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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年，军阀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政坛上乱象丛生。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满于现状，主张建立一个“努力”的“好人政府”。在吴佩孚的操控下，1922年9月19日，“好人内阁”产生，在军阀派系的倾轧下，“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72天便宣告破产。
关键词：好人政府； 军阀统治；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8-01
一、“好政府主义”的提出
袁世凯死后，无人能继续掌控局势，各军阀派系势力纷争，军阀混战开始。政府只是军阀的控制下的“傀儡”，军阀派系纷争，把矛头指向政府，军阀直接插手内阁，内阁不断的倒阁、组阁，政坛上混乱无序。
新文化运动后以及五四运动后，思想进一步解放。胡适等人一方面，憎恶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的对抗，“于是发奋要谈政治”。 1922年5月7号，胡适和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掏经费，创办《努力周刊》，并以此为阵营地，宣传其政治主张，和各主义学派进行“论战”，妄图通过社会舆论来改良政治。
胡适为了寻求更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对“好政府主义”发表演说，很快获得了自由派知识子的响应。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由胡适，蔡元培等作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建立一个“可以充分为全社会谋福利的”政治机关，可以“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的“好政府”。
二、“好人政府”的建立
好政府主义者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召集解散的国会”，即恢复旧国会后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便通电全国恢复国会，曹、吴随后赞成恢复国会。6月16日，旧国会在天津成立，总统徐世昌辞职，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东，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宪法，这不过只是直系军阀曹、吴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恢复旧国会、旧宪法，让黎元洪做一个过度的“傀儡”总统，然后直系军阀直接控制中央政府。
以吴佩孚与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奉军，直系势力逐渐控制中央政府，直系势力如日中天。但其内部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洛派”首领吴佩孚，想借恢复法统的名义武力平定南方军政府，统一全国，而后拥戴曹锟上台。但是“保派”曹锟急于登上总统宝座，与吴佩孚分歧越来越大，异常激烈。最后在先有总统再有宪法，还是先有宪法再有总统问题上白热化，为后来“好人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1922年9月19日，黎元洪屈从吴佩孚，唐绍仪宣布解除内阁。翌日，提名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进行组阁。综观几位总长，高恩洪，孙丹林为吴佩孚亲信，而张绍曾是其亲家，高凌霨属“保派”，徐谦未到任。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都是留学归国的无党无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组阁吴佩孚可以进一步操纵内阁实权，对内阁比较满意。而又因王宠惠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胡适等人的吹捧，吴佩服与好政府主义者达到一定程度上的“默契”。
三、“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
“好人内阁”成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欣喜不已，纷纷建言献策。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建议“好政府”充当南北调停的角色，和平统一，消除祸乱。社会舆论也对此寄予厚望，《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这回王内阁的成立，虽不免有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凑一色’的遗憾，但就大体而论，总算以比较新的人物居其多数，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当的期望”。“好人们”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渐渐发现内阁困难重重。总统、国会、军阀之间矛盾重重，直系军阀之间也有摩擦，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的表现在了内阁各总长斗争之中。
总统黎元洪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在被段祺瑞逼下台后，可以再次复职，自以为以总统的角色，树立权威，推行自己的措施，不受军阀的左右。在复职前发表的“鱼电”中，黎元洪明确表示各省督军解除兵权还政国家。军阀虽然反对，表面还是附和，各自盘算黎元洪不过只是过度而已，但是黎元洪赖在总统位置上不走，保洛两派对此心怀怨恨，想尽快赶走黎元洪。
直系军阀保洛派之争中，高恩洪，孙丹林是吴的亲信，掌握重要的内阁职务，王宠惠又倾向吴佩孚，洛派实际控制内阁，这导致洛派的不满。只有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农商总长高凌霨属于保定派，依附曹锟，保洛两派之间明争暗斗。
王宠惠组阁之前幻想能按照胡适《我们政治主张》里所说的“建立宪政的政府”那样改良法律、制定宪法。但是组阁之后，便被财务纠纷忙的焦头烂额，到处筹措军费，四处奔走向帝国主义借款，但在军费分配上不均，又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王宠惠在任期间每天只有应付索薪团，一身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
曹锟急于登上总统的宝座，保派们便对其内阁下手，进行倒阁运动。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吴景廉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吴景廉就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叫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宠惠置辩“难道你就是国会？”而后两人大吵，甚至说“混账”下流之语，可见王宠惠面临的尴尬境地。吴景廉的倒阁运动也在慢慢酝酿。
由于吴佩孚多次索要军费，好人内阁只能向支持他们的西方四国银行借款。为挽救国际信用，罗文干擅自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在50万军费上，为了不让保派平分，借款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由总理批准，拨给交通部，再转到洛派手里。后来因买办告发，事情泄露。
事情泄露后吴景廉便向黎元洪举报罗文干擅自签订合同，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损失，同时有纳贿嫌疑，黎元洪在吴的恐吓下，下令逮捕令，罗文干遭到逮捕。黎元洪殊不知犯了一个浅显的错误，在府院联席会议中，黎元洪认错并把责任往警察总督身上推。
罗文干案发后，虽有转机但保派加紧攻击洛派，各省督军通电响应支持曹锟，痛诉罗文干丧权卖国。洛派甘拜下风，保派权利盛极一时，吴佩孚成为了“过街的老鼠”。社会舆论也一致倒向保派，“记者主张王阁急速退，非一日矣”。25日，王宠惠内阁停止办公，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好人政府在一片批评声中黯然败阵。1923年的11月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文章，便对好人政府极尽嘲讽“好人们在北方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并没有什么成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很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卷三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01年版.
作者简介：张振（1990.03—），男，汉，山东滕州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关键词：好人政府； 军阀统治；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58-01
一、“好政府主义”的提出
袁世凯死后，无人能继续掌控局势，各军阀派系势力纷争，军阀混战开始。政府只是军阀的控制下的“傀儡”，军阀派系纷争，把矛头指向政府，军阀直接插手内阁，内阁不断的倒阁、组阁，政坛上混乱无序。
新文化运动后以及五四运动后，思想进一步解放。胡适等人一方面，憎恶军阀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与“无政府主义”的对抗，“于是发奋要谈政治”。 1922年5月7号，胡适和丁文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自掏经费，创办《努力周刊》，并以此为阵营地，宣传其政治主张，和各主义学派进行“论战”，妄图通过社会舆论来改良政治。
胡适为了寻求更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对“好政府主义”发表演说，很快获得了自由派知识子的响应。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由胡适，蔡元培等作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建立一个“可以充分为全社会谋福利的”政治机关，可以“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发展”的“好政府”。
二、“好人政府”的建立
好政府主义者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召集解散的国会”，即恢复旧国会后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便通电全国恢复国会，曹、吴随后赞成恢复国会。6月16日，旧国会在天津成立，总统徐世昌辞职，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东，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宪法，这不过只是直系军阀曹、吴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恢复旧国会、旧宪法，让黎元洪做一个过度的“傀儡”总统，然后直系军阀直接控制中央政府。
以吴佩孚与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奉军，直系势力逐渐控制中央政府，直系势力如日中天。但其内部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洛派”首领吴佩孚，想借恢复法统的名义武力平定南方军政府，统一全国，而后拥戴曹锟上台。但是“保派”曹锟急于登上总统宝座，与吴佩孚分歧越来越大，异常激烈。最后在先有总统再有宪法，还是先有宪法再有总统问题上白热化，为后来“好人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1922年9月19日，黎元洪屈从吴佩孚，唐绍仪宣布解除内阁。翌日，提名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进行组阁。综观几位总长，高恩洪，孙丹林为吴佩孚亲信，而张绍曾是其亲家，高凌霨属“保派”，徐谦未到任。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都是留学归国的无党无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组阁吴佩孚可以进一步操纵内阁实权，对内阁比较满意。而又因王宠惠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参与，受到胡适等人的吹捧，吴佩服与好政府主义者达到一定程度上的“默契”。
三、“好人政府”的政治实践
“好人内阁”成立后，自由派知识分子欣喜不已，纷纷建言献策。胡适在《努力周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建议“好政府”充当南北调停的角色，和平统一，消除祸乱。社会舆论也对此寄予厚望，《东方杂志》也发表文章“这回王内阁的成立，虽不免有胡适之教授所说的‘凑一色’的遗憾，但就大体而论，总算以比较新的人物居其多数，所以我们对于他的前途，也不能不抱相当的期望”。“好人们”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渐渐发现内阁困难重重。总统、国会、军阀之间矛盾重重，直系军阀之间也有摩擦，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的表现在了内阁各总长斗争之中。
总统黎元洪也打着自己的算盘，在被段祺瑞逼下台后，可以再次复职，自以为以总统的角色，树立权威，推行自己的措施，不受军阀的左右。在复职前发表的“鱼电”中，黎元洪明确表示各省督军解除兵权还政国家。军阀虽然反对，表面还是附和，各自盘算黎元洪不过只是过度而已，但是黎元洪赖在总统位置上不走，保洛两派对此心怀怨恨，想尽快赶走黎元洪。
直系军阀保洛派之争中，高恩洪，孙丹林是吴的亲信，掌握重要的内阁职务，王宠惠又倾向吴佩孚，洛派实际控制内阁，这导致洛派的不满。只有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农商总长高凌霨属于保定派，依附曹锟，保洛两派之间明争暗斗。
王宠惠组阁之前幻想能按照胡适《我们政治主张》里所说的“建立宪政的政府”那样改良法律、制定宪法。但是组阁之后，便被财务纠纷忙的焦头烂额，到处筹措军费，四处奔走向帝国主义借款，但在军费分配上不均，又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王宠惠在任期间每天只有应付索薪团，一身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
曹锟急于登上总统的宝座，保派们便对其内阁下手，进行倒阁运动。在这次倒阁运动中，吴景廉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吴景廉就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叫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宠惠置辩“难道你就是国会？”而后两人大吵，甚至说“混账”下流之语，可见王宠惠面临的尴尬境地。吴景廉的倒阁运动也在慢慢酝酿。
由于吴佩孚多次索要军费，好人内阁只能向支持他们的西方四国银行借款。为挽救国际信用，罗文干擅自签订了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在50万军费上，为了不让保派平分，借款没有经过议会的批准，由总理批准，拨给交通部，再转到洛派手里。后来因买办告发，事情泄露。
事情泄露后吴景廉便向黎元洪举报罗文干擅自签订合同，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损失，同时有纳贿嫌疑，黎元洪在吴的恐吓下，下令逮捕令，罗文干遭到逮捕。黎元洪殊不知犯了一个浅显的错误，在府院联席会议中，黎元洪认错并把责任往警察总督身上推。
罗文干案发后，虽有转机但保派加紧攻击洛派，各省督军通电响应支持曹锟，痛诉罗文干丧权卖国。洛派甘拜下风，保派权利盛极一时，吴佩孚成为了“过街的老鼠”。社会舆论也一致倒向保派，“记者主张王阁急速退，非一日矣”。25日，王宠惠内阁停止办公，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好人政府在一片批评声中黯然败阵。1923年的11月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上的文章，便对好人政府极尽嘲讽“好人们在北方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并没有什么成绩”，“好人政府”如“昙花一现”，很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卷三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01年版.
作者简介：张振（1990.03—），男，汉，山东滕州人，硕士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