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期《铁军》杂志一到，我们全家都会聚精会神地阅读，因为我与新四军有特殊的情缘。受我影响，全家人也都很喜欢这本研究和宣传新四军的刊物。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的家在常州，上海失守后，全家逃难到安徽全椒。经过两年逃亡流浪，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在大姐、大哥的带领下，我们历尽艰辛，到达共产党创建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成了我锻炼成长的革命熔炉，温暖的家。出于对新四军的特殊感情，阅读这本杂志，我倍感亲切。
　　《铁军》加深了我对党和军队的认识
　　我参加新四军时不足13岁，虽然在新四军多年，但由于都在基层，对新四军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尤其对全局性的问题，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读了《铁军》杂志我受益匪浅。
　　在这本杂志中，我阅读了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对新四军的许多重要指示，系统地了解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策略，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新四军各部队的部署、分布和作用，深感新四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大巩固，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决定性因素。
　　我在这本杂志中，认真地阅读了华中根据地建立初期，新四军尤其是二师（因为我在二师，因此更关注二师的事）的重要战役、战斗经过。
　　1939年，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带领1000余人，采用夜袭、伏击、火攻等战术，三次攻打来安城，取得歼灭日伪军数百人的胜利。
　　1940年，顽军李品仙、颜仁毅、刘子青部兵分三路，围攻我驻大桥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形势十分危急。新四军奋勇还击，刘顺元率领千余人，歼灭了刘子青部2000余人，其中生俘1000余人，转危为安。
　　一件件事，促使我一次次思考。一次次思考，都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我军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都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使我更具体地、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铁军》丰富了我宣传铁军精神的内容
　　我是一名空军指挥学院的党史教员，由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教研室经常推荐我到连队宣讲我军优良传统。离休进干休所后，我被三所小学聘为校外辅导员，并经常应周边工厂和大、中学校要求，去宣讲我军光荣传统。
　　我常为自己阅历浅、针对性不强而发愁。如小学生最爱听新四军小兵和根据地儿童团小朋友的事，我就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
　　后来我从《铁军》杂志上获得很多素材，心里底气就足了。当我向小学生们讲解《罗炳辉与儿童团》的故事时，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干休所推荐我在“三八”节前给驻地附近工厂女工讲光荣传统。我在讲了新四军二师女兵的战斗、工作后，更多地讲述了如《战地红花分外娇》《新四军的八女投江》等个人、集体的英雄事迹。工厂领导对我说：“过去，我们在报纸、杂志上见到或听到关于八路军、东北抗联的故事多。听了你的报告，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新四军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英雄队伍。”
　　《铁军》是我创作的“资料库”
　　离休住进干休所后，总政几次向老同志征集我军光荣传统资料，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编写组也常常鼓励、要求大家写作这方面的材料。我也常常写些小故事，向报刊杂志投稿。30年来从未停止这方面的写作。可是在写作过程中，有些事情尽管是自己经历过的，对于事件的过程也都记忆犹新，但对于事件的意义了解得并不深刻，尤其是事件的时间，只能用推算的方法来揣测，如当时的衣着，穿的是单衣、夹衣或棉衣，是春暖花开、秋风扫落叶或是雪花纷飞来推算，自然有些是不准确的。自从有了这本杂志，不仅我的作品质量有所提高，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说，有的可以确定其年、月，甚至可以确定准确的月、日。
　　以上所述，是我热爱《铁军》的主要原因。我衷心感谢铁军杂志社的同志对我的帮助。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