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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在近30年，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极大地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与自然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认为，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秩序，在全球具有普遍意义。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对立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它们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惟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约束（比如在当代重复西方殖民地掠夺、侵略战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Joshua Cooper Rama所著《北京共识》是“新左派”观点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于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在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还有各种思想流派，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扼制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和制度的排斥；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
综上所述，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是一个未解的谜，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沟通加深理解，形成共识对中国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问题，我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的意义。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向，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前者包括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集权的制度、执政者为维系统治的利益驱动，后者包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扼制），未能经历一次较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和理性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
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它也属于全人类。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包括它的政体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当然，对西方政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模式，我赞同“另类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本土化”的观点。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对目前集权政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
——如果说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那么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我以为中国的政体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体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哈贝马斯(J. Habermas)把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中共十七大代表
在近30年，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极大地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与自然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认为，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秩序，在全球具有普遍意义。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对立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它们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惟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的约束（比如在当代重复西方殖民地掠夺、侵略战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Joshua Cooper Rama所著《北京共识》是“新左派”观点的代表作。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于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在两种对立观点之间还有各种思想流派，其中有一定影响的有：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民族主义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扼制中国发展的反抗和对西方现代化思想和制度的排斥；新儒家寻求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努力。
综上所述，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是一个未解的谜，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因此，通过研究、沟通加深理解，形成共识对中国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问题，我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普世的意义。中国自晚清开始的现代性转向，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前者包括强大的封建传统思想和集权的制度、执政者为维系统治的利益驱动，后者包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扼制），未能经历一次较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和理性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代性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
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它也属于全人类。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包括它的政体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当然，对西方政体的肯定，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模式，我赞同“另类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本土化”的观点。政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能够最大限度地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对目前集权政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
——如果说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那么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政策，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一个集权政体下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
我以为中国的政体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体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哈贝马斯(J. Habermas)把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作者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中共十七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