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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今天》
我在认识《今天》杂志的这拨人之前，最先认识了顾城。我们认识的时候在1978年中，社会已经有所松动，有了一种苏醒过来的气氛。
我记得和顾城一块去看西单墙上的大字报，同时也看到了在墙上贴着的一大堆民间刊物，《启蒙》《今天》《沃土》《四五论坛》等，都是社会性、文学性的油印本，《今天》在其中，因为其诗歌特别惹眼，因此我们也就当然对它特别感兴趣。
《今天》被拆开成一页一页的，最后一页上，用钢板刻出来一个地址：东四十四条76号。就是当时《今天》编辑部的地址。我们说，得去看看这地方。
我和顾城在一个冬夜摸着黑，冒着小雨去探访东四十四条76号。那种夜访，有点像朝圣，更有点心怀忐忑。找到那门牌，是一个小破砖门楼，一推门就开了，可里边空空的没人，叫一声，里屋转出来一个英俊青年，说欢迎欢迎，我是芒克。哇，顾城像见到大师似的，赶紧掏出一卷诗请教，芒克煞有介事地给顾城指点，这个句子好，那个句子不行等等。这是老芒克的特点，他判断一首诗，经常从一个句子开始。说了一会儿，大家觉得饿了，就问这儿有吃的没有。芒克的女朋友毛毛说，我们今天只有面条。面条也行啊。于是，面条下锅，大家呼噜呼噜一吃面，也没有什么大师感了，全成了朋友。
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跟谢烨的事，也有我的“功劳”。谢烨家里基于上海人的本能和中国社会经验，一听跟一个什么诗人搞到一起，首先极为反对。但是谢烨还是跟顾城联系，她总是犹犹豫豫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要跟顾城好，把顾城弄得很苦恼。当顾城向我求援，我也不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但居然给顾城支了非常正确的一招儿，我说，别给她写信，慎她三天，你看看怎么样。
顾城每天都要给谢烨写信的，后来听信我言，将信将疑地停了几天。没想到这立刻就奏效了，谢烨那边马上就崩溃了，投降了，后来干脆就跑来了。
顾城出国的时候意识非常明确，他打定主意不回来，所以他带上了全部证件，什么出生证、结婚证之类的一大堆，该有的资料材料统统带在身边。
但他从欧洲回来后到了香港时，谢烨已经怀了孕，可并没有别的地方邀请他们去，有点走投无路。那时候我的第一个英文译者John Minford，中文名字叫闵福德，是香港中文大学《译丛》杂志主编，人是个老嬉皮，但汉语水平很棒。闵福德相当仗义。顾城和谢烨见了他，好像哭诉了一番，说没地方可去了。结果闵福德正好要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去就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亚语系主任，于是他挺身而出，说没问题，我来邀请你到新西兰去。那时谢烨有几个月的身孕，过机场海关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穿一个宽大的袍子，遮住肚子，就这样混进了新西兰。闵福德立刻在奥克兰大学建立了一个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顾城就是工作坊第一个成员。
1988年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邀请我，我跟友友出访澳大利亚半年后，闵福德把我也请到新西兰，也成了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的访问学者。我到新西兰的时候，顾城已经买了他在激流岛上的那座房子，我还跟顾城开玩笑，我说你是我们里头第一个成了地主的，有房子啊。
那大房子里到处是奇奇怪怪支离破碎的东西，所以顾城的木匠活手艺天天用得上，不是修就是钉。他那个生活环境，用顾城原来的话，应该算是达到他的梦想童话世界了。
顾城“狡黠”的一面
顾城想要在他的房子里实现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他要养两百多只鸡，鸡拉屎，鸡粪给菜园施肥，菜园子长菜，菜长起来可以卖，卖了再买人吃的粮食和鸡吃的饲料，他希望实现这个循环。这听起来不错，可是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来了，私人养鸡在新西兰是有规定的，每家养鸡不能超过12只。
顾城告诉我，他那两百多只鸡，招来的苍蝇就像黑风暴一样，邻居都不敢开窗，一开窗子，苍蝇风暴就哗地冲进去，最后邻居不得不向当地市政府写信抱怨，市政府连来了三封信，勒令他们处理掉鸡。顾城就想把鸡卖掉，可是谁会一下买两百多只鸡？最后他们下了一个狠招，决定把鸡统统杀死，然后做成鸡肉三明治到市场上去卖。
正巧这时候，奥克兰来了一个奥地利的汉学家，叫李夏德。我们后来还一块租车在新西兰的北岛旅行，之后他就去激流岛看了顾城。
他回来以后感动得要命，说顾城谢烨简直就是一对天使，蚂蚁都不可能踩死一只的，太纯洁了。李夏德走了以后，我跟顾城通电话，我说你那时不是正在剁鸡脑袋吗？顾城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觉很复杂，他说，那哪能让老外看见啊？我才发现，他心计还是蛮多的，老外来了，该收起来的收起来，让别人看到的是另外一副面孔。
顾城可以精神上很超现实，同时物质上又极端抠门和实用。顾城会规定不允许谢烨干什么，比如买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友友曾经提到过，我们在新西兰的时候，顾城他们带木耳到我们家来，友友给孩子喝果汁，被他们一把抢下来，说不许给他喝果汁。为什么？理由竟是，如果他习惯了喝果汁，以后就不喝水了。
最后一组诗
我和友友1991年的1月2日到柏林DAAD，当年12月30日离开柏林去纽约。我们走后，来DAAD的就是顾城和谢烨，他们1992年初到达柏林，那差不多算是他们的死亡之旅了。
顾城他们在柏林期间，柏林举行过若干活动。1993年2月，我专门从纽约飞到柏林，参加柏林世界文化宫的一个活动。当时留下的一张照片，是芒克、我和顾城三个人，坐在世界文化宫里的一只沙发上，三个人都嫩少少的，挺高兴。可还有一张黑白的照片，就笼罩着阴影了，那是我跟顾城在世界文化宫的讲台上，我正在说话，顾城戴着他那顶帽子，显然感觉镜头没有对着他，所以不曾留意，但不期而然的，摄影师连着抓拍了他几张。那几张照片我觉得很可怕，顾城在走神儿，或者说失神，他的眼睛完全是呆滞的，一片彻底的失神和茫然，让我觉得死相毕露，好像整个人是空的。
顾城去世不久前，写过一组叫做《水银》的短句诗，很短的句子，语言极度碎裂。他最后的一组诗叫《鬼进城》，可以说把汉字的碎片化联想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我觉得，读这些诗，你能体会发生在他语言里的一种粉碎性骨折，这和顾城当时的内心状态特别吻合。
顾城的性格原来在北京就能感觉到，但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问题很多，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外面，对个人性格比如说温柔和残忍之间的反差，感觉较弱。所以相比之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柔那一面，而且温柔得纯真无比，所以他被称为童话诗人。另外，顾城出口成章，他那演讲可以说没任何磕绊，一路流畅无比地就讲下去了，讲得特别有魅力，而且还挺形而上，语言也很干净很美，总之他让你觉得就是一个纯字。
我在认识《今天》杂志的这拨人之前，最先认识了顾城。我们认识的时候在1978年中，社会已经有所松动，有了一种苏醒过来的气氛。
我记得和顾城一块去看西单墙上的大字报，同时也看到了在墙上贴着的一大堆民间刊物，《启蒙》《今天》《沃土》《四五论坛》等，都是社会性、文学性的油印本，《今天》在其中，因为其诗歌特别惹眼，因此我们也就当然对它特别感兴趣。
《今天》被拆开成一页一页的，最后一页上，用钢板刻出来一个地址：东四十四条76号。就是当时《今天》编辑部的地址。我们说，得去看看这地方。
我和顾城在一个冬夜摸着黑，冒着小雨去探访东四十四条76号。那种夜访，有点像朝圣，更有点心怀忐忑。找到那门牌，是一个小破砖门楼，一推门就开了，可里边空空的没人，叫一声，里屋转出来一个英俊青年，说欢迎欢迎，我是芒克。哇，顾城像见到大师似的，赶紧掏出一卷诗请教，芒克煞有介事地给顾城指点，这个句子好，那个句子不行等等。这是老芒克的特点，他判断一首诗，经常从一个句子开始。说了一会儿，大家觉得饿了，就问这儿有吃的没有。芒克的女朋友毛毛说，我们今天只有面条。面条也行啊。于是，面条下锅，大家呼噜呼噜一吃面，也没有什么大师感了，全成了朋友。
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跟谢烨的事，也有我的“功劳”。谢烨家里基于上海人的本能和中国社会经验，一听跟一个什么诗人搞到一起，首先极为反对。但是谢烨还是跟顾城联系，她总是犹犹豫豫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要跟顾城好，把顾城弄得很苦恼。当顾城向我求援，我也不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但居然给顾城支了非常正确的一招儿，我说，别给她写信，慎她三天，你看看怎么样。
顾城每天都要给谢烨写信的，后来听信我言，将信将疑地停了几天。没想到这立刻就奏效了，谢烨那边马上就崩溃了，投降了，后来干脆就跑来了。
顾城出国的时候意识非常明确，他打定主意不回来，所以他带上了全部证件，什么出生证、结婚证之类的一大堆，该有的资料材料统统带在身边。
但他从欧洲回来后到了香港时，谢烨已经怀了孕，可并没有别的地方邀请他们去，有点走投无路。那时候我的第一个英文译者John Minford，中文名字叫闵福德，是香港中文大学《译丛》杂志主编，人是个老嬉皮，但汉语水平很棒。闵福德相当仗义。顾城和谢烨见了他，好像哭诉了一番，说没地方可去了。结果闵福德正好要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去就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亚语系主任，于是他挺身而出，说没问题，我来邀请你到新西兰去。那时谢烨有几个月的身孕，过机场海关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穿一个宽大的袍子，遮住肚子，就这样混进了新西兰。闵福德立刻在奥克兰大学建立了一个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顾城就是工作坊第一个成员。
1988年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邀请我，我跟友友出访澳大利亚半年后，闵福德把我也请到新西兰，也成了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的访问学者。我到新西兰的时候，顾城已经买了他在激流岛上的那座房子，我还跟顾城开玩笑，我说你是我们里头第一个成了地主的，有房子啊。
那大房子里到处是奇奇怪怪支离破碎的东西，所以顾城的木匠活手艺天天用得上，不是修就是钉。他那个生活环境，用顾城原来的话，应该算是达到他的梦想童话世界了。
顾城“狡黠”的一面
顾城想要在他的房子里实现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他要养两百多只鸡，鸡拉屎，鸡粪给菜园施肥，菜园子长菜，菜长起来可以卖，卖了再买人吃的粮食和鸡吃的饲料，他希望实现这个循环。这听起来不错，可是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来了，私人养鸡在新西兰是有规定的，每家养鸡不能超过12只。
顾城告诉我，他那两百多只鸡，招来的苍蝇就像黑风暴一样，邻居都不敢开窗，一开窗子，苍蝇风暴就哗地冲进去，最后邻居不得不向当地市政府写信抱怨，市政府连来了三封信，勒令他们处理掉鸡。顾城就想把鸡卖掉，可是谁会一下买两百多只鸡？最后他们下了一个狠招，决定把鸡统统杀死，然后做成鸡肉三明治到市场上去卖。
正巧这时候，奥克兰来了一个奥地利的汉学家，叫李夏德。我们后来还一块租车在新西兰的北岛旅行，之后他就去激流岛看了顾城。
他回来以后感动得要命，说顾城谢烨简直就是一对天使，蚂蚁都不可能踩死一只的，太纯洁了。李夏德走了以后，我跟顾城通电话，我说你那时不是正在剁鸡脑袋吗？顾城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觉很复杂，他说，那哪能让老外看见啊？我才发现，他心计还是蛮多的，老外来了，该收起来的收起来，让别人看到的是另外一副面孔。
顾城可以精神上很超现实，同时物质上又极端抠门和实用。顾城会规定不允许谢烨干什么，比如买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友友曾经提到过，我们在新西兰的时候，顾城他们带木耳到我们家来，友友给孩子喝果汁，被他们一把抢下来，说不许给他喝果汁。为什么？理由竟是，如果他习惯了喝果汁，以后就不喝水了。
最后一组诗
我和友友1991年的1月2日到柏林DAAD，当年12月30日离开柏林去纽约。我们走后，来DAAD的就是顾城和谢烨，他们1992年初到达柏林，那差不多算是他们的死亡之旅了。
顾城他们在柏林期间，柏林举行过若干活动。1993年2月，我专门从纽约飞到柏林，参加柏林世界文化宫的一个活动。当时留下的一张照片，是芒克、我和顾城三个人，坐在世界文化宫里的一只沙发上，三个人都嫩少少的，挺高兴。可还有一张黑白的照片，就笼罩着阴影了，那是我跟顾城在世界文化宫的讲台上，我正在说话，顾城戴着他那顶帽子，显然感觉镜头没有对着他，所以不曾留意，但不期而然的，摄影师连着抓拍了他几张。那几张照片我觉得很可怕，顾城在走神儿，或者说失神，他的眼睛完全是呆滞的，一片彻底的失神和茫然，让我觉得死相毕露，好像整个人是空的。
顾城去世不久前，写过一组叫做《水银》的短句诗，很短的句子，语言极度碎裂。他最后的一组诗叫《鬼进城》，可以说把汉字的碎片化联想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我觉得，读这些诗，你能体会发生在他语言里的一种粉碎性骨折，这和顾城当时的内心状态特别吻合。
顾城的性格原来在北京就能感觉到，但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问题很多，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外面，对个人性格比如说温柔和残忍之间的反差，感觉较弱。所以相比之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柔那一面，而且温柔得纯真无比，所以他被称为童话诗人。另外，顾城出口成章，他那演讲可以说没任何磕绊，一路流畅无比地就讲下去了，讲得特别有魅力，而且还挺形而上，语言也很干净很美，总之他让你觉得就是一个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