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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也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为什么就没人看到呢?”
74岁的何克抗教授说不下去了,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所小学里,面对着现场的上百位听众,他流下了眼泪。
此前一天,何克抗还在宁夏海原县的山区里穿行。这是他第三次去海原。
在从银川通往海原的路上,汽车减缓了速度。10月里早至的白雪掩盖了海原缺少植被的山岭。也只能依靠覆雪,海原的光秃山头才能分出冬夏两季。“海原就是靠天吃饭。”海原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梁文深说。而大多数时候,天,在海原是靠不住的。“今年雨水还算好了,前几年太旱了,都没有什么收成,农民吃的粮食都得花钱买。”
梁文深和他的同事们做过简单的统计,海原县城里有两万多学生,而整个海原县城的人口总数不到6万。县城里租房子的大都是陪孩子来县城读书的家长。家长的希望是孩子能离开这个被联合国官员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海原,能出去一个学生就是给家庭减轻了困难,教育移民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在银川,有些中学是面向海原招生的,“大多数成绩好的孩子都到银川的学校上学去了。”没能去往银川的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又少了一些。
31岁的田虹来自海原县关桥乡,高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她们村里,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屈指可数,村里人大都是文盲。
和田虹同样31岁的许海英是海原县西安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多年前,她在银川读幼儿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去当地最好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她根本没办法听进去老师在讲些什么。“那次的经历让我印象太深了,那里的孩子才3岁,英语说得那么好,画也画得好,我们海原的孩子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比。”
当时她脑子里反复出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来自海原农村:3岁的孩子们正在太阳下刨土坑呢。另一个画面来自她最喜欢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田晓霞到矿井去看孙少平到底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看到的是流动的黑暗。“不是我看不起那样的工作,而是觉得人和人的境遇反差太大了,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也许就像孙少平那样下矿井去了。”
许海英毕业之后回到海原,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田虹在毕业后的7年里,都是靠打零工为生,直到2009年,才当上了关桥中心小学的“特岗老师”。“特岗老师”是因为缺乏师资而招聘的没有编制的老师。
刚成为老师,田虹面对的就是一堂公开课。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堂课。”田虹说到这里时感到不好意思。来听课的是海原县教育局的人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何克抗带领的团队。
梁文深也在现场,现场的情况让他很难堪,因为他发现,田虹上课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居然睡着了。“我上前去把这个小孩扶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田虹觉得这堂课真是把脸丢光了。
这是一年前,北师大团队在海原刚开始进行“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时的情况。海原在他们所选择的实验点中条件最为落后。这并不重要。何克抗所做出的努力就是为了达到他所希望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教育结果公平,可以通过好的教学方法,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
什么是跨越式教学?
10月25日早上,关桥中心小学的主教学楼正在进行加固,海原在1920年曾经发生过8.5级地震,山川易貌,死伤二十多万人。汶川地震后,这里的教学楼被要求加固至能抵御9级地震的强度。
学生在临时教室上课,屋里没有暖气,挺冷的。田虹早上有两节二年级的语文课。她要上的课文是《酸的和甜的》——这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三册的第17课。前20分钟,她给学生讲课文。按照我们惯有的经验,后面的20分钟将会是前20分钟的延续。许多老师在40分钟课程结束的时候,还会觉得这一节课太短,没法讲完这些内容。
进行到20分钟左右,田虹停了下来,让学生读手上的扩展阅读材料——这些材料是北师大跨越式教学团队所编,与这一课相匹配的有10篇阅读材料。10分钟后,田虹让学生们互相交流,谈谈自己喜欢哪一篇文章,并写下对这篇课文的感受,无论长短,写多少,算多少但一定得写。
田虹所采用的就是何克抗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跨越式项目中语文教学的“211”模式。前20分钟讲解课文,中间10分钟扩展阅读,后10分钟进行写作。重要的是,跨越式项目没有课后作业,所有的一切都在课堂上完成。
没有作业的语文教学,是许多家长和孩子难以想象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过诸多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的批评讨论。1997年11月的《北京文学》上,刊登过3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编剧邹静之写的《女儿的作业》: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何克抗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他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我们片面地强调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词语和句式上兜圈子,语文教育就会失去灵魂,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对语言符号进行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若脱离语言文字的具体表达与运用,抽象地去讲人文性,就会使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变成僵死的教条。”
他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语文的跨越式教学方法其实并不难,只是很多老师不敢那么做。不增加课时,不增加学生负担,让二年级学生识字阅读写作水平达到现在四五年级学生水平,一般人一听根本不相信。”
对于语文的跨越式教学,何克抗认为,“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大进步,主要是后面10分钟的扩展阅读和10分钟的写作。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两年下来,学生每节课看四五篇的阅读材料,阅读量可以达到七八十万字,这么大的阅读量支持着,比如识字量,能不上去吗?我们在集中识字上花了太多的无用时间,而且枯燥乏味。”
“儿童在五六岁入学前,只要是正常智商,不聋不哑,已经有了3000多个口头词汇,有强大的‘音’跟‘义’的基础,几百种常用句型都能理解和运用,这些能形成他们的逻辑思维,你到幼儿园大班去,讽刺挖苦他都懂,但是,我们小学一二年级还每个字都解释。”
目前的中国语文教育,更像是用语言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普通学生。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以语法分析为中心。中国第一本语法书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没有语法书之前,中国人就不识字了吗?其实,语法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规律的方法,我们把语法作为少年儿童学语言的方法,这是很大的误区。”
1949年之后的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的:一二年级以识字教学为主,三年级开始注重阅读和写句子,四年级开始写完整的文章。
何克抗的语文教学方法里没有先后顺序,他从一年级开始就把这几项结合在一起。“在学拼音阶段就应该把识字、阅读、写作相结合,我们的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是不应该相同的,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把母语当成外语来教。”
何克抗的这些想法大概在2000年开始形成。从2003年开始,他的团队先在深圳南山区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子弟学校白芒小学做实验。随后的7年当中,从南到北,在200多所学校做了实验。宁夏的海原和永宁是跨越式项目最新的实验区。这些学校所处的地区是有所不同的,大致有四类:发达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山区。“选不同的地区,做这么多的学校,做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项目是有效果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实验阶段了,可以做大规模的推广。”
跨越式教学的效果
海原地域广阔,各所学校之间相距甚远。何克抗去海原那几天,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出发,听课评课,晚上9点钟回到住处,还和学生讨论一天的情况。“惟一的休息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海原跨越式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曹培杰说,“这次在海原听完课以后,回到住处,等服务员来开门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桌子倚在那里,累得连站着都很困难了。”
何克抗到各地去,当地的领导会请他吃饭,他总是吃完了马上走人。他走后,学生得赶紧向满座的领导解释:老先生一向如此,请别介意。“我不喜欢应酬,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何克抗说。
何克抗平时很沉默,让人感觉很难沟通。不过,“谈起教育,就眉飞色舞,停不下来了。”曹培杰说。
根据近几年教育界论著被引用的统计,引用率排在第一位的是何克抗,也经常接到各个大学让他去做报告的邀请。“到大学去做报告是有钱又轻松的,还能去玩一玩,但许多大学都请不到他。而对于小学、中学,不用请,他自己就去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全国各地到处跑,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说什么辛苦呢?”
曹培杰又坐到了海原关桥中心小学的教室里,他每个月都会来这里。2009年,他第一次在这里听田虹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个大个子女生旁边。“那时候实验才刚开始,扩展阅读的时候,这个女生完全读不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很浑浊,呆呆的,整节课都不说话,老师说她智力上有问题。”这位女生11岁了,已经读了3次一年级。
一年之后,同样是扩展阅读的时间,曹培杰看到这个女生能读一两页的文章了,这让他高兴。当老师提问的时候,她举手了,并且说出了正确的答案。“将来她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她能阅读、能交流,生活没问题了。”
类似的惊喜在跨越式实验班里还有许多。
梁文深在听许海英给跨越式实验班上语文课时,课堂上有让学生口头作文的环节。这一次的主题是:太阳。“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要送给奶奶一个黑色的太阳。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担心,担心他怎么把黑色的太阳说下去。结果他接着说,我想用这个黑色的太阳让奶奶的白发变成黑发。我非常激动,这才是孩子内心真正的动人的表达。”
在一些实验多年的地方,效果更为明显。比如,北京延庆的农村实验点跟西城区的名校相比,广州番禺沙湾的农村实验点跟越秀区的名校相比,在统考成绩上不相上下,远郊农村校有时甚至超过城区名校。“这些都有具体的数据对比的,”何克抗说。
北京石景山郊区有一所杨庄中学,2002年之前,由于教学质量不佳,经常招不满学生。2003年7月,杨庄中学加入了跨越式实验,“2006年,全区初三中考,杨庄中学跨越式实验班的英语成绩全区第一,其他科目全部进了前5名。”如今,杨庄中学开始为教室不够而发愁,因为许多学生跨区来争读这所中学。
“我们搞跨越式教学从来不强调应试,但我们的学生考试分数都很好。”何克抗说。
2007年,新加坡召开了一次华文教育研讨会。当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的人辗转找到何克抗时,他也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他从来不认识新加坡教育部的人。
何克抗到新加坡参加了研讨会,做了两次主题报告,介绍了跨越式教学方法。新加坡人告诉他:报告令他们震惊。
同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副司长带着一些校长到北京和广州考察了10天,看了5所实施跨越式教学的实验学校。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开始挑选学校进行实验,发现效果很好,便逐步扩大试点。到了2010年9月,新加坡开始在全国推行以何克抗团队跨越式教学为蓝本的华语教学方法。他们不用“跨越式”这个名称,而是称为“十分华文”。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许多华人,包括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理李显龙在内,祖籍都是广东大埔县。而何克抗就是广东大埔人,他认为这纯属巧合。大埔是广东为数不多的贫困县之一,孩童时代所目睹的家乡落后的教育状况,可以视作何克抗执着于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远年缘由。
艰难的推行
何克抗对新加坡的做法非常推崇。新加坡首先认识到了华文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搜索到何克抗是这方面的专家,听了他的介绍,觉得有价值,就迅速来中国考察,然后迅速地回国做试点,实验一段时间后,确认效果确实很好,随即开始在全国推行。从开始接触到全国推行,只用了3年时间,每一步都非常稳健、务实、有效率。
当一种来自中国的教学方法在另一个国家全面推行时,在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教学方法呢?
从2003年至今,跨越式项目的实验已经做了7年,中国还没有重要部门的大领导到现场看过这个项目。
在何克抗看来,要了解这个项目,是一定要到现场观看的。“你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聊了,有一个记者没去现场,让我给他寄材料,我没理他。”何克抗说。
何克抗曾经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他的方法。他给重要的领导写过信,甚至有部级官员主动帮他转信,也没看到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给他回应。做过几回后,他再也不给领导写信了。他去请过重要部门的领导到他的实验点去看现场效果,也未能如愿。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在得知跨越式项目后,今年5月亲自到河北丰宁的实验学校看了看。“原本只是听说有这个项目,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
丰宁跨越式项目已经做了6年,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北师大老师吴娟。丰宁的条件同样艰苦。吴娟记得自己怀孕5个月的时候,仍然去丰宁听课评课,她在讲台上评课,孩子在肚子里乱窜。那天的饮食也让她记忆犹新——一个仿佛可以用于洗澡的大盆子煮了十几包方便面,大家围着盆子吃,“吃得还挺香。”
6年下来,有的老师因为跨越式项目成为了“名师”,从山区调到了县城。
梁晓燕5月份参加的是在丰宁举办的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有一堂课专门检验六年级学生的现场写作能力,来访的老师各自出题,随机抽取。当被抽到的纸条是“理解”时,“我感到有点紧张。”吴娟觉得这个题比较抽象,有难度。
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小时里写到了1000字。“孩子们自由地表达,想到什么写什么,文字流畅。”这让梁晓燕很惊讶,“你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1小时内写1000字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从河北丰宁回到北京不久,西部阳光基金会决定在甘肃成县引进跨越式项目。6月份,梁晓燕带着成县教育局长去宁夏海原看了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在会上,那位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的海原县教育局领导也来了。他盯着孩子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并无做假痕迹,从此相信了这个项目的效果,现在成为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者。
曾在大学当过老师的梁晓燕对跨越式项目团队非常欣赏。“现在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团队太难得了,全都扑在教育第一线,每个月去一次,不管多远,每次10天左右,听课评课,集体讨论,回来后还通过网络、电话和老师进行交流。”
梁晓燕看好这个项目,这是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好思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改革效果。“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学十分糟糕,都在骂,但骂完之后呢?”梁晓燕觉得,何克抗和他的团队埋头默默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试验,找到了一个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被更多的人了解。
梁晓燕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在全国都推行开去的教学办法。她想着为跨越式项目建立专门的基金会,有了充足的资金,就能聘用固定的人员,经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这个项目就能持续推广开去。何克抗认同梁晓燕的想法。
这些年,何克抗都靠着他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来做跨越式项目。由于公费研究生名额极少,需要招收自费研究生,他就替非公费的研究生交学费。跨越式项目团队所做的事情,从学校那里是没有经费支持的。经费的来源是与进行跨越式项目实验的学校签约,收几万块钱不等的费用,这些钱用做差旅和研究生的学费,有时还不够。“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在赚钱,我们哪赚得了钱啊。”吴娟说。
何克抗74岁了,按理在60岁就应该退休。由于他是国务院批的博导,可以工作到65岁,到了65岁,学校继续延聘他。到了2009年,他没有被评上一级教授,就得在今年退休。他没被评上的原因是没有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就是要拿到国家级的奖项,在国际期刊发表足够的论文。”何克抗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被归为农村教育的范畴,而农村教育是没有国家级奖项的。
今年,作为北师大跨越式项目骨干的吴娟也没有被评上副教授。“她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做跨越式项目了,这对评副教授是没有多少帮助的,评副教授看的是发表的论文,她的实践做得很多,但论文发得少了。”何克抗为自己的弟子抱不平。
何克抗不在乎在岗教授和退休教授几千块钱的收入差距,但重要的是,他没有招生权了。这意味着他的项目人员面临着短缺问题。好在几年前,东北师范大学把他聘为终身教授。“在北师大招不了生了,我还可以在东北师大招生。”
74岁的何克抗把跨越式项目作为自己目前的最大爱好,他大部分时间在外边跑,回家就写论文。“我写论文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从文献到文献。”对名利,他早已无所求,他只是想着10年之后还能再继续干这件事情。“我现在还能用我的名声和地位顶着做这个项目,万一我不在了,其他人能不能顶住?”
国家一直在说教育创新,何克抗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教育创新?他这些年做的是不是教育创新?他认为是。但为什么做了教育创新又不被重视呢?国家在强调教育均衡发展,跨越式教学是不是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比原来好得多的教学质量,和城里的孩子不相上下?他认为是。这7年来在200多所学校进行的实验,详实的对比数据,和摆在眼前的效果已经说明了问题。“农远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也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为什么就没人看到呢?我们已经为教育均衡发展找到了好的办法,为什么就没领导来找我们呢?新加坡的人都找来了,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来呢?”他很无奈,甚至感到难过和悲伤。
那天在宁夏永宁县的那所小学里,在听完一节公开课后,何克抗开始上台评课,他已经在全国各地听了几千节课,他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所做实验的效果,他几乎让所有到过现场的人感到信服,但跨越式项目的推行仍然艰难,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他希望教育是公平的,他希望这个项目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止而终止,“我不想把这些带到棺材里去。”
当这些缠绕他的想法在心中涌动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74岁的何克抗教授说不下去了,在宁夏永宁县的一所小学里,面对着现场的上百位听众,他流下了眼泪。
此前一天,何克抗还在宁夏海原县的山区里穿行。这是他第三次去海原。
在从银川通往海原的路上,汽车减缓了速度。10月里早至的白雪掩盖了海原缺少植被的山岭。也只能依靠覆雪,海原的光秃山头才能分出冬夏两季。“海原就是靠天吃饭。”海原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梁文深说。而大多数时候,天,在海原是靠不住的。“今年雨水还算好了,前几年太旱了,都没有什么收成,农民吃的粮食都得花钱买。”
梁文深和他的同事们做过简单的统计,海原县城里有两万多学生,而整个海原县城的人口总数不到6万。县城里租房子的大都是陪孩子来县城读书的家长。家长的希望是孩子能离开这个被联合国官员称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在海原,能出去一个学生就是给家庭减轻了困难,教育移民是一条重要的出路。”
在银川,有些中学是面向海原招生的,“大多数成绩好的孩子都到银川的学校上学去了。”没能去往银川的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又少了一些。
31岁的田虹来自海原县关桥乡,高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师范学校。在她们村里,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升学的人屈指可数,村里人大都是文盲。
和田虹同样31岁的许海英是海原县西安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多年前,她在银川读幼儿师范的时候,有一次去当地最好的一所幼儿园学习,她根本没办法听进去老师在讲些什么。“那次的经历让我印象太深了,那里的孩子才3岁,英语说得那么好,画也画得好,我们海原的孩子根本没办法跟他们比。”
当时她脑子里反复出现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来自海原农村:3岁的孩子们正在太阳下刨土坑呢。另一个画面来自她最喜欢的小说《平凡的世界》:田晓霞到矿井去看孙少平到底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看到的是流动的黑暗。“不是我看不起那样的工作,而是觉得人和人的境遇反差太大了,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也许就像孙少平那样下矿井去了。”
许海英毕业之后回到海原,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田虹在毕业后的7年里,都是靠打零工为生,直到2009年,才当上了关桥中心小学的“特岗老师”。“特岗老师”是因为缺乏师资而招聘的没有编制的老师。
刚成为老师,田虹面对的就是一堂公开课。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堂课。”田虹说到这里时感到不好意思。来听课的是海原县教育局的人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何克抗带领的团队。
梁文深也在现场,现场的情况让他很难堪,因为他发现,田虹上课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居然睡着了。“我上前去把这个小孩扶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田虹觉得这堂课真是把脸丢光了。
这是一年前,北师大团队在海原刚开始进行“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时的情况。海原在他们所选择的实验点中条件最为落后。这并不重要。何克抗所做出的努力就是为了达到他所希望的“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教育结果公平,可以通过好的教学方法,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
什么是跨越式教学?
10月25日早上,关桥中心小学的主教学楼正在进行加固,海原在1920年曾经发生过8.5级地震,山川易貌,死伤二十多万人。汶川地震后,这里的教学楼被要求加固至能抵御9级地震的强度。
学生在临时教室上课,屋里没有暖气,挺冷的。田虹早上有两节二年级的语文课。她要上的课文是《酸的和甜的》——这是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三册的第17课。前20分钟,她给学生讲课文。按照我们惯有的经验,后面的20分钟将会是前20分钟的延续。许多老师在40分钟课程结束的时候,还会觉得这一节课太短,没法讲完这些内容。
进行到20分钟左右,田虹停了下来,让学生读手上的扩展阅读材料——这些材料是北师大跨越式教学团队所编,与这一课相匹配的有10篇阅读材料。10分钟后,田虹让学生们互相交流,谈谈自己喜欢哪一篇文章,并写下对这篇课文的感受,无论长短,写多少,算多少但一定得写。
田虹所采用的就是何克抗带领的团队所进行的跨越式项目中语文教学的“211”模式。前20分钟讲解课文,中间10分钟扩展阅读,后10分钟进行写作。重要的是,跨越式项目没有课后作业,所有的一切都在课堂上完成。
没有作业的语文教学,是许多家长和孩子难以想象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过诸多对于中国语文教育的批评讨论。1997年11月的《北京文学》上,刊登过3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编剧邹静之写的《女儿的作业》: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翁”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
何克抗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他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我们片面地强调工具性而忽视了人文性。“抽掉人文精神,只在词语和句式上兜圈子,语文教育就会失去灵魂,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对语言符号进行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若脱离语言文字的具体表达与运用,抽象地去讲人文性,就会使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变成僵死的教条。”
他的“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项目论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语文的跨越式教学方法其实并不难,只是很多老师不敢那么做。不增加课时,不增加学生负担,让二年级学生识字阅读写作水平达到现在四五年级学生水平,一般人一听根本不相信。”
对于语文的跨越式教学,何克抗认为,“学生为什么有那么大进步,主要是后面10分钟的扩展阅读和10分钟的写作。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两年下来,学生每节课看四五篇的阅读材料,阅读量可以达到七八十万字,这么大的阅读量支持着,比如识字量,能不上去吗?我们在集中识字上花了太多的无用时间,而且枯燥乏味。”
“儿童在五六岁入学前,只要是正常智商,不聋不哑,已经有了3000多个口头词汇,有强大的‘音’跟‘义’的基础,几百种常用句型都能理解和运用,这些能形成他们的逻辑思维,你到幼儿园大班去,讽刺挖苦他都懂,但是,我们小学一二年级还每个字都解释。”
目前的中国语文教育,更像是用语言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普通学生。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以语法分析为中心。中国第一本语法书是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没有语法书之前,中国人就不识字了吗?其实,语法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规律的方法,我们把语法作为少年儿童学语言的方法,这是很大的误区。”
1949年之后的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大致是这样的:一二年级以识字教学为主,三年级开始注重阅读和写句子,四年级开始写完整的文章。
何克抗的语文教学方法里没有先后顺序,他从一年级开始就把这几项结合在一起。“在学拼音阶段就应该把识字、阅读、写作相结合,我们的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是不应该相同的,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是把母语当成外语来教。”
何克抗的这些想法大概在2000年开始形成。从2003年开始,他的团队先在深圳南山区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子弟学校白芒小学做实验。随后的7年当中,从南到北,在200多所学校做了实验。宁夏的海原和永宁是跨越式项目最新的实验区。这些学校所处的地区是有所不同的,大致有四类:发达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山区。“选不同的地区,做这么多的学校,做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项目是有效果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实验阶段了,可以做大规模的推广。”
跨越式教学的效果
海原地域广阔,各所学校之间相距甚远。何克抗去海原那几天,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出发,听课评课,晚上9点钟回到住处,还和学生讨论一天的情况。“惟一的休息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海原跨越式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曹培杰说,“这次在海原听完课以后,回到住处,等服务员来开门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桌子倚在那里,累得连站着都很困难了。”
何克抗到各地去,当地的领导会请他吃饭,他总是吃完了马上走人。他走后,学生得赶紧向满座的领导解释:老先生一向如此,请别介意。“我不喜欢应酬,有这点时间还不如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何克抗说。
何克抗平时很沉默,让人感觉很难沟通。不过,“谈起教育,就眉飞色舞,停不下来了。”曹培杰说。
根据近几年教育界论著被引用的统计,引用率排在第一位的是何克抗,也经常接到各个大学让他去做报告的邀请。“到大学去做报告是有钱又轻松的,还能去玩一玩,但许多大学都请不到他。而对于小学、中学,不用请,他自己就去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全国各地到处跑,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说什么辛苦呢?”
曹培杰又坐到了海原关桥中心小学的教室里,他每个月都会来这里。2009年,他第一次在这里听田虹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个大个子女生旁边。“那时候实验才刚开始,扩展阅读的时候,这个女生完全读不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很浑浊,呆呆的,整节课都不说话,老师说她智力上有问题。”这位女生11岁了,已经读了3次一年级。
一年之后,同样是扩展阅读的时间,曹培杰看到这个女生能读一两页的文章了,这让他高兴。当老师提问的时候,她举手了,并且说出了正确的答案。“将来她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但至少她能阅读、能交流,生活没问题了。”
类似的惊喜在跨越式实验班里还有许多。
梁文深在听许海英给跨越式实验班上语文课时,课堂上有让学生口头作文的环节。这一次的主题是:太阳。“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要送给奶奶一个黑色的太阳。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担心,担心他怎么把黑色的太阳说下去。结果他接着说,我想用这个黑色的太阳让奶奶的白发变成黑发。我非常激动,这才是孩子内心真正的动人的表达。”
在一些实验多年的地方,效果更为明显。比如,北京延庆的农村实验点跟西城区的名校相比,广州番禺沙湾的农村实验点跟越秀区的名校相比,在统考成绩上不相上下,远郊农村校有时甚至超过城区名校。“这些都有具体的数据对比的,”何克抗说。
北京石景山郊区有一所杨庄中学,2002年之前,由于教学质量不佳,经常招不满学生。2003年7月,杨庄中学加入了跨越式实验,“2006年,全区初三中考,杨庄中学跨越式实验班的英语成绩全区第一,其他科目全部进了前5名。”如今,杨庄中学开始为教室不够而发愁,因为许多学生跨区来争读这所中学。
“我们搞跨越式教学从来不强调应试,但我们的学生考试分数都很好。”何克抗说。
2007年,新加坡召开了一次华文教育研讨会。当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的人辗转找到何克抗时,他也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他从来不认识新加坡教育部的人。
何克抗到新加坡参加了研讨会,做了两次主题报告,介绍了跨越式教学方法。新加坡人告诉他:报告令他们震惊。
同年9月,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副司长带着一些校长到北京和广州考察了10天,看了5所实施跨越式教学的实验学校。
回到新加坡后,他们开始挑选学校进行实验,发现效果很好,便逐步扩大试点。到了2010年9月,新加坡开始在全国推行以何克抗团队跨越式教学为蓝本的华语教学方法。他们不用“跨越式”这个名称,而是称为“十分华文”。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的许多华人,包括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理李显龙在内,祖籍都是广东大埔县。而何克抗就是广东大埔人,他认为这纯属巧合。大埔是广东为数不多的贫困县之一,孩童时代所目睹的家乡落后的教育状况,可以视作何克抗执着于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个远年缘由。
艰难的推行
何克抗对新加坡的做法非常推崇。新加坡首先认识到了华文教育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搜索到何克抗是这方面的专家,听了他的介绍,觉得有价值,就迅速来中国考察,然后迅速地回国做试点,实验一段时间后,确认效果确实很好,随即开始在全国推行。从开始接触到全国推行,只用了3年时间,每一步都非常稳健、务实、有效率。
当一种来自中国的教学方法在另一个国家全面推行时,在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教学方法呢?
从2003年至今,跨越式项目的实验已经做了7年,中国还没有重要部门的大领导到现场看过这个项目。
在何克抗看来,要了解这个项目,是一定要到现场观看的。“你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我就不会在这里跟你聊了,有一个记者没去现场,让我给他寄材料,我没理他。”何克抗说。
何克抗曾经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他的方法。他给重要的领导写过信,甚至有部级官员主动帮他转信,也没看到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给他回应。做过几回后,他再也不给领导写信了。他去请过重要部门的领导到他的实验点去看现场效果,也未能如愿。
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在得知跨越式项目后,今年5月亲自到河北丰宁的实验学校看了看。“原本只是听说有这个项目,大家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
丰宁跨越式项目已经做了6年,主要负责人之一是北师大老师吴娟。丰宁的条件同样艰苦。吴娟记得自己怀孕5个月的时候,仍然去丰宁听课评课,她在讲台上评课,孩子在肚子里乱窜。那天的饮食也让她记忆犹新——一个仿佛可以用于洗澡的大盆子煮了十几包方便面,大家围着盆子吃,“吃得还挺香。”
6年下来,有的老师因为跨越式项目成为了“名师”,从山区调到了县城。
梁晓燕5月份参加的是在丰宁举办的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有一堂课专门检验六年级学生的现场写作能力,来访的老师各自出题,随机抽取。当被抽到的纸条是“理解”时,“我感到有点紧张。”吴娟觉得这个题比较抽象,有难度。
大部分学生在一个小时里写到了1000字。“孩子们自由地表达,想到什么写什么,文字流畅。”这让梁晓燕很惊讶,“你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1小时内写1000字还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从河北丰宁回到北京不久,西部阳光基金会决定在甘肃成县引进跨越式项目。6月份,梁晓燕带着成县教育局长去宁夏海原看了跨越式项目的现场会。在会上,那位原本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的海原县教育局领导也来了。他盯着孩子们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并无做假痕迹,从此相信了这个项目的效果,现在成为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者。
曾在大学当过老师的梁晓燕对跨越式项目团队非常欣赏。“现在大学里还有这样的团队太难得了,全都扑在教育第一线,每个月去一次,不管多远,每次10天左右,听课评课,集体讨论,回来后还通过网络、电话和老师进行交流。”
梁晓燕看好这个项目,这是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好思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改革效果。“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语文教学十分糟糕,都在骂,但骂完之后呢?”梁晓燕觉得,何克抗和他的团队埋头默默做了这么多年的教育试验,找到了一个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被更多的人了解。
梁晓燕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在全国都推行开去的教学办法。她想着为跨越式项目建立专门的基金会,有了充足的资金,就能聘用固定的人员,经费问题也可以解决,这个项目就能持续推广开去。何克抗认同梁晓燕的想法。
这些年,何克抗都靠着他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来做跨越式项目。由于公费研究生名额极少,需要招收自费研究生,他就替非公费的研究生交学费。跨越式项目团队所做的事情,从学校那里是没有经费支持的。经费的来源是与进行跨越式项目实验的学校签约,收几万块钱不等的费用,这些钱用做差旅和研究生的学费,有时还不够。“一些人认为我们是在赚钱,我们哪赚得了钱啊。”吴娟说。
何克抗74岁了,按理在60岁就应该退休。由于他是国务院批的博导,可以工作到65岁,到了65岁,学校继续延聘他。到了2009年,他没有被评上一级教授,就得在今年退休。他没被评上的原因是没有标志性成果。“标志性成果就是要拿到国家级的奖项,在国际期刊发表足够的论文。”何克抗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被归为农村教育的范畴,而农村教育是没有国家级奖项的。
今年,作为北师大跨越式项目骨干的吴娟也没有被评上副教授。“她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做跨越式项目了,这对评副教授是没有多少帮助的,评副教授看的是发表的论文,她的实践做得很多,但论文发得少了。”何克抗为自己的弟子抱不平。
何克抗不在乎在岗教授和退休教授几千块钱的收入差距,但重要的是,他没有招生权了。这意味着他的项目人员面临着短缺问题。好在几年前,东北师范大学把他聘为终身教授。“在北师大招不了生了,我还可以在东北师大招生。”
74岁的何克抗把跨越式项目作为自己目前的最大爱好,他大部分时间在外边跑,回家就写论文。“我写论文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从文献到文献。”对名利,他早已无所求,他只是想着10年之后还能再继续干这件事情。“我现在还能用我的名声和地位顶着做这个项目,万一我不在了,其他人能不能顶住?”
国家一直在说教育创新,何克抗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教育创新?他这些年做的是不是教育创新?他认为是。但为什么做了教育创新又不被重视呢?国家在强调教育均衡发展,跨越式教学是不是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比原来好得多的教学质量,和城里的孩子不相上下?他认为是。这7年来在200多所学校进行的实验,详实的对比数据,和摆在眼前的效果已经说明了问题。“农远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投了110个亿,效果也很难说有多好,我们这个项目,只要几亿就可以在全国开展下去,而且效果很好,为什么就没人看到呢?我们已经为教育均衡发展找到了好的办法,为什么就没领导来找我们呢?新加坡的人都找来了,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来呢?”他很无奈,甚至感到难过和悲伤。
那天在宁夏永宁县的那所小学里,在听完一节公开课后,何克抗开始上台评课,他已经在全国各地听了几千节课,他用7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所做实验的效果,他几乎让所有到过现场的人感到信服,但跨越式项目的推行仍然艰难,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教育,他希望教育是公平的,他希望这个项目不会因为他生命的终止而终止,“我不想把这些带到棺材里去。”
当这些缠绕他的想法在心中涌动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