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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科学的门类、体系、理论，都是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创造、发展、升华、完善、继承所形成和建立起来的。这不仅是巅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也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今社会存在的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也正在或已经形成我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
文史资料是一个新时代的创举
众所周知，人民政协所特有的文史资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首创而建立起来的，经过40多年的摸索、总结、完善、提高，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事物之一，成为各级人民政协所独有的、我们国家的辉煌事业之一。
按照周恩来总理当年倡导文史资料的指示要求，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不仅对戊戌以来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动和历史事件，以“三亲”的形式，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记录，作为正史研究的参考或补充，起到了存史的作用；而且，也因其名人、名事同时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有可渎性、吸引广大读者人群的出版物，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的进程，使文史资料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门类。所以说，文史资料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结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代创举。
“文史资料”作为一个专用词语，为我党在建国之后所初创。事实上，对历史资料的积累，是社会上早就普遍存在着的，只不过所称词语、所用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口述历史”，就是一种以“三亲”形式记录历史资料的重要方式。
对口述历史的历史追溯
口述历史，有人称其为口述技巧。把它用在史学研究与创作方面，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太史公司马迁。他在撰写《史记》时，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此后，在官修历史的原则下，升斗小民的事迹逐渐受到漠视。口述历史只能在地方州、县志中发挥作用。20世纪初，口述历史在有的国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到50年代，即形成补充“正史”的一支重要内容和力量。比如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博士、学者陶德刚教授，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这所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近年来出版了有关我国的多种口述历史，甚为可观。2003年，由我国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上、下两卷，就是由陶德刚访录的口述实录，备受国内外人士欢迎。
新加坡的口述历史活动，兴起于1960年。1979年底，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史的资料。该国还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界、官方与私人组成的口述历史馆性质的机构，负责口述历史工作的谘询、指导、辅导、研究、推广等事宜。该馆的资料颇受英、美、法、澳、日本、加拿大等国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重视。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国人对口述历史亦备加关注并逐渐重视。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同出一辙而形式有异，40多年来，组织迅速发展，出版成就斐然，贡献甚为突出，国内颇受欢迎，国际友人亦甚为欣赏。近些年来，有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成立了口述历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的著作。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已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种传记。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师哲的《我的一生》，也是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启动了定期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每三个月出一辑，20万宇左右，第一辑已于2003年秋问世；同时还不定期出版《口述自传丛书》，已有《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和《黄药眠口述自传》问世。也有一些省、市级的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批口述历史性质的书卷。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一套《世纪老人的话》，共分严济慈、张岱年、臧克家、任继愈、张中行、季羡林、钟敬文、王大珩、贾兰坡、吴祖光十卷，均为本人口述历史。《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也于今年4月辟设了“口述”专栏。客观性强，价值甚高，字号较大，装帧质朴，读之兴味甚浓，颇受教益。
1987年，香港学术界在“香港学”的研究中成立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执行小组。由香港博物馆牵头，以一名全职研究员及三名兼职研究助理参与，香港大学历史系香港历史研究室主任冼玉仪博士任顾问，指导口述历史的进行。
在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也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不定期地出版大32开书本形式的《口述历史》，还继续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如白崇禧、戢翼翘、郭廷以等20余人，每人一册的“访问纪录”。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之异同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具有异曲同工的实质，二者有着共同的优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亲”的特点。也就是周恩来在谈文史资料工作时所要求的“一代人能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留给后代，留给社会”。这种“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不论是本人亲手撰写的，还是本人亲自口述的录音，或由别人整理的文字东西，二者是相同的。
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其目的都是在为历史的研究起到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资料作用。也就是说，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对于同一事件，可以有从不同角度的回忆与评价，然后通过讨论，使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补“正史”之不足，甚至有的还可以纠正“正史”的某些错误。因为，人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单凭文件研究历史，局限性很大。有许多重要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档案尚未完全开放，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有些“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内容，则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书，还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正因如此，一些读书人就很喜欢阅读此类书刊；一些史学工作者也不得不把寻找历史当事人，“抢救”和保存“三亲”资料，当成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但也应看到，由于当事人的局限性，口述历史与文史资料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诸如：由于时空的变幻，事件的原貌往往被目前的价值观所主宰，甚至扭曲；有的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等；有的则依被访者个人了解事件的程度及兴趣，使其记忆有着不同程度的褪色。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降低，有的则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存疑。至于有的人描述个人行迹，隐恶扬善，以致误导史学的判断等，只不过是极个别的现象，但也不可忽视。
对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的几点思考
当前在我国，文史资料事业已是成绩斐然，深入发展，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口述历史资料，则是早有起步，方兴未艾，仍将继续成为史学研究的门类之一。二者都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力量，在研究上述几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有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认识需要继续捉高。“三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工商、民族、宗教、社会、华侨等各个方面。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不仅弥补了文书档案之不足，充实了“正史”研究之论据，有的甚至还纠正了一些史籍上的不正确之处，为历史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内容；不仅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起到承前启后的服务作用，而且正如周恩来同志1959年在一次会议上曾五次提到过的“要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联想到今天，党中央号召学习祖国的近现代历史，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啊!
第二，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所说的加强，包括两个含义：一是从机构建设上加强。目前，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社会民间机构，人事力量都较为薄弱，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在大力发展社会民间力量的同时，适当给现有的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机构增加一些编制；一是从组织管理上加强。目前，征集“三亲”史料、出版访谈纪实的图书很多，几乎各个出版社都在组织包装，同一专题重复不少，有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抵触。我认为，征集采写，访谈实录，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行，但正式出版图书，尤其是涉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图书，则需要由党政领导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分工合作，认真审定，以保证质量，严堵“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出刊一个通报“三亲”史料征编工作进展情况和有指导意义的刊物，以利此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内容要求真求实。这一点，对于历史资料的撰写人和口述者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共党的领导历来都重视认真实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资料初创时，周恩来即指出：“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他要求“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里所强调的“存真”、“求实”原则，对撰写者和口述者来说，是指既不要溢美，也不要隐错，一定要如实记述客观事实；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既不要以情感对待史料，也不要以偏见分析问题，而应当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要尽最大之努力，为正史记述提供可靠依据，做出正确的结论，以利后人。
以上拙见，实属初探，愿抛砖引玉，与同仁共勉。
(责编 晓舟)
文史资料是一个新时代的创举
众所周知，人民政协所特有的文史资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首创而建立起来的，经过40多年的摸索、总结、完善、提高，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事物之一，成为各级人民政协所独有的、我们国家的辉煌事业之一。
按照周恩来总理当年倡导文史资料的指示要求，遍布全国各地的文史资料，不仅对戊戌以来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动和历史事件，以“三亲”的形式，从一个侧面进行了记录，作为正史研究的参考或补充，起到了存史的作用；而且，也因其名人、名事同时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有可渎性、吸引广大读者人群的出版物，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历史的进程，使文史资料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门类。所以说，文史资料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与时俱进思想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结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时代创举。
“文史资料”作为一个专用词语，为我党在建国之后所初创。事实上，对历史资料的积累，是社会上早就普遍存在着的，只不过所称词语、所用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口述历史”，就是一种以“三亲”形式记录历史资料的重要方式。
对口述历史的历史追溯
口述历史，有人称其为口述技巧。把它用在史学研究与创作方面，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太史公司马迁。他在撰写《史记》时，曾“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此后，在官修历史的原则下，升斗小民的事迹逐渐受到漠视。口述历史只能在地方州、县志中发挥作用。20世纪初，口述历史在有的国家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到50年代，即形成补充“正史”的一支重要内容和力量。比如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博士、学者陶德刚教授，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这所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的专门机构，近年来出版了有关我国的多种口述历史，甚为可观。2003年，由我国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上、下两卷，就是由陶德刚访录的口述实录，备受国内外人士欢迎。
新加坡的口述历史活动，兴起于1960年。1979年底，新加坡政府设立了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史的资料。该国还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界、官方与私人组成的口述历史馆性质的机构，负责口述历史工作的谘询、指导、辅导、研究、推广等事宜。该馆的资料颇受英、美、法、澳、日本、加拿大等国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家的重视。
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国人对口述历史亦备加关注并逐渐重视。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同出一辙而形式有异，40多年来，组织迅速发展，出版成就斐然，贡献甚为突出，国内颇受欢迎，国际友人亦甚为欣赏。近些年来，有些高校和专业研究部门成立了口述历史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的著作。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已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种传记。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师哲的《我的一生》，也是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启动了定期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每三个月出一辑，20万宇左右，第一辑已于2003年秋问世；同时还不定期出版《口述自传丛书》，已有《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和《黄药眠口述自传》问世。也有一些省、市级的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批口述历史性质的书卷。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一套《世纪老人的话》，共分严济慈、张岱年、臧克家、任继愈、张中行、季羡林、钟敬文、王大珩、贾兰坡、吴祖光十卷，均为本人口述历史。《人民政协报》的《春秋周刊》也于今年4月辟设了“口述”专栏。客观性强，价值甚高，字号较大，装帧质朴，读之兴味甚浓，颇受教益。
1987年，香港学术界在“香港学”的研究中成立了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历史计划执行小组。由香港博物馆牵头，以一名全职研究员及三名兼职研究助理参与，香港大学历史系香港历史研究室主任冼玉仪博士任顾问，指导口述历史的进行。
在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也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不定期地出版大32开书本形式的《口述历史》，还继续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如白崇禧、戢翼翘、郭廷以等20余人，每人一册的“访问纪录”。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之异同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却具有异曲同工的实质，二者有着共同的优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亲”的特点。也就是周恩来在谈文史资料工作时所要求的“一代人能把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留给后代，留给社会”。这种“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不论是本人亲手撰写的，还是本人亲自口述的录音，或由别人整理的文字东西，二者是相同的。
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特点，就是其目的都是在为历史的研究起到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资料作用。也就是说，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对于同一事件，可以有从不同角度的回忆与评价，然后通过讨论，使它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以补“正史”之不足，甚至有的还可以纠正“正史”的某些错误。因为，人们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单凭文件研究历史，局限性很大。有许多重要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档案尚未完全开放，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得随意查阅。有些“正史”经过史官、史家的修补与剪裁以及各种正规体例的限制，成书后往往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难免读之乏味。而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内容，则包含有许多历史细节，录之于书，还显得具体、细腻、生动，读起来兴味盎然。正因如此，一些读书人就很喜欢阅读此类书刊；一些史学工作者也不得不把寻找历史当事人，“抢救”和保存“三亲”资料，当成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但也应看到，由于当事人的局限性，口述历史与文史资料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诸如：由于时空的变幻，事件的原貌往往被目前的价值观所主宰，甚至扭曲；有的当事人或记忆有误，或自我拔高，或有难言之隐等；有的则依被访者个人了解事件的程度及兴趣，使其记忆有着不同程度的褪色。以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降低，有的则可能使资料的可信度存疑。至于有的人描述个人行迹，隐恶扬善，以致误导史学的判断等，只不过是极个别的现象，但也不可忽视。
对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的几点思考
当前在我国，文史资料事业已是成绩斐然，深入发展，在当代人写当代事的道路上继续迈进；口述历史资料，则是早有起步，方兴未艾，仍将继续成为史学研究的门类之一。二者都将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力量，在研究上述几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有如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认识需要继续捉高。“三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工商、民族、宗教、社会、华侨等各个方面。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有很多不仅弥补了文书档案之不足，充实了“正史”研究之论据，有的甚至还纠正了一些史籍上的不正确之处，为历史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了丰富、具体的内容；不仅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起到承前启后的服务作用，而且正如周恩来同志1959年在一次会议上曾五次提到过的“要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他鲜明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联想到今天，党中央号召学习祖国的近现代历史，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啊!
第二，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所说的加强，包括两个含义：一是从机构建设上加强。目前，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社会民间机构，人事力量都较为薄弱，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在大力发展社会民间力量的同时，适当给现有的文史资料和口述历史机构增加一些编制；一是从组织管理上加强。目前，征集“三亲”史料、出版访谈纪实的图书很多，几乎各个出版社都在组织包装，同一专题重复不少，有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抵触。我认为，征集采写，访谈实录，需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行，但正式出版图书，尤其是涉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图书，则需要由党政领导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分工合作，认真审定，以保证质量，严堵“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同时，还应出刊一个通报“三亲”史料征编工作进展情况和有指导意义的刊物，以利此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内容要求真求实。这一点，对于历史资料的撰写人和口述者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共党的领导历来都重视认真实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史资料初创时，周恩来即指出：“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他要求“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里所强调的“存真”、“求实”原则，对撰写者和口述者来说，是指既不要溢美，也不要隐错，一定要如实记述客观事实；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既不要以情感对待史料，也不要以偏见分析问题，而应当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定要尽最大之努力，为正史记述提供可靠依据，做出正确的结论，以利后人。
以上拙见，实属初探，愿抛砖引玉，与同仁共勉。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