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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基于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形成、发展和武术被纳入学校体育课程的过程为基础，分析了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过程及意义。武术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之后，掀起了一场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之争，这促进了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的融合，同时巩固了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地位。社会各阶层知名人士都对武术强身健体，传承中国文化，增强民族精神的功能进行了肯定和支持。武术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体育项目，应充分发挥和挖掘学校武术的价值。在目前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当前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应从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落脚点出发，加强学生武术武德精神、道德礼仪方面的培养，突出传承中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
关键词：学校体育 武术 课程 学生体质
中图分类号：G853/8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7）07（c）-0169-02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抗争的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学说大量流入中国并被有识之士所认可，随后展开了引进西方先进学说，想要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此背景下，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后开始传播，并被纳入为学校教育课程，由此产生了学校体育的概念。我国学校体育自1903年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学校武术根植于学校体育的襁褓，探究学校武术的教育模式与改革，必先考察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
1 西洋体育的传入途径及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
在鸦片战争后，清末时期西洋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伴随着洋务运动，西洋体育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为学校体育得以在中国兴起造就了机会，其途径大约有以下四种。
1.1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将西洋体育项目传到中国。
中国近代体育史学界普遍认为西洋体育流入中国的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中期国内有很多外国商人、军人、传教士，他们日常进行的体育活动对西洋体育传入中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例如1848年在上海的英国人在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开了上海第一家面积为81.7亩的竞马场。随后在1862年扩建为500亩，内设足球场、棒球场、高尔夫场等，1907年在上海虹口区建造游泳场只对外国学生开放[1]。这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西洋体育活动的行为可以视为最早的西洋体育流入中国的现象。
1.2 清政府为了建立新式军队，引进西洋体育项目作为军事学校的教育课程内容。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曾国潘、李鸿章等人为了抵御外国入侵，主张建立新式军队，并引进西洋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方式。从1880年，中国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军事学校。大部分的新式军事学校都设立了体育课，并邀请英国、德国等外国教师执教，内容以兵式体操为主，也有教普通体操和田径项目[2]。纵观当时军事学校的体育教育，许多教科书的内容里都涉及到西洋体育。
1.3 清末的维新主义者接受西洋体育教育思想，并重视学校体育。
但是新式军事学校的体育课只是在模仿西洋体育的外在形式，而真正在中国国内接受并开始传播西洋体育思想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西洋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进行改革。他们对西洋体育的重视对今后中国体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维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有为主张应接受西洋教育思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其中体育应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3]。在《大同书》中可以找到他对分学年体育教育的建议，他还在自己设立的学校里按此法授课。梁启超主张为了强国要修炼武术，并强调学校课程必须包含体育课。此外，严复也强调体育的重要性，主张为了强身健体要多做运动。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师时就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这些近代初期维新主义者对体育的重视对今后体育正式被纳入为学校教育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1.4 基督教学校首次将体育纳入学校课程，之后的基督教青年会积极的普及西洋体育。
根据鸦片战争后签署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学校。同时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有能力的中国学生也有机会被教会推选到国外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教会学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处于改革时期，基督教的西洋式教育被很多中国人接受，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除了教授西洋科学还进行体育教育。当时基督教学校的体育课内容包括以西洋体育项目为主的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还定期举行体育比赛。例如1890年在上海Saint John’s College举行了中国最早的田径比赛，1898年山东省烟台的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举行了体育比赛[4]。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YMCA）传入中国在福建省英华书院内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后各城市和教会学校开始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到1912年全国共有25个城市设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内设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有105个。当时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通过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大力宣传基督教。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组织的体育活动是近代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2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确立及初期内容
自19世纪初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后渐渐被国民所接受，并认识到了其价值。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在103日以后因慈禧太后等封建保守派的阻碍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此期间多地建立了私立学校。随着社会的变革封建教育制度已失去了立足之地，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名为《奏定学堂章程》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教育制度。此制度明确规定将体育作为学校必修科目，要求每所学校开设体育课。通过以上的教育制度体育正式成为近代中国学校课程，体育课也成为学校的必修科目。
3 武术设为学校体育课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校体育，体育课程也从单一的体操变为田径、球类运动、武术等多种形式。辛亥革命领导者孙文主张“強国强种”、“尚武强国”的民族主義思想，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武术，并被许多学校纳入为体育课内容。1914年，中国近代著名的体育人徐一冰向教育部发了一篇《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的报告，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正式课程内容。1915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就武术要成为学校必修课这一问题发表提案。根据徐一冰和体育研究团体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有关把武术正式设为学校体育课内容的提议案，1915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和一些官员公开承认将武术引进学校体育课程。纵观上述规定，除了将武术引进学校体育教育课程的内容以外，还对武术教师的培养做出了相关规定。这表明在古代发挥军事机能及技击术作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在近代正式成为学校体育的教育课程。这被视为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开始。 4 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之争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
1915年教育部规定将武术设为全国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后，掀起了一场在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中哪个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争论。
这里的西洋体育指近代开始从外国流入中国的西洋式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指中国武术。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中应把哪一个作为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支持西方体育的体育人主张“中国武术是与空气的对决，缺乏教育价值，不符合生理要求”。相反，主张传统体育的体育人认为“武术是中国固有的身体文化，为了使国家强大，应坚持发展武术”。双方都坚持己见，直到1932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100米和200米田径赛的刘长春在预选赛就被淘汰后此问题又一次进入了热烈的争论中。当时的争论点主要有3个。第一，中国学习西洋体育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体育应摆脱西洋体育，要以传统体育为中心发展。同时，学校体育应以中国武术为主，西洋体育为辅。第二，学问无国界，体育也不需要分西洋和中国，继承好的，弃掉不好的。第三，有些人盲目追捧西洋体育，而没有考虑清楚它是否符合中国人的身体特征，另一方面执着于传统体育的人，也没有考虑时代的发展，若坚持己见，中国体育将得不到发展，所以两者应相融合寻求发展。在此后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体育界的争论演变为如何用体育拯救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通过這些争论促进了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也让中国人从多方面审视中国的武术。通过这些争论，巩固了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地位，也为武术和西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融合发展造就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近代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是当时武术作为学校体育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民主主义开拓者、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孙中山主张“尚武强国”，尤其在1909年设立了民间武术团体上海精武体育会。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张“应以武术培养健康的体魄和精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同样不断强调武术教育的重要性，他主张“古代所谓勇夫、侠士、君子等称呼均是体育的始点。秦汉时期人们有佩剑的风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了这些风俗，人们变得无力，体力下降，腰背挺不起来。”“中国的教育应当重视武术，这不仅能够保卫国家，还能强身健体”[5]。从蔡元培对武术教育的想法中不难看出，他认为没有了佩剑的古代风俗之后，人们的体质普遍下降了。他还主张武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保卫国家，同时能够强身健体。当时政治界、体育界、教育界等的知名人士不遗余力的主张武术的重要性，对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能够发展起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当代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我国一年一度的学生体质测试显示，中小学生各项身体素质持续下降。而各学校普遍出现不重视体育课，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更不喜欢学武术的怪现象，可见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不尽人意。由此可见，学校武术的发展逐渐沦为学校体育的边缘，新一轮的学校武術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1）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提高学生素质、强健学生体魄的能力，从强身健体的落脚点出发，来应对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现象。设计武术教学内容时，充分考虑是否能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的身体素质，突出学校武术强身健体的功能。少年强则中国强，作为国家未来和希望的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学校武术只有立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体魄的价值，才能提高学校武术的竞争力。
（2）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培养学生礼仪道德的能力，加强学生道德礼仪规范。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之都，但在西方外来文化和网络暴力文化的冲击中，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离我们渐行渐远。在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重、以学生升学率为重的错误思想指引下，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的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失。而武术强调“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视习武者的道德礼仪的传统，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但是目前的学校武术，没有充分体现出武术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礼仪方面的作用。因此，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在重视健身价值的前提下，更应该重视学校武术道德礼仪方面的培养。
（3）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武术更应该是传播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武术进校园过程中，从教材的创编、师资的培养、教学内容的选择等等方面都必须渗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在教学、训练、竞赛、校园活动等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6 结语
在当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而民族文化建设滞后，作为未来国家栋梁的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武术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部分，需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教学内容体系，从实效性、文化性，来应对社会国家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
[2] 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 [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
[3] 王涛，花蕊.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9）：129-136.
[4] 沈丽玲.2013教会学校体育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研究，2013（6）82-85.
[5] 谢广田，蔡宝忠.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武术观[J].武术科学，2005（1）：18-20.
关键词：学校体育 武术 课程 学生体质
中图分类号：G853/8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7）07（c）-0169-02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抗争的历程，也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洋学说大量流入中国并被有识之士所认可，随后展开了引进西方先进学说，想要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此背景下，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后开始传播，并被纳入为学校教育课程，由此产生了学校体育的概念。我国学校体育自1903年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而学校武术根植于学校体育的襁褓，探究学校武术的教育模式与改革，必先考察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
1 西洋体育的传入途径及对近代学校体育的影响
在鸦片战争后，清末时期西洋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伴随着洋务运动，西洋体育也随之传入中国，这为学校体育得以在中国兴起造就了机会，其途径大约有以下四种。
1.1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将西洋体育项目传到中国。
中国近代体育史学界普遍认为西洋体育流入中国的时间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19世纪中期国内有很多外国商人、军人、传教士，他们日常进行的体育活动对西洋体育传入中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例如1848年在上海的英国人在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开了上海第一家面积为81.7亩的竞马场。随后在1862年扩建为500亩，内设足球场、棒球场、高尔夫场等，1907年在上海虹口区建造游泳场只对外国学生开放[1]。这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西洋体育活动的行为可以视为最早的西洋体育流入中国的现象。
1.2 清政府为了建立新式军队，引进西洋体育项目作为军事学校的教育课程内容。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曾国潘、李鸿章等人为了抵御外国入侵，主张建立新式军队，并引进西洋先进的武器和训练方式。从1880年，中国建立了大量的新式军事学校。大部分的新式军事学校都设立了体育课，并邀请英国、德国等外国教师执教，内容以兵式体操为主，也有教普通体操和田径项目[2]。纵观当时军事学校的体育教育，许多教科书的内容里都涉及到西洋体育。
1.3 清末的维新主义者接受西洋体育教育思想，并重视学校体育。
但是新式军事学校的体育课只是在模仿西洋体育的外在形式，而真正在中国国内接受并开始传播西洋体育思想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西洋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方面进行改革。他们对西洋体育的重视对今后中国体育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维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有为主张应接受西洋教育思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其中体育应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3]。在《大同书》中可以找到他对分学年体育教育的建议，他还在自己设立的学校里按此法授课。梁启超主张为了强国要修炼武术，并强调学校课程必须包含体育课。此外，严复也强调体育的重要性，主张为了强身健体要多做运动。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师时就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这些近代初期维新主义者对体育的重视对今后体育正式被纳入为学校教育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1.4 基督教学校首次将体育纳入学校课程，之后的基督教青年会积极的普及西洋体育。
根据鸦片战争后签署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学校。同时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传教，有能力的中国学生也有机会被教会推选到国外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教会学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处于改革时期，基督教的西洋式教育被很多中国人接受，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除了教授西洋科学还进行体育教育。当时基督教学校的体育课内容包括以西洋体育项目为主的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还定期举行体育比赛。例如1890年在上海Saint John’s College举行了中国最早的田径比赛，1898年山东省烟台的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举行了体育比赛[4]。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YMCA）传入中国在福建省英华书院内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后各城市和教会学校开始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到1912年全国共有25个城市设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内设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有105个。当时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通过文化、教育、体育等活动，大力宣传基督教。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组织的体育活动是近代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2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的确立及初期内容
自19世纪初西洋体育传入中国后渐渐被国民所接受，并认识到了其价值。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在103日以后因慈禧太后等封建保守派的阻碍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此期间多地建立了私立学校。随着社会的变革封建教育制度已失去了立足之地，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名为《奏定学堂章程》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教育制度。此制度明确规定将体育作为学校必修科目，要求每所学校开设体育课。通过以上的教育制度体育正式成为近代中国学校课程，体育课也成为学校的必修科目。
3 武术设为学校体育课内容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校体育，体育课程也从单一的体操变为田径、球类运动、武术等多种形式。辛亥革命领导者孙文主张“強国强种”、“尚武强国”的民族主義思想，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武术，并被许多学校纳入为体育课内容。1914年，中国近代著名的体育人徐一冰向教育部发了一篇《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的报告，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体育正式课程内容。1915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就武术要成为学校必修课这一问题发表提案。根据徐一冰和体育研究团体北京体育研究社的有关把武术正式设为学校体育课内容的提议案，1915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和一些官员公开承认将武术引进学校体育课程。纵观上述规定，除了将武术引进学校体育教育课程的内容以外，还对武术教师的培养做出了相关规定。这表明在古代发挥军事机能及技击术作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在近代正式成为学校体育的教育课程。这被视为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开始。 4 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之争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
1915年教育部规定将武术设为全国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后，掀起了一场在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中哪个应该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争论。
这里的西洋体育指近代开始从外国流入中国的西洋式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指中国武术。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中应把哪一个作为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支持西方体育的体育人主张“中国武术是与空气的对决，缺乏教育价值，不符合生理要求”。相反，主张传统体育的体育人认为“武术是中国固有的身体文化，为了使国家强大，应坚持发展武术”。双方都坚持己见，直到1932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100米和200米田径赛的刘长春在预选赛就被淘汰后此问题又一次进入了热烈的争论中。当时的争论点主要有3个。第一，中国学习西洋体育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体育应摆脱西洋体育，要以传统体育为中心发展。同时，学校体育应以中国武术为主，西洋体育为辅。第二，学问无国界，体育也不需要分西洋和中国，继承好的，弃掉不好的。第三，有些人盲目追捧西洋体育，而没有考虑清楚它是否符合中国人的身体特征，另一方面执着于传统体育的人，也没有考虑时代的发展，若坚持己见，中国体育将得不到发展，所以两者应相融合寻求发展。在此后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体育界的争论演变为如何用体育拯救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通过這些争论促进了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融合，也让中国人从多方面审视中国的武术。通过这些争论，巩固了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地位，也为武术和西洋体育在学校教育中融合发展造就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近代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是当时武术作为学校体育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民主主义开拓者、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孙中山主张“尚武强国”，尤其在1909年设立了民间武术团体上海精武体育会。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张“应以武术培养健康的体魄和精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同样不断强调武术教育的重要性，他主张“古代所谓勇夫、侠士、君子等称呼均是体育的始点。秦汉时期人们有佩剑的风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了这些风俗，人们变得无力，体力下降，腰背挺不起来。”“中国的教育应当重视武术，这不仅能够保卫国家，还能强身健体”[5]。从蔡元培对武术教育的想法中不难看出，他认为没有了佩剑的古代风俗之后，人们的体质普遍下降了。他还主张武术教育是中国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保卫国家，同时能够强身健体。当时政治界、体育界、教育界等的知名人士不遗余力的主张武术的重要性，对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能够发展起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 当代学校武术教育改革
我国一年一度的学生体质测试显示，中小学生各项身体素质持续下降。而各学校普遍出现不重视体育课，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更不喜欢学武术的怪现象，可见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不尽人意。由此可见，学校武术的发展逐渐沦为学校体育的边缘，新一轮的学校武術课程改革势在必行，任重道远
（1）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提高学生素质、强健学生体魄的能力，从强身健体的落脚点出发，来应对我国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现象。设计武术教学内容时，充分考虑是否能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方面的身体素质，突出学校武术强身健体的功能。少年强则中国强，作为国家未来和希望的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学校武术只有立足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求，突出学校武术教育强健体魄的价值，才能提高学校武术的竞争力。
（2）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培养学生礼仪道德的能力，加强学生道德礼仪规范。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之都，但在西方外来文化和网络暴力文化的冲击中，中国传统礼仪规范离我们渐行渐远。在学校、家长一直以学生成绩为重、以学生升学率为重的错误思想指引下，淡漠了学生的礼仪道德的培养，致使中小学生礼仪教育出现严重的缺失。而武术强调“拳以德立，以德服人”，具有重视习武者的道德礼仪的传统，是培养青少年礼仪道德规范的有效载体。但是目前的学校武术，没有充分体现出武术教育在提高学生道德礼仪方面的作用。因此，学校武术教育改革在重视健身价值的前提下，更应该重视学校武术道德礼仪方面的培养。
（3） 学校武术教育应突出弘扬中国精神、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中国历史悠久，拥有厚重的民族文化，但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民族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武术更应该是传播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武术进校园过程中，从教材的创编、师资的培养、教学内容的选择等等方面都必须渗透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在教学、训练、竞赛、校园活动等过程中传播民族文化，充分发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能。
6 结语
在当今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文化不断涌入而民族文化建设滞后，作为未来国家栋梁的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武术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部分，需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教学内容体系，从实效性、文化性，来应对社会国家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
[2] 王恩溥.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 [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
[3] 王涛，花蕊.留学生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9（9）：129-136.
[4] 沈丽玲.2013教会学校体育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研究，2013（6）82-85.
[5] 谢广田，蔡宝忠.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武术观[J].武术科学，2005（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