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古代由专门的史官“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的史书(相当于他们的“每日汇要”)。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
　　在没有新闻媒体的古代，写史是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方式，而起居注尤其是这样。唐朝以前，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也有例外。
　　《旧唐书·褚遂良传》和《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六卷)载：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李世民的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见。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着呢!”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第二年(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谏议大夫朱子奢劝李世民说没必要看，但其坚持要看，房玄龄便让步了。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七卷)。
　　李世民之前有没有哪个皇帝看过起居注?《资治通鉴》第二百四十六卷还提到，近二百年之后。李世民的后人唐文宗也想看起居注，但被起居舍人魏謩拒绝了。唐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呢。”魏謩说：“那是以前的史官失职。如果陛下亲自观看，史官记载时便有所避讳，将来又怎么让后人相信呢?”唐文宗这才作罢。
　　从理论上来说，起居注这种“做戒人君”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可以发挥良好作用的，但从李世民破例和唐文宗曾经观史这两件事来看，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又令人存疑：如果皇帝硬要干扰史官的工作的话，这起居注还真能写得那么真实吗?如果史官不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的话，这项制度还能如实执行吗?答案已经摆在历史上了：到了北宋，宋太宗就改了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命令参知政事李昉记下的时政记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然后再送史馆，起居注院所编的起居注也参照执行。
　　可见，起居注这种监督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它完全靠双方的自觉来维系这种监督作用。古人的迷信思想严重，是有神论者，所以，帝王权力虽大，但害怕上天的惩罚。行事不敢太过分，既然祖上有规矩不能看起居注，那就不看吧。但万一某个皇帝不信这个了，起了想看的念头怎么办?碰上褚遂良、魏謩做史官，可能还会僵持一阵，碰上房玄龄，不就很快破例、违规了?可见，这种仅靠双方自觉，没有强制措施(特别是问责机制)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让人放心。
　　监督与被监督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不成比例。一边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边是手无寸铁(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自卫的秃笔)的史官，双方万一发生了点什么，这样的力量对比，能产生什么结果?总不能要求个个史官都像齐太史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吧?正因为如此，宋太宗才可以一句话就把这个规矩改了。
　　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谓“独立写史”，难以真正实现。对一般的史官来说，他们端的是皇家的饭碗，心里没点顾忌是不可能的，所以，即使唐太宗不看，玄武门事变的记载也是闪烁其词。倒是刘洎说的“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着”更有些道理：皇权虽大，也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天下的舆论工具，未必全被皇帝控制着，对那些管不到的人，他就没辙了。宋太宗亲自审定时政记、起居注，于是，关于宋太宗谋害其兄宋太祖的说法，在北宋的官方史料中便难以找到。可是。宋太宗想不到的是，辽国的史籍却留下了对他不利的记载——没办法，管不到人家呀!说不定。民间还有人偷偷地写着什么呢。
　　由此看来，有效的监督，光靠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有制度作保障；监督者除了能尽职，自身还要有相应的力量；双方应当摆脱隶属关系，让监督权真正实现独立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