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陶铸，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父亲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对我影响至深的是父亲的“三风”：勤学多思的学风、注重调研的工作作风和严以律己的生活作风。

勤学多思的学风

　　父亲的人生始终与书相伴，他爱好读书，涉猎广泛，是个嗜书如命的人。
　　他幼时所受教育并不多，只读过不到4年的私塾和半年小学，但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唐诗、宋词等。他的记忆力很强，悟性也高，能熟记书中故事情节和生动语言，常常操着童音绘声绘色地给别人讲故事。老师课堂提问，他常常有问必答。
　　1918年，爷爷陶铁铮被土豪勾结官府无辜杀害，刚满10岁的父亲因此辍学，小小年纪就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921年，为地方恶势力所迫，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安徽芜湖一家木材行当学徒。
　　1925年，父亲又辗转来到湖北武汉，在汉阳竹木厘金局当录事。在武汉，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时常到中华大学旁听有关时局的辩论，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并在一位热心大学生的辅导下补习数理化知识。

　　1926年，18岁的父亲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父亲无论在哪里，不管斗争怎样激烈，环境如何艰苦，他总是挤出时间来学习。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他在上海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父亲埋头苦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深入钻研，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艺等领域的书籍，着重研读了《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古典书籍。1937年9月26日，父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他风趣地说：“我在这里上了四年大学。”
　　父亲不仅勤于学习，更勤于思考。1940年，父亲来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延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延安整风的有关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他参与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重要学习材料。他主持编写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领导作风》三本工作手册，是当时指导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养成了学习思考的习惯，坚持写日记，定期总结自身的优缺点。父亲一有时间就跟我一起总结，并帮我修改日记和作文，实在没时间就让秘书帮着改。一次，父亲应胡志明的邀请访问越南，根据组织安排，我和母亲曾志也去了。从越南回来后，父母亲交给我一个任务：“你给胡志明伯伯写封信，感谢他的热情接待。”我在写信的时候，感觉没有恰当的词来表达感激之情，抬头看到房间里有一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字画，就把这句话给用上去了，然后拿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一下，就说：“这句话怎么能用在这儿呢？你一个小孩子家，怎么能跟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称知己呢？”我有点不服气：“怎么就不能称知己呢？”父亲就耐心地给我讲解，使我明白了不能用这句话的道理。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也使我养成了深入思考的习惯，让我受益终身。

注重调研的工作作风

　　父亲一贯注重实际，反对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先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再提出解决办法。他曾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这是父亲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財富。
　　1949年1月，平津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党中央指出，北平一定要解放，但是不能损坏北平城内的古建筑。此时，父亲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奉命化装进入北平，与傅作义将军谈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事前，他派人找到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请他把北平城内的古建筑等重要文物，在地图上准确细致地标出来，以便在谈判不成必须使用武力进攻时，使这些文物免遭炮火摧毁。后来，在双方的努力下，谈判成功，北平和平解放，城内所有古建筑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父亲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时间，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工作。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父亲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父亲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父亲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3年初，为了制订广东省促进林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父亲深入肇庆、湛江等地调研林业生产情况。当他了解到林场职工存在口粮短缺问题时，当即指示陪同的地县领导解决这一问题，每人每月至少供应10公斤，不够自己再种点杂粮。当他了解到林场工人大部分是临时工时，指示林场应将他们改为固定工，让他们把家属带来一块劳动，使他们安下心来，以场为家。一路上，父亲就这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给各级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严以律己的生活作风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严格自律，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无论到哪里检查工作，总要“约法三章”：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簡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父亲的带动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勤俭办公的好作风。
　　1951年9月，父亲从南宁返武汉途中，经过老家湖南祁阳，他从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未再回过老家。在南宁时，他买了一筐广西产的香蕉、菠萝等水果，准备顺路回家看望一下我奶奶，事前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火车到了黎家坪，离祁阳还有15公里左右，那时没有出租车，只好租了辆马车代步。到了祁阳，父亲先到祁阳中学看望时任祁阳中学校长的我伯伯陶自强，参观了以爷爷陶铁铮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当时，奶奶住在姑姑家。午饭后，父亲坐了6个小时的船来到潘家坪姑姑家，看望了奶奶。第二天早饭后，父亲才回到他的老家石洞源。不料，头晚我伯伯打了招呼，当父亲走到山口时，就看到家乡的群众拿着彩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迎他。见到这一幕，父亲生气地问：“这是干什么？谁让搞的，快叫他们回去，不然我就不回村了。”父亲进村后逐户访问，并到设在祠堂的小学校里开了座谈会，倾听老乡们的意见。关秘书等随行人员跟着父亲在伯伯和姑姑家各吃了一顿饭，按照规定，随员不能白吃，经党小组议定，在伯伯和姑姑家的抽屉里各留下50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50元）。回到武汉后，关秘书向四野政治部副秘书长刘雪初报告，经批准由财务处报销了。父亲知道此事后，立即手拿100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0元），找到关秘书严肃地说：“关相生，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这是私事，怎么能让公家报销？”第二天，关秘书到财务处交了钱，拿回条子交给父亲，被他当场撕毁了。
　　1961年10月，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苏方给每个参会外宾发了600卢布零用金。父亲用这笔钱买了一台除草机、一个吸尘器和一台幻灯机，送给了相关研究单位。父亲回国后，我问他：“爸爸你出了一趟国，给我买了什么礼物呀？”他说：“爸爸没给你买什么礼物，只买了几件工具回来研究。”

　　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父亲听说毛泽东带头不吃肉，便积极响应不吃肉。1962年春节，中南局机关杀猪，每人分3斤猪肉过年，我们家算上秘书、司机、警卫员和公务员等，共分了18斤猪肉。父亲回来一看就发火了：“你们不知道我不吃肉吗？为什么不送回去？”母亲曾志解释道：“这是我的意见，因为这不仅有你的，还有司机、警卫员的。”“我不要，他们也不要，都送回去。”“你是领导，你可以讲风格不要猪肉。人家司机、警卫员不是领导呀！机关每人一份，应该给他们嘛！”父母亲就此吵起来了，声音很大，最后父亲还是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说：“把分给我的猪肉送回去，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就给他们留下来吧！”
　　父亲去北京工作前，因住房很陈旧，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他外出时维修了一下，花了15000元。事后，父亲认为不该办这件事，便自己拿出15000元交给管理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父亲平反后，军区党委认为此房修好后父亲就去了北京，实际上没有住，决定将15000元退还给母亲，但母亲说：“这是陶铸同志生前决定的事，不能更改。”
　　1969年11月，父亲蒙难病危时赠给母亲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正是父亲一生严以律己生活作风的生动写照。我永远怀念人品高洁、心底无私的好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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