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上有多少被高山、大河相隔相阻的国家、民族，就有多少不同风格、样式的舞蹈。舞蹈的创造者是人，人又是“物化”了的舞蹈创造品。作为既古老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翼城花鼓”，它紧随着人类的进化而传衍、发展，留下那千姿百态的斑斑绰影，这正是人类发展历程中，与其生存坏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某种呈现方式。本文正是通过这种生态意识，把“翼城花鼓”作为核心物，对舞蹈在生存与发展中的诸多现象进行多元综合的描写与解释，以揭示舞蹈作为人体文化的本质内涵，引导其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呈现方式；文化；发展
　　所谓“文化”，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性、性格意绪、审美取向……是民族特异性最凝练、最鲜明的体现，我们因为有独特的文化而成为独特的民族。着手于舞蹈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好办法，是依循舞蹈生态学的理念，带着“舞蹈生态意识”，从舞蹈文化的宏观视角去探寻舞史线索，自觉将各个时期、特定时代的舞蹈踪迹，与作用其生发兴衰的“人文坏境—生态因素”结合起来予以系统性的综合考察。
　　一、生态环境与舞蹈的互动关系
　　舞蹈不仅积淀了人类原始自然的特性，也贮存了人类进化的印记。亚里斯多德说过：“舞蹈是借姿态来模仿人的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从行为学而论，舞蹈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舞蹈自身的发展中可以反映出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同时，舞蹈作为人类的行为是在一定的坏境中产生、发展和传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舞蹈中，不仅有着人类自身留下的特殊印记，也必然存在着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所产生的烙印。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者不应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的排列组合，而应把它们放在‘文化事实’或所谓的‘分立群域’的整体中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生态学而言，我们把一般理论意义上的环境因素，比作一个个与舞蹈有生态关系的生态项，同时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里加以分析，解释舞蹈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一）地理环境
　　被誉为“花鼓之乡”的翼城县东北南三面环山，中西平坦，山地占总面积的40%。人们出门不是上山就是下坡，早就练就了一双有耐力的脚底板。山间的羊肠小道、河涧的疏密踢石，使人们在行走中不断扭动腰肢，迈出虚实有力的步伐；翼城地面高度平均在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气温低、降水少，而且冬季漫长，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使人们不断顿足取暖，形成舞蹈多踏步、并重脚下节奏变化的动作类型。弹性有力的步伐、灵活自如的腰肢、巧妙多变的打法和风趣机敏的神态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地理坏境下形成的。同时山西翼城乃“唐尧故地、晋国古都”，是华夏民族，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黄河流域汾浍之间，自古为承东启西之要地，交通方便、商业发达。人们善经商、重交际、见多识广、嬉笑言谈……造就了舞蹈“气势逼人似猛虎、神态逗人像顽猴、灵巧多变姿态美、铿锵有力快节奏”的特点。
　　（二）生产劳作方式
　　黄土高原是三晋人民世世代代辛勤耕种的地方，人们以黄梁粟米为生，久而久之便对养育他们的黄土地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依恋和敬仰之心。翼城花鼓双脚大八字步向前90°屈膝的基本体态，仿佛人们双脚扎实有力的踏在黄土高原上生产劳作的姿态，可谓祖祖辈辈耕耘着的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悠久的农耕历史、自然经济的缓慢发展和人们安于现状的小农思想养成了翼城人民吃苦耐劳、憨厚踏实、忍辱负重的品格，因而动作多俯首、含胸。双膝微屈骑马蹲裆式、上身挺胸立背略微向前倾的基本体态，正是翼城人民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现。
　　（三）宗教信仰
　　宗教与舞蹈的关系至为密切，在原始舞蹈和原始宗教时期就已表现出来，后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又不断相互促进、交融，发展至舞蹈与宗教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这里体现有两方面。一是动作。翼城花鼓是由重心降低的屈伸动律及手臂身体的画圆动律构成：重心降低的屈伸动律主要是因为汉民族长期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熏陶下，人们对天地未知而表现出敬畏的体态动律特征，也是在农耕文化下，人们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丰收冤枉的表现；手臂身体的画圆动律是受太极理论的影响，体现了《周易》的思想，动律的运动轨迹都是遵循圆和曲线进行的，贯穿了画图意识。二是队形场图。汉民族长期是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熏陶影响下，如：在佛教禅宗里，圆圈象征启示，体现人性与原始本质的完美结合；道家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体现了圆周而复始、追求永生的思想；儒家核心提倡“仁爱”，整个是以家庭单位为主的结果以同心圆的形式辐射自己的“爱”……翼城花鼓在这种宗教影响下场图多取“圆”，如一条龙、解不开、卷心菜等都是在圆的基础上展开的；同心圆向“∞”字圆变化深受太极之影響，有“日与月、阴与阳、男与女、规与矩以及交尾”的意象在其中，代表人类“阴阳交感、男女构精、规动矩静、天人合一”的生命哲理。翼城花鼓中∞字花、剪子股等构图，带有太极理论“阴阳造万物”的思想；中国儒家提倡“中庸”思想，讲究“和”与对称，翼城花鼓唱机构图中二龙出水、蒜辫子、剪子股等具有这样的政治伦理象征性；另外，“龙”是农耕文化下的图腾崇拜，一条龙、双龙咬尾等构图都包含着化作祥龙的寓意，表达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二、翼城花鼓的溯源及历史变迁
　　对舞蹈与生态的描写只能在共时的层面上进行，但解释二者关系的必然性，弄清不同关系的特质，必然参照历时的发展。费孝通指出：“由于社会终将面对‘变迁’的问题，因此它还需要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社会转变的理论作为‘断代’的工具，而为了说明社会转变的特质，不连贯的社会变迁理论是必要的参照体系。”
　　翼城花鼓源远流长，从唐、明、清、民国到建国，至今已传衍千百年，这些在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但究竟形成于哪个时代，不能做准确的定论。这里重点从变迁说起：
　　众所周知，民间舞蹈都是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文化，体现着这一地区各个时期人们的风土人情，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社会发展的缩影。每逢重大节日，人们举行祭祀、祈禳、庆祝、婚丧、迎送、游乐等仪式和活动，作为其中的民间文艺表演，其文化内涵和功能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作为翼城花鼓发生、发展和依存土壤的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民族活动之一。它最早起源于中国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的内容不断充实。明清时期，庙会发展到顶峰，成为集宗教信仰、商业集市、游乐玩赏于一体的大众文化节日。 　　庙会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原因。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大量庙宇毁灭，庙会开始衰落。清末，清政府又实行新政，废庙兴学，翼城不少庙宇改为学校或转化为公共服务设施，传统庙会已失去往日繁华。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改革的开展与深入人心，民间文艺活动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一个社会变革推进力量使得“翼城花鼓”活动的主要场合——庙会瓦解。同时，“花鼓”作为庙会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展演，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神交流的媒介而存在的可能，其所具有的祭祀、迎送等文化功能也因失去了原有的语境而不复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渐渐成为一种娱乐表演的形式在国家的一些重大节日活动中呈现，民众参与成为国家意志的某种体现。
　　相应地，翼城花鼓的表演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民间舞蹈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艺术创造过程，因此，在当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叫法：传统花鼓和现代花鼓。在访谈中发现：除杨家庄花鼓在场图、鼓谱和曲牌方面还遵循着传统花鼓的一些规律外，其他地方的花鼓已趋于现代花鼓。他们的表演已变成了完全的舞蹈表演，并且取消了唱歌的形式，炫技性的技巧和难度较高的技术技巧也不被沿用，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的场面和花鼓中较一般的技术技巧，场图也有了新的寓意。
　　三、把握文化内涵谈发展
　　今日，翼城县北关小学的老师们正在对这种民间的文化背景及诸多的文化因素做全面、细致的研究，将亲身的体会与心得运用到民间舞蹈教学中；今日，翼城花鼓在舞台表演中已取得了累累硕果；今日，每天早上午后，都会看到广场上打花鼓的男女老少。从客观上来说，这都是民间艺术的第二次生命。
　　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规律，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中，我们不得不痛惜那样充满着浓郁人伦、道德、艺术色彩的传统文化，在新生活的冲击下，无可奈何地离开现实，成为历史的记忆。因此，我们需要舞蹈生态意识“水到渠成”生发“优质基因”的探索，深入考察特定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人文风情、审美特质——特殊的生活方式及表达情感的方式……当它们在艺术家的心灵深处“生根”后，在与现代人的心理需求接轨，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气息，即所谓“万变（创新、发展）不离其宗（固有文化基因）”。这样的“优质基因”理念——含形态特征和文化内涵，不仅对舞蹈的“非遗”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它也将惠及民族舞蹈创作、教学等领域。
　　四、结語
　　“一方水土一方人”，尧都古老的文化和淳朴的民俗风情、特定的坏境使得鼓舞这种艺术形式在当地不断发展。同时，它也是我国各族人民聪明才智的具体体现，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带有舞蹈“生态意识”，加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引导我国文化艺术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诗论[M].
　　[2]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王宁宁.舞蹈生态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朱晓甜（1990.04—），女，汉族，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与舞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