就是科举重书的目的。
只有少数人通过科举之后，去追求书法的艺术性，终成书家。当他们成为书法家后，他们以纯艺术的标准——用笔、结构、章法、墨法——去审视科举之书，批判科举之书。当他们用这样的艺术观去审视科举之书时，科举之书显然是肤浅的，需要重塑的。
四、科举与书法教育
科举和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唐代以来，在“科举重书”政策的驱使下，教育偏重书法是自然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官学和私学教育的各个层面，而且反映在中央机构内部阶段性的培养专业书法人才。
唐代以“书判”取仕，其书法要求楷法遒美，并设有明书科。教育是科举的影子，正是科举注重书法，唐代书法教育深入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宋代科举重书程度相对唐代有所不及，但科举要求楷书没有改变。谈到宋代书法教育，不得不提书艺所。宋徽宗建立书艺所“欲教习法书，告命使能者书之，不愧前代”，可谓用心良苦。宋代书艺所的书法教学优于唐代书学，书法教学内容亦相当丰富。
明代翰林院，除掌制诏、史册、修补，亦兼职组织培训。永乐后，翰林院选取天下善文及善书人员，培训三年，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明除了翰林院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外，明代还设书科，分而教之。可见，明代全国上下各级各类学校书法教育如火如荼。至清代书法学习之风更甚。清代书法教育上至老翁，下至孩童，均以谈书为荣，以不善书法为辱。如此说来，书法教育可想而知。总之，科举重书直接影响到书法教育的状况，促进了书法基础教育的普及。这种普及渗透于教育机构的各个方面，习字成为读书人必修的功课。
结 语
概而言之，科举重书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侧面，其目的是选择大量书法实用人才。在印刷业相对落后的大背景下，科举重书是历史的必然。把历代书法名帖作为考生学习的范本，从而促进了书法教育的普及。科举重书以实用为目的，直接推动了书法教育的普及。在科举制度下的书法痴迷者都经过了科举要求的“平正”阶段，为日后成为艺术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说，科举重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大有其益的。
参考文献：
[1] 二十五史·新唐书·艺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二十五史·明史·选举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3
[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述二十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5]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 二十五史·新唐书·选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二十五史宋史·选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杨晓军，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书法方向）。
关键词：科举 重书 书法 教育
引言
碑学的兴盛源于对帖学的否定。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书、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被文人墨客说的一无是处，成为他们攻击帖学的对象。时至今日，认为“馆阁体”之类应试科举之书严重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笔者认为，应以史料为基础，重新客观地看待科举重书的问题。认为科举重书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它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教育，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益无害。
一.科举重书的现实基础
我国自有文字书写以来，先祖们自然在研究如何使用毛笔书写出优美动人的点画线条，赋予汉字点画线条的艺术性。由此要求美观端正的书写汉字，这是正常且合乎情理的自然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个倾向愈加明晰。在汉代法律有载：“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至隋唐产生科举制度以后，对书写汉字要求更加严格。能否写好汉字成为入仕的重要条件，科举考试和庞杂的社会需求成了重视书写的主要原因。
唐代以后，官府机构庞人。时编修图书典籍，整理国史，誊写公文，奉敕刻石，官方写经以及日常抄写均需要大量的书法能手。
唐代翰林院有书待诏，其主要职责是誊写公文，奉命敕石。至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逐渐发达，书写雕版成了部分楷书手的职业，且以往编修图书所需要的楷书手在数量上也大为减少。宋代楷书手在修史方面较唐代有所减少，日常所需尚如故。
宋代始，开始招录誊录人员，专抄科举试卷。明代以后，誊录人员剧增，亦成为科举重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元代前期，废科举，中期复兴，然漏洞百出，不成规矩。到明之翰林，其职掌渐于系统化，职责逐渐增强，掌管所有的书写工作，包括制诏、纂修、勒敕、著作，组织织庶吉士的选拔、培训、分配等。至明代修书之盛大兴，其《永乐大典》是明代修书史上一件宏伟工程，编纂过程几乎动用了所有善书者及中书舍人。
清人入关后，统治机构在沿袭明代的同时，其政治机构的扩大和地方机关的繁多，大力增强了对楷书的需求。
“誊录”是清代善书人员的总称。清代誊录人员没有固定数额，可根据实际需要从考生中选取，誊录人员曾达到五六百多人。
在地方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布政司等也有大量楷书能手。另外，在宗教方面，抄书、写经亦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楷书能手的社会需求量是巨大的，可以说，唐代以后楷书能手几乎分布于中央及地方机构的的各个角落，正是官方对楷书能手的大量需求，统治者进一步加强科举重书的力度，形成科举重书与科举共存亡的态势。
二、科举重书是否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
科举重书真的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吗？回答为否。孙过庭曰：“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孙之“初学之平正”与科举重书要求的“遒美、端庄、大方”异曲同工。综观唐以后的书法大家，无不不经过“平正”的初级阶段，无一不受到科举的影响。
唐初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均为科举出生，后成为彪炳书史的大家，后薛稷、徐浩、颜真卿、柳公权等随之其后。其书法至今成为书法学习的范本。
宋人尚意，书家们认为唐代科举重书束缚个性，提倡个性解放。然我们仔细考察分析其书学道路，知他们均受科举影响，学过宋之流行的《干禄字书》。如此看来，科举要求的书体学习，并没有阻碍苏、黄、米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反而为他们早期打下了良好的技法基础。
至明代王宠、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情况很明白，不作细述。明代后期，随着浪漫主义书风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标新立异的书法大家。以徐渭、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为代表。他们在行草书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在楷书方面皆师法“钟王”，然“钟王”亦正是科举要求的书写范围。
清代碑学大兴，那么碑学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是否抛开科举重书的要求，直接追求纯艺术的书法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阮元最早提出碑学理论，然他的字亦从“馆阁体”起步，渗透着帖学的气息。包世臣大倡碑学理论，还有“余年已十五，家无藏帖，习时俗应试书”的记载。康有为作为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也写有《干禄篇》，教人如何应试，且主张“先从结构入，横平竖直，先求体方”。可贵之处在于康氏主张学人从魏碑入手，可谓良苦用心。郑孝胥写《贬黜馆阁体》一文，然他自己“少年时期倾力于馆阁书法，谨守顔柳法度。”
伊秉绶、何绍基、张裕钊、沈曾植可谓碑学实践的成功者。伊秉绶作为隶书大家，其墨迹中尚有39岁时所临的《玉枕兰亭》及唐柳公权、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遗存本。何绍基亦学过赵孟頫，然未影响他成为书法大家。张裕钊在魏楷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熟不知，其楷书正是在“乌、方、光、亮”催化下形成的。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龚自珍，龚数次科场失意，皆由其楷法不精。失意之下著录《干禄新书》，遗憾的是，由于其楷书没有过“平正”这一关而终未成为书家。
综上所述，历代书法家，皆经过了科举，这些醉心于书法艺术的极少数人在汲取中超越了科举之书，成为 “书法家”。我们不能说科举阻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相反，科举要求的书法标准，作为书法家的基本技能训练，为其后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实用亦或艺术
科举重书作为科考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培养书法实用人才，而非书法家。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在其定义之初，即以标明了其实用功能。
《干禄字书》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后由颜真卿署录此书，刻之于石，供读书人仿学，以便科举之用。宋之院体，一说：“怀仁此序集右军字，宋人已薄之，呼之院体，谓院中习以书诰敕，士夫不学也。又曰：“宋太祖置御书院，侍书学写王字以后诰敕……人呼院体。”不管院体是指《圣教序》亦或是王书的总称，其目的为写好诰敕，这点是肯定的。明之“台阁体”其作用是奏写公文诏书，科举应试即摹仿此书。清郑孝胥言：“‘馆阁书体’为清代应制之书，约分两种，一曰大卷，二曰白折……清代每朝皇帝皆喜翰墨，馆阁供奉，争妍笔札，以邀睿赏，有志功名之士，率皆讲求书法，以备书折对策之用。” 我们说唐之干禄字书、宋之院体、明之台阁体、清之馆阁体均是科举应试之书，奉旨书写之体。科举考生巨多，科考要求楷法遒美、端庄、乌方光，如同我们今天要求学生考试要字体端正一样，便于识读。不仅限此，奉旨书写之体，日常时务所写，当以文字准确，不遗朝命为首要，这就是科举重书的目的。
只有少数人通过科举之后，去追求书法的艺术性，终成书家。当他们成为书法家后，他们以纯艺术的标准——用笔、结构、章法、墨法——去审视科举之书，批判科举之书。当他们用这样的艺术观去审视科举之书时，科举之书显然是肤浅的，需要重塑的。
四、科举与书法教育
科举和教育是一脉相承的，唐代以来，在“科举重书”政策的驱使下，教育偏重书法是自然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官学和私学教育的各个层面，而且反映在中央机构内部阶段性的培养专业书法人才。
唐代以“书判”取仕，其书法要求楷法遒美，并设有明书科。教育是科举的影子，正是科举注重书法，唐代书法教育深入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宋代科举重书程度相对唐代有所不及，但科举要求楷书没有改变。谈到宋代书法教育，不得不提书艺所。宋徽宗建立书艺所“欲教习法书，告命使能者书之，不愧前代”，可谓用心良苦。宋代书艺所的书法教学优于唐代书学，书法教学内容亦相当丰富。
明代翰林院，除掌制诏、史册、修补，亦兼职组织培训。永乐后，翰林院选取天下善文及善书人员，培训三年，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明除了翰林院专门培养书法人才外，明代还设书科，分而教之。可见，明代全国上下各级各类学校书法教育如火如荼。至清代书法学习之风更甚。清代书法教育上至老翁，下至孩童，均以谈书为荣，以不善书法为辱。如此说来，书法教育可想而知。总之，科举重书直接影响到书法教育的状况，促进了书法基础教育的普及。这种普及渗透于教育机构的各个方面，习字成为读书人必修的功课。
结 语
概而言之，科举重书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侧面，其目的是选择大量书法实用人才。在印刷业相对落后的大背景下，科举重书是历史的必然。把历代书法名帖作为考生学习的范本，从而促进了书法教育的普及。科举重书以实用为目的，直接推动了书法教育的普及。在科举制度下的书法痴迷者都经过了科举要求的“平正”阶段，为日后成为艺术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说，科举重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大有其益的。
参考文献：
[1] 二十五史·新唐书·艺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二十五史·明史·选举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3
[4]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述二十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5] 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 二十五史·新唐书·选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 二十五史宋史·选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杨晓军，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学（书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