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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一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现象。科学界定这一群体的内涵，对于把握这一阶层的整体特征，制定有效的社会发展政策，建设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国内外对中等收入群体理解的异同，着重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三个方面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内涵进行解读。
关键词：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内涵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1003
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已经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在公众视野里获得共识，也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认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但对这一阶层的称谓与界定标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中间阶层”、“中产者”等。那么，用哪个称谓更能体现我国当前这一群体的特征，又如何科学界定这一群体的内涵。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用中等收入阶层更能显示这个阶层的多学科内涵。（1）“中等收入”与“中产”是有区别的。我国的“中等收入”必然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联系，无论上限还是下限的量化标准与“中产”都有很大出入，或者说“中产”位于“中等收入”的上层，“中等收入”的外延要大于“中产”。（2）使用“阶层”放弃“阶级”，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该群体的产生视为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社会阶层，可淡化“阶级”一词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敏感性，而更多的去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上，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也冲破了了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调社会结构，在瓦解顽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3）用“中等收入阶层”而放弃“中等收入者”也是为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挖掘附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多学科功义。“中等收入者”偏重于“收入”角度上理解，即倾向于经济学意义，而“中等收入阶层”则既有经济学视角，还显示其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性与综合性特征。
1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学内涵
收入是一个与数据有着密切关系的名词，而数据又是经济学中可操作的重要指标。中等收入即意味着从可操作层面上看，用来衡量收入的数据指标位于上下层之间。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个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收入和财产等因素归并到“收入”这个大概念中去，因为单纯的工资性收入是不能完全概括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也即“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是从事一定的工作所得的相应的报酬，包括一般工资、奖金、津贴等等。非工资性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继承性资产、投资性资产以及这些资产的增值等等。由于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显性收入与隐性收入并存，更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怕“露富”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的“收入”衡量有复杂化倾向。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稳定的，而不是忽上忽下，“一夜暴富”或“瞬间破产”都不能算入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当然，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划分不是单纯取全国收入加总的平均值，而应该是众数、平均数、中位数三位一体，即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较高，其收入水平接近于平均收入和中等偏上水平，或者说，“中等收入”应该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概念。 它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要有结余来享受和投资。这样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也与全面实现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
关于中等收入水平标准的认定，核心指标是人均年收入和家庭年均收入水平的下限和上限。在确定中等收入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7%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3年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5、1/6甚至更低。因此，在确定中等收入划分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并且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联系起来。当然，对中等收入标准的确立也要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因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得到学界相对一致的认可，即个人年收入为3.4万元-10万元、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5.4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37万-16万元。其划分标准考虑因素有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达到全面小康时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进程及国际参照标准（世界银行）。其预测是以2020年人均年收入作为现阶段中等收入标准的基础。具体测算过程为：（1）以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2.8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475.6为基础，城乡都用年均增长6.5%的增幅外推，到2020年将分别达到22500元和7200元。当年城市化水平可达60%，经过城乡加权计算，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可达16380元。（2）以全面小康社会为标准，测算出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000元，经过加权（城市化60%）得出，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年收入为14000元。（3）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起点标准为347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约合14500元人民币。综合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其“下限”为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上限”为2.5倍即37500元左右，在37500元以上，则为高收入者。
2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
阶层本身就是与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相关的术语之一。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间状态的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首先表现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橄榄型”或“纺缍型”社会结构的出现，即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结构中的绝大部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出现的晚，且规模小，长期以来是低收入阶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少量的高收入阶层与庞大的低收入阶层直接对抗，是中国历史上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也是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积累、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及发展必然使低收入阶层缩小。社会结构的“腹部”膨胀使“金字塔”的三角尖不再尖锐，整个社会结构形态也不再是僵死不变，而是从内部滋长出生命力与活力，中等收入群体从社会结构内部突破，拓展了社会发展的空间，也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状大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力量，只有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了，社会结构才能向人们理想中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只有社会结构确实地向“橄榄型”转变，中等收入阶层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和持续扩大的动力。有数据表明，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要占到社会总数的40%左右，才能算是一个较稳定的“橄榄型”社会。但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突破20%大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很脆弱，贫富分化，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影响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制度安排合理，政策引导适当，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中等收入阶层的另一个社会学内涵表现在与职业结构升级变化关系上。现代工业化的结果之一产生了大量依托科层组织生存的“白领”，发达国家因此也有了新老中产阶级之分。工业化的结果在中国同样导致职业结构变化升级。就工业化推进的社会影响看，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其结果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分化体系。职业分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无技术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这一分化，使得我国的职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评价系统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温床。工业化推进的另一社会影响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层组织大规模发展，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大量涌现，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次日趋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经营权）的分离，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及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改革开放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实际上也显示了职业构成的单调，且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各阶级阶层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导致了“平均贫穷”的倾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新的职业种类层出不穷，如计算机操作员、网络管理员、软件设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同声翻译、家庭教师、家政服务员、市场营策划人员、广告策划人员、媒体运营策划人员、企业管理咨询人员、平面设计人员、融资代理人等等。新的职业种类的频频新生并显示出职业结构高级化趋向，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之相伴的是我国体制转轨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有能力获取这种职业的人规模化。这样，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构成趋高级化；同时，职业的趋高级化带动了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员。
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 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3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 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思.共产党宣言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王开玉.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周晓虹.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J］.经济研究参考,2005.
关键词：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内涵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1003
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已经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不争的事实，这不仅在公众视野里获得共识，也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认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但对这一阶层的称谓与界定标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中间阶层”、“中产者”等。那么，用哪个称谓更能体现我国当前这一群体的特征，又如何科学界定这一群体的内涵。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用中等收入阶层更能显示这个阶层的多学科内涵。（1）“中等收入”与“中产”是有区别的。我国的“中等收入”必然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联系，无论上限还是下限的量化标准与“中产”都有很大出入，或者说“中产”位于“中等收入”的上层，“中等收入”的外延要大于“中产”。（2）使用“阶层”放弃“阶级”，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该群体的产生视为一个正在成长壮大的社会阶层，可淡化“阶级”一词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敏感性，而更多的去关注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上，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也冲破了了改革开放前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单调社会结构，在瓦解顽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3）用“中等收入阶层”而放弃“中等收入者”也是为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挖掘附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多学科功义。“中等收入者”偏重于“收入”角度上理解，即倾向于经济学意义，而“中等收入阶层”则既有经济学视角，还显示其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性与综合性特征。
1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学内涵
收入是一个与数据有着密切关系的名词，而数据又是经济学中可操作的重要指标。中等收入即意味着从可操作层面上看，用来衡量收入的数据指标位于上下层之间。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个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收入和财产等因素归并到“收入”这个大概念中去，因为单纯的工资性收入是不能完全概括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状况的。也即“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是从事一定的工作所得的相应的报酬，包括一般工资、奖金、津贴等等。非工资性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继承性资产、投资性资产以及这些资产的增值等等。由于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显性收入与隐性收入并存，更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怕“露富”或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的“收入”衡量有复杂化倾向。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稳定的，而不是忽上忽下，“一夜暴富”或“瞬间破产”都不能算入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当然，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划分不是单纯取全国收入加总的平均值，而应该是众数、平均数、中位数三位一体，即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较高，其收入水平接近于平均收入和中等偏上水平，或者说，“中等收入”应该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概念。 它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要有结余来享受和投资。这样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也与全面实现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
关于中等收入水平标准的认定，核心指标是人均年收入和家庭年均收入水平的下限和上限。在确定中等收入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7%以上的持续快速增长，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003年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5、1/6甚至更低。因此，在确定中等收入划分标准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并且要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联系起来。当然，对中等收入标准的确立也要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因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划分标准得到学界相对一致的认可，即个人年收入为3.4万元-10万元、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5.4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37万-16万元。其划分标准考虑因素有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达到全面小康时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进程及国际参照标准（世界银行）。其预测是以2020年人均年收入作为现阶段中等收入标准的基础。具体测算过程为：（1）以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2.8元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475.6为基础，城乡都用年均增长6.5%的增幅外推，到2020年将分别达到22500元和7200元。当年城市化水平可达60%，经过城乡加权计算，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可达16380元。（2）以全面小康社会为标准，测算出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000元，经过加权（城市化60%）得出，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年收入为14000元。（3）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起点标准为347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约合14500元人民币。综合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其“下限”为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上限”为2.5倍即37500元左右，在37500元以上，则为高收入者。
2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
阶层本身就是与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相关的术语之一。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中间状态的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学内涵首先表现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橄榄型”或“纺缍型”社会结构的出现，即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结构中的绝大部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出现的晚，且规模小，长期以来是低收入阶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少量的高收入阶层与庞大的低收入阶层直接对抗，是中国历史上纷争不断的原因之一，也是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矛盾积累、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及发展必然使低收入阶层缩小。社会结构的“腹部”膨胀使“金字塔”的三角尖不再尖锐，整个社会结构形态也不再是僵死不变，而是从内部滋长出生命力与活力，中等收入群体从社会结构内部突破，拓展了社会发展的空间，也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状大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力量，只有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了，社会结构才能向人们理想中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只有社会结构确实地向“橄榄型”转变，中等收入阶层才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和持续扩大的动力。有数据表明，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要占到社会总数的40%左右，才能算是一个较稳定的“橄榄型”社会。但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还没有突破20%大关，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很脆弱，贫富分化，资源分配不公等因素影响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制度安排合理，政策引导适当，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中等收入阶层的另一个社会学内涵表现在与职业结构升级变化关系上。现代工业化的结果之一产生了大量依托科层组织生存的“白领”，发达国家因此也有了新老中产阶级之分。工业化的结果在中国同样导致职业结构变化升级。就工业化推进的社会影响看，一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其结果导致了一套系统的以技术等级或专业化程度为基础的分化体系。职业分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日益突出，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往往获得越来越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而无技术的体力劳动从业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则相对下降。这一分化，使得我国的职业结构及其社会地位评价系统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温床。工业化推进的另一社会影响是科层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现阶段，我国社会科层组织大规模发展，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大量涌现，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管理层次日趋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经营权）的分离，组织中的管理者实际上拥有了对所属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导致了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及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改革开放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实际上也显示了职业构成的单调，且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各阶级阶层内部同质化程度较高，导致了“平均贫穷”的倾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新的职业种类层出不穷，如计算机操作员、网络管理员、软件设计人员、注册会计师、同声翻译、家庭教师、家政服务员、市场营策划人员、广告策划人员、媒体运营策划人员、企业管理咨询人员、平面设计人员、融资代理人等等。新的职业种类的频频新生并显示出职业结构高级化趋向，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之相伴的是我国体制转轨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使有能力获取这种职业的人规模化。这样，一方面，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构成趋高级化；同时，职业的趋高级化带动了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一员。
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 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3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 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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