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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火车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火车票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文化部招待，却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须知，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公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公安部招待所，也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公安部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公安部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由于经常进出于公安部招待所、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便衣，曾有人指着我问门卫：“那人是谁？”门卫答曰：“上海局的便衣！”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焦点对准刚刚获释的陈伯达。此前多年，我在采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文革”要人——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久经沧桑，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我在采写《“四人帮”兴亡》的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动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的获释仪式，在公安部所属的一家医院里举行。那是因为陈伯达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1988年9月26日，84岁的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医院。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接着，于桑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北京市文史馆的领导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欢迎陈伯达成为北京市文史馆的新馆员。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公安部得悉陈伯达获释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北京采访陈伯达。
日记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我从那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上的住宿日期，查阅我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原文，只是这回公开发表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用括号作了加注：
1988年10月29日：上午看陈伯达、陆定一材料。到（上海）徐家汇买了一个小背包及一件外衣。中午一点多离家，芬（妻子）送我。坐104（路公共汽车）至上海站，乘14次6车11（硬卧）中铺。
10月30日：一夜睡得很好，一早六点多起床，昨看毕严慰冰（陆定一夫人）的《魂归江南》。上午九时三分，准时到达北京，中午住于（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4室。下午，赴北总布胡同（陆定一住所）拜访严昭（严慰冰胞妹），录了四盘磁带（注：每盘磁带录音1小时）。她送我一批材料。晚，与马思琚（马思聪胞妹）、李宗浩通电话。与胡天纯（资深记者）通电话，知她骨折、卧床，说星期六上午可找到华（华国锋）的电话。
10月31日：一早到沙滩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家，与关锋谈（在原《红旗》编辑李惠让帮助下，原本从不接受采访的关锋，对我破例，而且还帮助我联系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然后回招待所，给胡天纯打电话（联系采访华国锋），与孙梅英（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教练）联系。下午到严昭家（陆定一家），谈了四盘磁带，她热情招待我吃晚饭。回来，到北京站打电话给梅中泉（编辑）。晚，整理笔记，把磁带装好。
11月1日：很紧张的一天。一早打电话给孙梅英，约好，八时半，到达她家。孙是中国第一届乒乓女单冠军，她长谈四小时，关于何智丽（风波）前前后后。很直爽。中午回（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公安部档案处王涛，查严慰冰材料（档案，严慰冰在“文革”前给林彪妻子叶群写化名信，“文革”中遭林彪点名，入秦城监狱），又到中组部档案室。五时，赶到国际大厦，三楼，与荣毅仁的秘书陆寅谈《荣》的创作问题（当时我受命担任电影《荣毅仁》编剧）。晚，到（北京沙滩）《红旗》大院访林杰（1968年《红旗》杂志轰动一时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起草者），他外出，只遇到他的女儿。然后到三楼访李惠让（原《红旗》编辑，后来为红旗出版社社长），他很热情，给予许多帮助。又访陈伯达的司机（于子云）。回招待所已夜深了。
11月2日：一早到《红旗》大院。王保春、王光耀（两王都是陈伯达秘书）均上班去了，未遇。改去史家胡同，访郑公盾（原《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他很激动地与我谈了“文革”遭遇（被江青关押），边谈边哭，一直到中午，请我吃中饭。下午2时半才结束采访。到全国妇联，了解田家英夫人董边住址。回招待所，与田家英秘书（逄先知）通电话。晚，到《红旗》大院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谈到夜十时，然后到林杰家访问，因是温州同乡，很热情，到十一点多告辞，回招待所已子夜。 11月3日：一早出发，赶到鼓楼，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未遇，人事处帮我联系。然后赶往学院路，去蓟门里，访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值王力上北大附属医院化验，只好稍等。（借用公用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给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丁洪章（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兼《炎黄子孙》杂志主编）等。十时半，王力夫妇回家，我与他们谈。王力极为健谈、热情（这是王力自“文革”倒台之后首次接待作家、记者。他愿意接待我，一是他知道我，二是关锋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录音），一口气谈到中午一时半。谈话内容非常重要。然后，去小西天，只凭着很含糊的地址，去寻找黄敬之妹俞瑾。来到新德街，卫生部大院。门卫说无俞瑾此人。电话总机也不知道。我到对面干休所一问，才知俞瑾地址。终于找到俞瑾，她已经七十岁了。她很详细叙述了俞启威（黄敬，江青前夫）的一生。这次（也是独家）采访亦极重要。傍晚，回到招待所，已五时半，正好吃晚饭。饭后，没休息，又出发到《红旗》大院去采访。夜，访问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然后，访关锋（录音采访），与关锋夫妇一直谈到子夜十一时半，回到招待所，已十二点多了。今天走得太多，右脚底磨破，鞋里很多血。
11月4日：又是忙碌緊张的一天。一早，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与副书记老于谈，然后再找王保春采访。电话联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午，回东单（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红旗》杂志采访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傍晚，访陈伯达另一儿子刘晓云（改用他母亲刘淑宴之姓），回到招待所，已经六时。晚饭后，整理录音，换了十几盘磁带。打长途给芬，又打电话给江一，袁清林，马碧雪（马思聪长女），高志其（高士其之子）。打电话给劳元一（当年上海红卫兵的“红革会”领袖，1968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的领导者），他畅谈了近况，约定年底在沪见面。连日来，录音机长时间工作，磁头上都是磁粉，晚上作了清理。
11月5日：一早到六铺炕，访陈伯达之妻刘淑宴，未遇。回到沙滩，访陈伯达五十年代的秘书姚洛。在他家，遇《人物》主编谢云。中午回到招待所，得知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打电话找我，立即赶往果子市，梅小璈（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给我陈（晓农）的信。下午，到《红旗》大院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谈庐山会议。然后，又访（陈伯达秘书）姚洛。他送我一批陈伯达著作。夜，赶回招待所，乘坐41路公共汽车往东，来到陈伯达家已八时多（陈伯达因病住院），与陈晓农见面。陈支持我的写作，使我放心。他谈了一些情况。夜，回东单。
11月6日：一早，如约赶往陈家，与陈晓农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回东单，复印了一大批（陈晓农提供的）陈伯达著作。然后，又在招待所忙于换磁带，一口气换好了十盒带子。又出发到陈家，晓农去医院未归，即采访陈晓农的妻子。不久，晓农回来，一起谈，到夜九时五十分告辞。至车站，正好41路末班车开走——陈家的钟慢了几分。只得返回陈家。继续采访晓农。夜，他招待我睡于陈伯达床上（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特别软）。这样，倒是省了来回奔波。
11月7日：一早六点多醒来，看（陈伯达）资料。晓农招待我吃早饭。七时多，便开始采访（陈晓农），又一口气谈到十二时。下午，在陈家附近复印店复印了一大批陈伯达（晚年）手稿。昨复印用了三十多元，今复了四十多元。这批材料很珍贵。复毕，再去晓农家，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抵《人民日报》社，在资料室查阅了一批陈伯达材料，并复印。回到东单招待所，已是五时三刻，匆匆吃完晚饭，稍整理笔记。在北京站，退到一张今夜13次特快卧铺票。立即赶回招待所，匆忙整理行李，办好退房手续。赶到北京站，离开车只一刻钟了。9：55坐13次离京。这次在京九日，收获不小……采访所记，用掉三刀活页纸，采访录音带达五十盘之多！这次丰收了！只是极度辛苦。右脚血泡，鲜血染红了鞋垫。左股沟动脉出现红肿。本想再在京逗留几日，以再访王力，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已支持不住，不得不匆匆返沪。
“上海的北京作家”
以上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背着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录音机、厚厚的笔记本在北京采访的艰辛。
回沪之后，我成了“宅男”，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听采访录音，整理并分类装订一大批复印资料。日积月累，我家成了一家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这次的许多采访都是独家的。尤其是王力，从1967年8月30日下台之后的21年间（内中度过15年的铁窗生涯）第一次接受采访。回沪后，根据王力谈话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把手稿寄王力过目。经王力亲自改定，我在1988年12月23日上海《联合时报》整版发表，然后再“出口”，于1989年1月3日至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1989年1月31日至2月4日，连载于美国《华侨日报》。
《王力病中答客问》是王力经过21年的沉默之后第一次“发声”，第一次公开亮相，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我得以一次次长时间采访王力，甚至住到王力家附近，接连三天对他进行采访。他对我非常信任，委托我为他编辑回忆录。为此，他把大批手稿送给我。我也很尽力，当时已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王力回忆录。谁知因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的发表惹起一番风波，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出版计划。但是我仍然非常尊重王力，并继续对他进行采访，写出50万字的《王力访谈》。正因为这样，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属说：叶永烈是可信赖的朋友。”当晚，他的亲属把王力病逝消息告诉我。我当即以急电把消息发往香港，翌日便在香港《明报》刊登了《“文革”要员王力去世》的报道，我对王力可谓有始有终。
我能够叩开王力紧闭之门，得益于关锋给他打了电话；我能够叩开关锋紧闭之门，则得益于关锋的一位老朋友李惠让的帮助。我在《红旗》大院拜访当年《红旗》杂志的资深编辑李惠让，他当年与关锋曾在《红旗》杂志共事。李惠让说服了关锋。李惠让陪同我一起去看望关锋。这样，关锋终于接受我的采访。 关锋，这位“文革”风云人物，后来真的“关”起“锋”来。关锋跟我见面时，头一句话便说：“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确实，他只愿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在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是书，桌下也堆着书，我看他坐在那里写东西时，连脚也伸不直。年逾古稀的他，总喜欢戴一顶干部帽，帽下露出花白的双鬓。他爱穿中山装。个子瘦小，气色不错。关锋知道我在仔细地研究“文革”史，走访了很多当事人，也就“破天荒”地跟我谈起了“文革”。他说：“这几年来，今天我是第一次談‘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允许我录音。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跟我聊了起来。我发觉，他非常健谈。谈着谈着，兴奋起来，摇晃着腿，藤椅发出吱咯吱咯响声。他有时双臂交叉于胸前，有时把袖子捋起来，再放下来，又捋起来，又放下来……我们聊着，他的妻子周瑛则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偶尔，她插一两句话。她不住地抽烟，烟瘾颇大。关锋原来也是“大烟囱”，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他居然在天天吞云吐雾的妻子面前，毫不动摇，一支烟也不抽，连酒也不沾——在这方面，他向陈伯达“看齐”。
在成功地访问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在上海采访）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之后，我着手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虽然因陈伯达住院，这次未能采访他本人，但是我在公安部的帮助下，对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而且建立了友谊。这样，待陈伯达出院，我再度赴京，相信能够采访他本人，还将再访王力和关锋。果真，我后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虽然他最初曾表示拒绝我的采访，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在我的真诚感动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1988年10月底这次自费赴京采访，是我数十次赴京采访中的一次。不断出入北京高干住宅区，我渐渐对北京“地儿熟，人头熟”。当时我年富力强，在没有手机、几乎没有“打的”的年代，凭借乘坐公共汽车和双腿奔走于北京东南西北，往往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大量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这些当事人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正因为这样，我不断往北京跑，以至被上海的同行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当然，也有例外，像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成都，我三次前往成都采访他。
纪实文学的创作，“七分跑，三分写”，其实是很辛苦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
一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引出我的诸多回忆和感叹。我已经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50箱手稿、档案、书信和采访录音带，即将再捐10箱，正在形成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叶永烈专藏”，以给后人留下一大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珍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
近日，在整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陈伯达档案时，忽然在里面找到两张火车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使我沉醉于往日的回忆之中。房费收据显示，1988年10月30日至11月7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3房间住了9天，每天的房价是9元4角。那两张火车票则是上海、北京往返车票，硬卧，中铺，每张50元。
我那次去北京，主要是为了采访陈伯达。照理，出差的车票、房费收据应当向单位报销，怎么会留在我的手头呢？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完全可以报销差旅费，而我总是自费，从未向单位报销外出采访费用（除了出席作家协会的会议之外）。内中的原因是，如果要报销采访旅费，需要事先向作家协会提交创作计划并获得批准。我的采访几乎都是说走就走，而且创作计划往往带有一定的保密性，所以我宁可自费，只是行前按照组织原则向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报告我去什么地方，作什么采访。习惯了，我也就从不向作家协会报销旅费，何况在我看来我的作品发表之后有稿费收入，足够支付差旅费。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为什么不住文化部招待，却住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须知，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并不对外开放，只有公安系统的干警才能入住。然而由于我与公安部关系密切，作为例外，我在北京常住公安部招待所，也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相比而言，虽然公安部招待所那里原本是李宗仁别墅，住宿条件不错，而且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但是毕竟从全国各地来公安部办事的干警多，那里床位紧张，所以有时我转往位于东单的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落脚，那里清静，而且交通也方便。由于经常进出于公安部招待所、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便衣，曾有人指着我问门卫：“那人是谁？”门卫答曰：“上海局的便衣！”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一片深秋气氛，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焦点对准刚刚获释的陈伯达。此前多年，我在采写长卷《“四人帮”兴亡》的同时，已经注意到另一位“文革”要人——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久经沧桑，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一支笔，《红旗》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我在采写《“四人帮”兴亡》的同时，收集、整理了许多有关陈伯达的资料，准备写作陈伯达长篇传记。可是我一直没有动手写《陈伯达传》，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的获释仪式，在公安部所属的一家医院里举行。那是因为陈伯达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1988年9月26日，84岁的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医院。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接着，于桑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北京市文史馆的领导徐主任也说了几句话，欢迎陈伯达成为北京市文史馆的新馆员。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我从公安部得悉陈伯达获释的消息，便决定前往北京采访陈伯达。
日记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我从那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上的住宿日期，查阅我的日记。
以下是日记原文，只是这回公开发表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用括号作了加注：
1988年10月29日：上午看陈伯达、陆定一材料。到（上海）徐家汇买了一个小背包及一件外衣。中午一点多离家，芬（妻子）送我。坐104（路公共汽车）至上海站，乘14次6车11（硬卧）中铺。
10月30日：一夜睡得很好，一早六点多起床，昨看毕严慰冰（陆定一夫人）的《魂归江南》。上午九时三分，准时到达北京，中午住于（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704室。下午，赴北总布胡同（陆定一住所）拜访严昭（严慰冰胞妹），录了四盘磁带（注：每盘磁带录音1小时）。她送我一批材料。晚，与马思琚（马思聪胞妹）、李宗浩通电话。与胡天纯（资深记者）通电话，知她骨折、卧床，说星期六上午可找到华（华国锋）的电话。
10月31日：一早到沙滩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家，与关锋谈（在原《红旗》编辑李惠让帮助下，原本从不接受采访的关锋，对我破例，而且还帮助我联系采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然后回招待所，给胡天纯打电话（联系采访华国锋），与孙梅英（乒乓名将，何智丽的教练）联系。下午到严昭家（陆定一家），谈了四盘磁带，她热情招待我吃晚饭。回来，到北京站打电话给梅中泉（编辑）。晚，整理笔记，把磁带装好。
11月1日：很紧张的一天。一早打电话给孙梅英，约好，八时半，到达她家。孙是中国第一届乒乓女单冠军，她长谈四小时，关于何智丽（风波）前前后后。很直爽。中午回（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公安部档案处王涛，查严慰冰材料（档案，严慰冰在“文革”前给林彪妻子叶群写化名信，“文革”中遭林彪点名，入秦城监狱），又到中组部档案室。五时，赶到国际大厦，三楼，与荣毅仁的秘书陆寅谈《荣》的创作问题（当时我受命担任电影《荣毅仁》编剧）。晚，到（北京沙滩）《红旗》大院访林杰（1968年《红旗》杂志轰动一时的社论“揪军内一小撮”起草者），他外出，只遇到他的女儿。然后到三楼访李惠让（原《红旗》编辑，后来为红旗出版社社长），他很热情，给予许多帮助。又访陈伯达的司机（于子云）。回招待所已夜深了。
11月2日：一早到《红旗》大院。王保春、王光耀（两王都是陈伯达秘书）均上班去了，未遇。改去史家胡同，访郑公盾（原《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他很激动地与我谈了“文革”遭遇（被江青关押），边谈边哭，一直到中午，请我吃中饭。下午2时半才结束采访。到全国妇联，了解田家英夫人董边住址。回招待所，与田家英秘书（逄先知）通电话。晚，到《红旗》大院访王文耀（陈伯达秘书），谈到夜十时，然后到林杰家访问，因是温州同乡，很热情，到十一点多告辞，回招待所已子夜。 11月3日：一早出发，赶到鼓楼，访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未遇，人事处帮我联系。然后赶往学院路，去蓟门里，访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值王力上北大附属医院化验，只好稍等。（借用公用电话）打了几次电话给顾骧（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丁洪章（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社长兼《炎黄子孙》杂志主编）等。十时半，王力夫妇回家，我与他们谈。王力极为健谈、热情（这是王力自“文革”倒台之后首次接待作家、记者。他愿意接待我，一是他知道我，二是关锋给他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录音），一口气谈到中午一时半。谈话内容非常重要。然后，去小西天，只凭着很含糊的地址，去寻找黄敬之妹俞瑾。来到新德街，卫生部大院。门卫说无俞瑾此人。电话总机也不知道。我到对面干休所一问，才知俞瑾地址。终于找到俞瑾，她已经七十岁了。她很详细叙述了俞启威（黄敬，江青前夫）的一生。这次（也是独家）采访亦极重要。傍晚，回到招待所，已五时半，正好吃晚饭。饭后，没休息，又出发到《红旗》大院去采访。夜，访问陈伯达秘书王保春。然后，访关锋（录音采访），与关锋夫妇一直谈到子夜十一时半，回到招待所，已十二点多了。今天走得太多，右脚底磨破，鞋里很多血。
11月4日：又是忙碌緊张的一天。一早，到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与副书记老于谈，然后再找王保春采访。电话联系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中午，回东单（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下午到《红旗》杂志采访陈伯达的公务员李景如……傍晚，访陈伯达另一儿子刘晓云（改用他母亲刘淑宴之姓），回到招待所，已经六时。晚饭后，整理录音，换了十几盘磁带。打长途给芬，又打电话给江一，袁清林，马碧雪（马思聪长女），高志其（高士其之子）。打电话给劳元一（当年上海红卫兵的“红革会”领袖，1968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的领导者），他畅谈了近况，约定年底在沪见面。连日来，录音机长时间工作，磁头上都是磁粉，晚上作了清理。
11月5日：一早到六铺炕，访陈伯达之妻刘淑宴，未遇。回到沙滩，访陈伯达五十年代的秘书姚洛。在他家，遇《人物》主编谢云。中午回到招待所，得知陈晓农（陈伯达之子）打电话找我，立即赶往果子市，梅小璈（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给我陈（晓农）的信。下午，到《红旗》大院访陈伯达秘书史敬棠，谈庐山会议。然后，又访（陈伯达秘书）姚洛。他送我一批陈伯达著作。夜，赶回招待所，乘坐41路公共汽车往东，来到陈伯达家已八时多（陈伯达因病住院），与陈晓农见面。陈支持我的写作，使我放心。他谈了一些情况。夜，回东单。
11月6日：一早，如约赶往陈家，与陈晓农长谈了四个多小时，下午，回东单，复印了一大批（陈晓农提供的）陈伯达著作。然后，又在招待所忙于换磁带，一口气换好了十盒带子。又出发到陈家，晓农去医院未归，即采访陈晓农的妻子。不久，晓农回来，一起谈，到夜九时五十分告辞。至车站，正好41路末班车开走——陈家的钟慢了几分。只得返回陈家。继续采访晓农。夜，他招待我睡于陈伯达床上（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特别软）。这样，倒是省了来回奔波。
11月7日：一早六点多醒来，看（陈伯达）资料。晓农招待我吃早饭。七时多，便开始采访（陈晓农），又一口气谈到十二时。下午，在陈家附近复印店复印了一大批陈伯达（晚年）手稿。昨复印用了三十多元，今复了四十多元。这批材料很珍贵。复毕，再去晓农家，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抵《人民日报》社，在资料室查阅了一批陈伯达材料，并复印。回到东单招待所，已是五时三刻，匆匆吃完晚饭，稍整理笔记。在北京站，退到一张今夜13次特快卧铺票。立即赶回招待所，匆忙整理行李，办好退房手续。赶到北京站，离开车只一刻钟了。9：55坐13次离京。这次在京九日，收获不小……采访所记，用掉三刀活页纸，采访录音带达五十盘之多！这次丰收了！只是极度辛苦。右脚血泡，鲜血染红了鞋垫。左股沟动脉出现红肿。本想再在京逗留几日，以再访王力，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但已支持不住，不得不匆匆返沪。
“上海的北京作家”
以上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背着饭盒那么大的红灯牌录音机、厚厚的笔记本在北京采访的艰辛。
回沪之后，我成了“宅男”，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听采访录音，整理并分类装订一大批复印资料。日积月累，我家成了一家藏品丰富的“私家档案馆”。
这次的许多采访都是独家的。尤其是王力，从1967年8月30日下台之后的21年间（内中度过15年的铁窗生涯）第一次接受采访。回沪后，根据王力谈话录音，我写出了万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把手稿寄王力过目。经王力亲自改定，我在1988年12月23日上海《联合时报》整版发表，然后再“出口”，于1989年1月3日至7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1989年1月31日至2月4日，连载于美国《华侨日报》。
《王力病中答客问》是王力经过21年的沉默之后第一次“发声”，第一次公开亮相，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我得以一次次长时间采访王力，甚至住到王力家附近，接连三天对他进行采访。他对我非常信任，委托我为他编辑回忆录。为此，他把大批手稿送给我。我也很尽力，当时已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出版王力回忆录。谁知因那篇《王力病中答客问》的发表惹起一番风波，上海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取消了出版计划。但是我仍然非常尊重王力，并继续对他进行采访，写出50万字的《王力访谈》。正因为这样，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属说：叶永烈是可信赖的朋友。”当晚，他的亲属把王力病逝消息告诉我。我当即以急电把消息发往香港，翌日便在香港《明报》刊登了《“文革”要员王力去世》的报道，我对王力可谓有始有终。
我能够叩开王力紧闭之门，得益于关锋给他打了电话；我能够叩开关锋紧闭之门，则得益于关锋的一位老朋友李惠让的帮助。我在《红旗》大院拜访当年《红旗》杂志的资深编辑李惠让，他当年与关锋曾在《红旗》杂志共事。李惠让说服了关锋。李惠让陪同我一起去看望关锋。这样，关锋终于接受我的采访。 关锋，这位“文革”风云人物，后来真的“关”起“锋”来。关锋跟我见面时，头一句话便说：“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确实，他只愿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埋头做学问，但求平静。在他的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桌上是书，桌下也堆着书，我看他坐在那里写东西时，连脚也伸不直。年逾古稀的他，总喜欢戴一顶干部帽，帽下露出花白的双鬓。他爱穿中山装。个子瘦小，气色不错。关锋知道我在仔细地研究“文革”史，走访了很多当事人，也就“破天荒”地跟我谈起了“文革”。他说：“这几年来，今天我是第一次談‘文化大革命’，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文化大革命’。”我拿出了录音机。起初，他不同意录音。我再三解释，用作资料，录音比笔记更准确。他终于允许我录音。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跟我聊了起来。我发觉，他非常健谈。谈着谈着，兴奋起来，摇晃着腿，藤椅发出吱咯吱咯响声。他有时双臂交叉于胸前，有时把袖子捋起来，再放下来，又捋起来，又放下来……我们聊着，他的妻子周瑛则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偶尔，她插一两句话。她不住地抽烟，烟瘾颇大。关锋原来也是“大烟囱”，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他居然在天天吞云吐雾的妻子面前，毫不动摇，一支烟也不抽，连酒也不沾——在这方面，他向陈伯达“看齐”。
在成功地访问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在上海采访）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之后，我着手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虽然因陈伯达住院，这次未能采访他本人，但是我在公安部的帮助下，对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而且建立了友谊。这样，待陈伯达出院，我再度赴京，相信能够采访他本人，还将再访王力和关锋。果真，我后来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虽然他最初曾表示拒绝我的采访，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在我的真诚感动下，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
1988年10月底这次自费赴京采访，是我数十次赴京采访中的一次。不断出入北京高干住宅区，我渐渐对北京“地儿熟，人头熟”。当时我年富力强，在没有手机、几乎没有“打的”的年代，凭借乘坐公共汽车和双腿奔走于北京东南西北，往往从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都是建立在大量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而这些当事人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正因为这样，我不断往北京跑，以至被上海的同行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当然，也有例外，像抓捕江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成都，我三次前往成都采访他。
纪实文学的创作，“七分跑，三分写”，其实是很辛苦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
一张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房费收据，引出我的诸多回忆和感叹。我已经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50箱手稿、档案、书信和采访录音带，即将再捐10箱，正在形成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叶永烈专藏”，以给后人留下一大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珍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作家、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