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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大众普遍性的心理缺失并使他们有了强烈的精神补偿需要。基于历史剧的一些叙事策略下的历史剧受众常常表现出怀旧、圆满追求、英雄崇拜、欲望宣泄、情爱心理替代性满足等补偿性心理。历史剧可以慰藉人的心灵，给人以精神安慰；但也可以腐蚀人、麻醉人，导致人的心灵失衡，精神异化。对电视大众文化作出正确的价值引导，已成为当今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 精神补偿 历史剧 圆满 欲望宣泄 价值引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下面简称历史剧)横空出世。紧接着，它便在短短的几年内异军突起，迅速走红国内外。受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市场观念的加强、文化结构的转型、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政府文化检查制度的相对宽松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90年代以来的历史剧更是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戏说剧的大量生成是最突出的表现。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剧尤其是戏说剧的创作繁荣既受到其创作过程本身及中国古代崇史的叙事艺术传统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以娱乐消遣心理为主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历史剧的兴盛无疑起着更大的支配作用。而在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娱乐意识、消遣心理的增强则表明民众在现实心理缺失的前提下对精神性补偿有着强烈而又自觉的追求。
那么，当今中国民众究竟面对何种生存状态，有何心头缺憾?历史剧又是以怎样的一种叙事策略去抚慰大众的缺失性心理，令他们获得心理补偿呢?这便是本文探析的主要问题。
一、当今大众的心理缺失及其心理补偿需要
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其中前面4个层次的需要是最后一层次的需要前提，马氏将其视为“缺失性”需要，没有的话则会产生失落感、缺失感乃至空虚感，造成生理的不适和心理的苦闷彷徨、焦躁不安。而当这种缺失感、失落感出现时，人必须有补偿原则以平衡生理、心理。一般说来，补偿原则有两种：一是现实性补偿，即来自现实的物质补偿；二是精神性补偿，即通过人内部心理的调节以弥补心理的空缺，使生理、心理达于平衡、和谐。后者常是一种通过想象的虚构性补偿，也叫虚幻性的精神满足，或称替代性满足。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有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之人，都必然会有遭受压抑的本能欲望以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欲念、需求，这些欲求在无法得到正常宣泄的情况下，都会使生理和心理失衡。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一方面市场观念被广泛接受，自觉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却又因政治、经济、道德、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诸多社会失范现象从而导致了社会心理失调症的出现。权力的“异化”，拜金主义的盛行，社会道德下滑、腐败现象滋生、贫富分化加剧等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从其乐融融的环境中走过来的人们更容易出现一种关爱、温暖、尊重的缺失感和心理的不平衡感。所以说，普遍性的心理缺失和心理失衡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突出现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实际生活中，来自现实的物质性补偿毕竟有限，所以精神性补偿就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调剂身心的手段。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际生活中，基于“人欲”的释放，享乐主义思潮的入侵，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以及社会心理中对政治的疏离，对公益事业的漠视，对他人的人文关怀缺乏，责任感、道德感的削弱，对金钱的追逐，私人空间的拓展等原因，出于对以往高压生活的反拨目的，国人的娱乐消遣心理充分凸显了出来。以观看影视剧为主的消遣娱乐活动的普泛化则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今大众都需要一定的精神补偿方式。
二、历史剧受众的补偿性心理
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依赖于影视这种艺术样式与欣赏主体意识经验的同形同构关系，观众欣赏影视时才会获得审美快感。除此共性缘由以外，对于爱看历史剧的人们来说，基于历史剧的一些叙事策略，他们至少还有以下一些补偿性心理倾向会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精神安慰。
(一)怀旧心理
作为一种复古思潮，历史剧的热播充分反映出当代人的强烈的怀旧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源于历代中国人基于喜欢“回头看”性格之上的崇古守旧心态，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的缺失性心理的补救需要。正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不满促使人们不自觉地怀念过去的美妙时光或想象中的美好的古代社会。有论者指出，“从心理学上说，怀旧是一种自欺，是人类心理自我平衡、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当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幸福，对于未来又缺乏信心时，便往往从过去的生活里去寻找曾经有过，或自以为有过的幸福和快乐。这种在怀旧中得到的自我肯定从一定程度上能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生存难堪与尴尬有所安慰。”尽管当下历史剧的现代意识越来越浓，历史感也越来越缺乏，但在一般观众看来，它们的整体氛围特征还是指向古时候的，其特有的语言、服饰、建筑、生活方式、道德叙事、情感演绎等等因素也是历代民众所感到熟悉和亲切的传统文化因子。所以，感受着古代的文化氛围，想着过去民风的淳朴，陶醉于传统美德弥漫的包围之中，人们难免会感到身心愉悦，从而获得一时的忘形和超脱。
(二)英雄崇拜
对英雄的崇拜，这本来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它反映了人类崇尚勇武、神圣、伟大的共同心理特点。但汉民族式的英雄崇拜实际上却是一种基于我国民众主体意识缺乏、主体人格孱弱下的“救世主”情结。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素来有‘四大梦想’，即清官梦、明君梦、侠客梦、神仙梦。”老百姓这四大梦想也是民间文学叙事的四大角色母题国人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在对这四大角色母题的叙事中曾得到过充分的表现，由于“戏说”类历史剧具有“民间”故事特性，因而围绕这四大角色母题而展开的故事更成为了它们表现的主要内容。作为当代最直观的阅读文本之一，历史剧正是对历代文艺中的英雄作了生动的形象包装，才引起了人们英雄崇拜的无意识：中动，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历史剧忠奸斗争的游戏中，基于对贪官的憎恨和对明君、清官等的渴盼和崇拜，受众往往通过与剧中正面角色一英雄认同的方式，投射着他们作为主体的勇气与智慧，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所以，每当看到明君现身，清官出场，贪官受惩时，观众自然会长舒一口恶气，仿佛自己取得了一次斗 争的胜利。受众正是通过这样的目标认同机制，把自己认同于剧中的英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替代性地满足自己的遭到挫折的欲望。”所以说，对这些英雄形象的喜爱、渴盼和认同，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圆梦，是人们在主体人格弱化下、现实心理缺失下的一种替代性的精神满足。
(三)圆满追求
受企盼“大团圆”结局这样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及自身的特性所制约，今天的大众艺术就要求有一定的安慰性、娱乐性和理想性，这便促使它应像传统文艺一样有一个情节和情感的圆满性要求。所以，我们不难从《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李卫当官》、《梦断紫禁城》、《少年包青天》、《木兰新编》、《还珠格格》等历史剧中看到大团圆结局、圆形结构、喜剧元素渗透等圆满性叙事手法。但无论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宫廷－民间－宫廷”式的圆形结构，还是小燕子、刘罗锅、李卫等喜剧式人物形象的偶像化塑造，这些都是理想的叙事，是以理想的真实代替现实的真实去抚慰大众的心灵，给大众以精神安慰。
正如有论者指出那样，“如果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团圆’无可奈何的话，那么人们至少希望在自己所能‘主宰’的艺术天地里伸张正义，让好人最后获得胜利，”所以戏说剧传承古代戏曲艺术而来的“救星”适时现身、坏人受惩、好人得救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给角色以精神安慰，不如说是给观众以精神安慰；与其说是实现了角色的愿望，不如说是实现了观众的愿望。”所以在大众艺术价值观念的支配下，现实生活的反腐败斗争中的悲剧性结局往往也会被编导艺术地置换成圆满性的结局，因为唯有以这样的圆满性叙事才能使观众产生审美愉悦。
(四)娱乐消遣中的欲望宣泄
历史剧特别是其中的戏说剧往往以其强烈的虚构性、游戏性和娱乐性，体现着当今大众的消遣娱乐心态。观众在收看这些历史剧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在通过调侃经典、嘲讽权威、夸张逗笑等手段所形成的轻松愉快或“狂欢”的氛围之中，尽情发泄，释放着他们的本能欲望以及受压抑的政治、道德、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欲念、需求。这样，“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代表，历史剧成为了大众欲望宣泄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欲望宣泄的最佳平台。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电视通俗剧的出现是对“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及其实行的封建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拨，那么90年代出现的“戏说”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随意开玩笑之风，“究其人文背境，是对十年‘文革’实行的封建文化专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动辄遭来迫害、甚至是杀身之祸的反动。”戏说剧以其民间特性表现出来的“狂欢”倾向以及由此表露出来的“酒神”情绪来表达对政治高压的不满，又以游戏的态度、方式暗中对抗着严肃的政治宣教。还珠格格对宫廷礼仪的反抗和刘罗锅对皇帝的戏耍、对皇权的挑战正是隐喻着文革时期及其之前民众与政治高压话语的对抗关系。
而除了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长期的刻板政治宣传令人反感外，现实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引起人们对现行各种机制甚至是整个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从而引发一种不满情绪。基于此，一些历史剧如《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则往往以“借古喻今”的巧妙方式，去抨击现行各种机制的弊端，宣泄对腐败行为的不满情绪。
(五)永恒主题下的情爱心理补偿
作为电视剧的一个种类，历史剧也具有一般电视剧所具有的爱情主题，自然也就具有情爱心理补偿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情感动物的人，生理发育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情爱欲求。可是由于环境等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欲求一时得不到实现，于是人们常用欣赏文艺作品的方式去经历虚拟的情爱体验，以弥补现实的缺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情爱的表现为文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而影视对情爱的表现比其他文艺作品更直观、更逼真、更易引起人们的认同感，所以，影视自然成为人们情爱心理补偿的最佳的替代性精神产品。在影视作品中，无论是哪一种情爱方式或历程，都会吻合喜爱、欣赏或认同它的受众的心理。电视剧正是在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有关情爱故事，才会让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甚至时代、国度的人们都会找到相应的认同对象，从而跟角色合而为一去进行一番精神邀游，以完成情爱心理的审美实现。所以有论者指出，琼瑶作品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厚爱，“这里的奥秘就在于琼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阅读的‘期待视野’，也就是说读者从作品中找到了与自己内心某种隐秘相契合的东西。”而“具体地说，不少中学生把琼瑶作品当作一卷摊开的爱情教科书，试图借此品尝爱情的滋味。一些女中学生还将自己带入角色，试图在小说中寻到知己。找到自己亟待解决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的答案。对女青年和女大学生，琼瑶作品具有青春期的情感宣泄作用，对于已成年和已婚的女读者来说，琼瑶作品具有一种情感补偿作用。这些人遗憾自己没有像小说中人物那样要死要活地爱过，没办法只好借小说来补偿已经失落的梦。”(这里的论述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装言情剧《还珠格格》之所以深受不同年龄层次观众欢迎的原因。
三、电视大众文化的价值批判和价值引导
作为大众文化读本的历史剧的繁荣，充分说明了文化艺术已告别了其贵族化身份，昂首阔步地走向了大众。历史剧的兴盛及其对大众心理的有效调节作用，也说明了电视大众文化不仅可以普及知识，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慰藉普通人的心灵，满足公众的娱乐需求，同时也有利于解放思想，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到电视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即它的腐蚀人、麻醉人作用。“长期浸淫于电视文化的娱乐中，人会对现实产生隔膜感、疏离感，‘美丽的诺言’将不真实的变为真实，使真实的倒反变得不真实，于是导致人的心灵失衡，精神异化。”电视大众文化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应该因其消极作用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大加挞伐，坚决抵制：也不能因其积极影响而激动万分，得意忘形，丧失理性。我们应既承认电视大众文化的某种合理性和优势，但更正视它的某些弊端或缺陷，从而作出冷静的判断和评价。电视大众文化在既保持其消遣性和娱乐性的同时，又要注入人文精神，让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教化义务，这才是它应有的价值取向。面对这一新课题的挑战，所有文化工作者，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都应协同作战，对电视大众文化作出积极的引导，让它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键词] 精神补偿 历史剧 圆满 欲望宣泄 价值引导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下面简称历史剧)横空出世。紧接着，它便在短短的几年内异军突起，迅速走红国内外。受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市场观念的加强、文化结构的转型、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政府文化检查制度的相对宽松等等因素的共同影响，90年代以来的历史剧更是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其中戏说剧的大量生成是最突出的表现。
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剧尤其是戏说剧的创作繁荣既受到其创作过程本身及中国古代崇史的叙事艺术传统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以娱乐消遣心理为主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历史剧的兴盛无疑起着更大的支配作用。而在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娱乐意识、消遣心理的增强则表明民众在现实心理缺失的前提下对精神性补偿有着强烈而又自觉的追求。
那么，当今中国民众究竟面对何种生存状态，有何心头缺憾?历史剧又是以怎样的一种叙事策略去抚慰大众的缺失性心理，令他们获得心理补偿呢?这便是本文探析的主要问题。
一、当今大众的心理缺失及其心理补偿需要
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的基本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其中前面4个层次的需要是最后一层次的需要前提，马氏将其视为“缺失性”需要，没有的话则会产生失落感、缺失感乃至空虚感，造成生理的不适和心理的苦闷彷徨、焦躁不安。而当这种缺失感、失落感出现时，人必须有补偿原则以平衡生理、心理。一般说来，补偿原则有两种：一是现实性补偿，即来自现实的物质补偿；二是精神性补偿，即通过人内部心理的调节以弥补心理的空缺，使生理、心理达于平衡、和谐。后者常是一种通过想象的虚构性补偿，也叫虚幻性的精神满足，或称替代性满足。
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有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之人，都必然会有遭受压抑的本能欲望以及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欲念、需求，这些欲求在无法得到正常宣泄的情况下，都会使生理和心理失衡。而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一方面市场观念被广泛接受，自觉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增强，另一方面却又因政治、经济、道德、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诸多社会失范现象从而导致了社会心理失调症的出现。权力的“异化”，拜金主义的盛行，社会道德下滑、腐败现象滋生、贫富分化加剧等等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从其乐融融的环境中走过来的人们更容易出现一种关爱、温暖、尊重的缺失感和心理的不平衡感。所以说，普遍性的心理缺失和心理失衡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突出现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实际生活中，来自现实的物质性补偿毕竟有限，所以精神性补偿就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调剂身心的手段。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际生活中，基于“人欲”的释放，享乐主义思潮的入侵，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以及社会心理中对政治的疏离，对公益事业的漠视，对他人的人文关怀缺乏，责任感、道德感的削弱，对金钱的追逐，私人空间的拓展等原因，出于对以往高压生活的反拨目的，国人的娱乐消遣心理充分凸显了出来。以观看影视剧为主的消遣娱乐活动的普泛化则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今大众都需要一定的精神补偿方式。
二、历史剧受众的补偿性心理
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依赖于影视这种艺术样式与欣赏主体意识经验的同形同构关系，观众欣赏影视时才会获得审美快感。除此共性缘由以外，对于爱看历史剧的人们来说，基于历史剧的一些叙事策略，他们至少还有以下一些补偿性心理倾向会让他们获得一定的精神安慰。
(一)怀旧心理
作为一种复古思潮，历史剧的热播充分反映出当代人的强烈的怀旧心理。这种心理一方面源于历代中国人基于喜欢“回头看”性格之上的崇古守旧心态，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的缺失性心理的补救需要。正是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不满促使人们不自觉地怀念过去的美妙时光或想象中的美好的古代社会。有论者指出，“从心理学上说，怀旧是一种自欺，是人类心理自我平衡、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当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幸福，对于未来又缺乏信心时，便往往从过去的生活里去寻找曾经有过，或自以为有过的幸福和快乐。这种在怀旧中得到的自我肯定从一定程度上能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生存难堪与尴尬有所安慰。”尽管当下历史剧的现代意识越来越浓，历史感也越来越缺乏，但在一般观众看来，它们的整体氛围特征还是指向古时候的，其特有的语言、服饰、建筑、生活方式、道德叙事、情感演绎等等因素也是历代民众所感到熟悉和亲切的传统文化因子。所以，感受着古代的文化氛围，想着过去民风的淳朴，陶醉于传统美德弥漫的包围之中，人们难免会感到身心愉悦，从而获得一时的忘形和超脱。
(二)英雄崇拜
对英雄的崇拜，这本来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它反映了人类崇尚勇武、神圣、伟大的共同心理特点。但汉民族式的英雄崇拜实际上却是一种基于我国民众主体意识缺乏、主体人格孱弱下的“救世主”情结。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的不平太多了，面对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人们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那样无力，于是，他们就幻想救世主，或明君，或清官，或神仙，或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他们能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素来有‘四大梦想’，即清官梦、明君梦、侠客梦、神仙梦。”老百姓这四大梦想也是民间文学叙事的四大角色母题国人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在对这四大角色母题的叙事中曾得到过充分的表现，由于“戏说”类历史剧具有“民间”故事特性，因而围绕这四大角色母题而展开的故事更成为了它们表现的主要内容。作为当代最直观的阅读文本之一，历史剧正是对历代文艺中的英雄作了生动的形象包装，才引起了人们英雄崇拜的无意识：中动，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历史剧忠奸斗争的游戏中，基于对贪官的憎恨和对明君、清官等的渴盼和崇拜，受众往往通过与剧中正面角色一英雄认同的方式，投射着他们作为主体的勇气与智慧，实现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所以，每当看到明君现身，清官出场，贪官受惩时，观众自然会长舒一口恶气，仿佛自己取得了一次斗 争的胜利。受众正是通过这样的目标认同机制，把自己认同于剧中的英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替代性地满足自己的遭到挫折的欲望。”所以说，对这些英雄形象的喜爱、渴盼和认同，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圆梦，是人们在主体人格弱化下、现实心理缺失下的一种替代性的精神满足。
(三)圆满追求
受企盼“大团圆”结局这样的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及自身的特性所制约，今天的大众艺术就要求有一定的安慰性、娱乐性和理想性，这便促使它应像传统文艺一样有一个情节和情感的圆满性要求。所以，我们不难从《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李卫当官》、《梦断紫禁城》、《少年包青天》、《木兰新编》、《还珠格格》等历史剧中看到大团圆结局、圆形结构、喜剧元素渗透等圆满性叙事手法。但无论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宫廷－民间－宫廷”式的圆形结构，还是小燕子、刘罗锅、李卫等喜剧式人物形象的偶像化塑造，这些都是理想的叙事，是以理想的真实代替现实的真实去抚慰大众的心灵，给大众以精神安慰。
正如有论者指出那样，“如果说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团圆’无可奈何的话，那么人们至少希望在自己所能‘主宰’的艺术天地里伸张正义，让好人最后获得胜利，”所以戏说剧传承古代戏曲艺术而来的“救星”适时现身、坏人受惩、好人得救这样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给角色以精神安慰，不如说是给观众以精神安慰；与其说是实现了角色的愿望，不如说是实现了观众的愿望。”所以在大众艺术价值观念的支配下，现实生活的反腐败斗争中的悲剧性结局往往也会被编导艺术地置换成圆满性的结局，因为唯有以这样的圆满性叙事才能使观众产生审美愉悦。
(四)娱乐消遣中的欲望宣泄
历史剧特别是其中的戏说剧往往以其强烈的虚构性、游戏性和娱乐性，体现着当今大众的消遣娱乐心态。观众在收看这些历史剧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在通过调侃经典、嘲讽权威、夸张逗笑等手段所形成的轻松愉快或“狂欢”的氛围之中，尽情发泄，释放着他们的本能欲望以及受压抑的政治、道德、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欲念、需求。这样，“这些电视剧在给予观众解构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概念的快感的同时，也将当代人的压抑、苦闷、不安通过历史的游戏得到了释放，”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代表，历史剧成为了大众欲望宣泄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欲望宣泄的最佳平台。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电视通俗剧的出现是对“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及其实行的封建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拨，那么90年代出现的“戏说”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随意开玩笑之风，“究其人文背境，是对十年‘文革’实行的封建文化专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动辄遭来迫害、甚至是杀身之祸的反动。”戏说剧以其民间特性表现出来的“狂欢”倾向以及由此表露出来的“酒神”情绪来表达对政治高压的不满，又以游戏的态度、方式暗中对抗着严肃的政治宣教。还珠格格对宫廷礼仪的反抗和刘罗锅对皇帝的戏耍、对皇权的挑战正是隐喻着文革时期及其之前民众与政治高压话语的对抗关系。
而除了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长期的刻板政治宣传令人反感外，现实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引起人们对现行各种机制甚至是整个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从而引发一种不满情绪。基于此，一些历史剧如《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则往往以“借古喻今”的巧妙方式，去抨击现行各种机制的弊端，宣泄对腐败行为的不满情绪。
(五)永恒主题下的情爱心理补偿
作为电视剧的一个种类，历史剧也具有一般电视剧所具有的爱情主题，自然也就具有情爱心理补偿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情感动物的人，生理发育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情爱欲求。可是由于环境等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欲求一时得不到实现，于是人们常用欣赏文艺作品的方式去经历虚拟的情爱体验，以弥补现实的缺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情爱的表现为文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而影视对情爱的表现比其他文艺作品更直观、更逼真、更易引起人们的认同感，所以，影视自然成为人们情爱心理补偿的最佳的替代性精神产品。在影视作品中，无论是哪一种情爱方式或历程，都会吻合喜爱、欣赏或认同它的受众的心理。电视剧正是在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有关情爱故事，才会让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甚至时代、国度的人们都会找到相应的认同对象，从而跟角色合而为一去进行一番精神邀游，以完成情爱心理的审美实现。所以有论者指出，琼瑶作品之所以赢得人们的厚爱，“这里的奥秘就在于琼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阅读的‘期待视野’，也就是说读者从作品中找到了与自己内心某种隐秘相契合的东西。”而“具体地说，不少中学生把琼瑶作品当作一卷摊开的爱情教科书，试图借此品尝爱情的滋味。一些女中学生还将自己带入角色，试图在小说中寻到知己。找到自己亟待解决而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的答案。对女青年和女大学生，琼瑶作品具有青春期的情感宣泄作用，对于已成年和已婚的女读者来说，琼瑶作品具有一种情感补偿作用。这些人遗憾自己没有像小说中人物那样要死要活地爱过，没办法只好借小说来补偿已经失落的梦。”(这里的论述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装言情剧《还珠格格》之所以深受不同年龄层次观众欢迎的原因。
三、电视大众文化的价值批判和价值引导
作为大众文化读本的历史剧的繁荣，充分说明了文化艺术已告别了其贵族化身份，昂首阔步地走向了大众。历史剧的兴盛及其对大众心理的有效调节作用，也说明了电视大众文化不仅可以普及知识，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慰藉普通人的心灵，满足公众的娱乐需求，同时也有利于解放思想，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考虑到电视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即它的腐蚀人、麻醉人作用。“长期浸淫于电视文化的娱乐中，人会对现实产生隔膜感、疏离感，‘美丽的诺言’将不真实的变为真实，使真实的倒反变得不真实，于是导致人的心灵失衡，精神异化。”电视大众文化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应该因其消极作用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大加挞伐，坚决抵制：也不能因其积极影响而激动万分，得意忘形，丧失理性。我们应既承认电视大众文化的某种合理性和优势，但更正视它的某些弊端或缺陷，从而作出冷静的判断和评价。电视大众文化在既保持其消遣性和娱乐性的同时，又要注入人文精神，让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教化义务，这才是它应有的价值取向。面对这一新课题的挑战，所有文化工作者，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都应协同作战，对电视大众文化作出积极的引导，让它更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