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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协调了没有力量
楚桑:杨述在四川,通俗说是抽象艺术做得最早的一个,四川在这一块做得好的不多,三五个人而已。你以前在学校时据说也是写实绘画方面的高手,但是你又完全没走那条道路。
杨述:我觉得跟性格有关,我在大学对课堂的训练只是完成而已,更多还是自我琢磨,那时资料不多,任何觉得新奇的东西都在吸收,完全是自身选择的结果。
楚桑:你本身也比较自由散漫,跟你走向这条路是吻合的。之前听说你最近的作品是涂鸦,但我实际看了作品,其实跟涂鸦没太大关系,它保留了些涂鸦的痕迹,但这个痕迹是有意留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你的画面上有数字符号,也有文字或字母类的符号化的东西,但这些不仅仅是绘画语言的问题了。
杨述:有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美国涂鸦艺术还有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比较大,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世俗标准、对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反叛。
楚桑:涂鸦艺术是街头艺术,它是因为反精英艺术而诞生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代表人物把涂鸦艺术精英化了,能登堂入室,去迁就迎合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
杨述:严格来说一个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口味会持批评的态度,它绝对不会去迎合主流或者上层社会。反正我尽量不要画面太美太好看太有组织,不需要那种结构的语言、秩序,颜色不需要常态的搭配来表达美的观念,它要乱七八糟有很多信息,它需要莫名其妙,和现代的视觉有关系,有丰富感,很不协调——太协调了没有力量。有时候我不是太想把一张画变成太像一张画了。
楚桑:反对好看。你的作品从画面本身来说没有很好看的机理,不讲究干净什么的,从抽象角度来说比较粗野,但这种粗野能接纳先锋。很多抽象比较理性,漂亮,乖巧,然后给出一个观念——很多时候不用那个观念反而更好。那你是否觉得自己更加靠近表现主义?
杨述: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我以前受表现主义影响很深,现在很多语言也和表现主义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
楚桑:你的绘画语言还是有些变化,2008年之前的作品书写性更强一些,2009年有些平涂的背景了,把一些写意浮现了出来,对中国国画的大写意有没有吸收?
杨述:不是从那种从画面本身来说很生硬的吸收,而是从精神层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好像骨子里不知不觉就有这种东西。最早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西方艺术,现在自我反省,慢慢有这种传统因素,但不是表面的形象的物化的东西,不是像陈丹青那样去临摹古画,我想慢慢从我本身或表达的呈现方式上,看它会出现什么效果。
楚桑:这样看来,你的创作线索,从德国的表现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再到涂鸦,走到现在,也吸收了中国元素——中国艺术走到后来也是写意,大写意。
杨述:现在回顾来看,我觉得很好,很自然的过程,一点也不做作。我发现我还是有些话想要说出来,不是形象的表达,我会写些字或者乱涂一些,也会和对象产生一些沟通。
楚桑:你的意思是过去对抽象绘画,或者说抽象观念的理解太狭窄了。它对生活对现实的还原是比较弱的,你的作品还是希望有一些还原的功能。
杨述:对,从精神层面看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当代的艺术有种取巧的倾向,有装饰感,材料很好看,愉悦,光滑,鲜艳,就像制造品一样,大众喜欢。我不想往这个方向走,很多时候就想破坏这种感觉。从艺术角度来看必须要有不同的东西,甚至让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我的艺术不是精致而是粗鲁的,是批判而非歌颂,我想那些心安理得、乐在其中的人们需要受到刺激。
楚桑:你的抽象主要还是视觉经验上的尝试,更多还是关于绘画本身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其实也会带入对社会生活的态度。
杨述:有个阶段大家都在谈是不是不需要了绘画,在媒介波普之后,绘画没有力量了,我很长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在绘画中体现它的前卫性?绘画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媒介,怎样在其中去发展一种新的东西出来?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度过了这个阶段,就觉得绘画就是绘画,它应该很自由,可以呈现很不同的境界。
楚桑:也就是说其实不是绘画能走多远,而是思想能走多远。人的精神黑匣子中还有很多的东西,不同的绘画形式只是反映了一部分。中国大多数观众对抽象精神不是很理解,抽象在自我意识达到高级阶段的时候才能诞生,当我们依附于一种具象一种很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和这个世界在发生关系找到凭借依据,而把我们自身作为依据的时候,抽象就产生了,我们探讨自身的精神活动,这是不可视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载体,比如通过语言、雕塑、建筑这样物化的产品来体现它,虽然物化了,但是精神本身的抽象还是存在的。
我更想去把握一种偶然的东西
楚桑:现在中国大部分抽象艺术家在创作时还是有设计,是对观念的复原,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更多预先设定的图式?
杨述:没有,我本身不是那种思考型的艺术家。
楚桑:就是说要保留绘画性,你的写意性、随机性要多些,书写性不是很明显。其他比如格子画、爆炸图形一类的抽象,更多是理性在起支配作用,它要预先设定一些图式,这些图式一定要表达诸如理性的秩序、精神的结构等等,甚至传达出一种观念,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设计的意图比较明显。你这种完全精神性的非常写意的意象化的抽象非常少,很可能是反理性的,把秩序破坏了,甚至把语言破坏了,不需要更多的附加的含义,甚至没有观念——当然没有观念就是你的观念。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张画都不一样。
杨述:我对绘画本身的认同多于对观念的思考。我很少去想,我应该画一幅怎样的作品。作品整个完成过程也就是我构想的形成过程。艺术不应被束缚,它有思想精神性,但这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我强调非理性,理性在我看来显得做作、乏味。
楚桑:你的抽象不太观念,甚至是反观念的,观念是一个主题,必须反映一种态度或立场,你可能有一个态度,就是反对所有的,也不抒情不达意,词语相互之间是不搭调的,对所有过去的语言范式都有破坏,首先是破坏,在破坏过程中再去形成自己的面貌,尝试建立自己的秩序。
杨述:所有艺术家都一样,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个纵向和横向的坐标梳理,纵向是历史的眼光,横向是在你周围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比较,去寻找自己站在哪个点上去发展自己的东西,艺术品不是唯一的话怎么能成立?我本身不太认同将我的方向完全定位在抽象艺术上,因为抽象艺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大色块等,就好像走向了死胡同,因为太精英化了,把绘画本体归结为一块颜色、一个线条,觉得这个就是绘画的最高境界。我觉得往前发展,绘画需要吸收诸如大众传播、新媒体、影像等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尽量更自由去吸收一些元素,尝试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楚桑: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作品更难进入,更难被读懂,因为你没有给出线索。
杨述:我不太喜欢解释,为什么这样画,其实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意义,有时我更想去把握一种偶然的东西,看偶然之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这对我来说才是比较重要的。
楚桑:你对其他人那样做抽象艺术怎样看?哪种更纯粹?
杨述: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其实都在试图创作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流行是成功么?价高是成功么?最终只能通过时间来评价。
楚桑:我觉得中国抽象绘画早迟会出大师,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遥远。从85过后,我们有一些实验,但那个时候都是借用一些西方的图式,甚至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而最近几年的抽象艺术比如你还是走得比较深入了。我们之前在理解抽象的时候,贯穿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精神,但是从文化的线索看,真正的抽象其实在中国传统中还能找到对接。在历史上我们的写实是比较弱的,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后用科学的观点来探讨写实,中国精英文化其实更多还是强调那种似与不似的东西,比如中国传统绘画,为什么最高境界是写意而不是工笔,原因很简单,就是个体的情感投入不同。这和科学主义没有关系,直觉主义的东西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非理性的抽象,与抒情有关,跟人内在的无意识有关系,和中国人的传统容易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赵无极和朱德群他们在中西方都很成功,艺术的成就和商业上的表现都很不错,其实他们就很东方,尤其是朱德群,在抽象的范畴内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给西方的抽象和艺术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重要的是提供新的视觉经验
楚桑:中国的艺术过去走的是俄罗斯的苏派,在1949年以后抽象艺术基本上就被扼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始终带有先锋性。其实抽象艺术在西方真正立住脚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格林·伯格推出了抽象表现主义之后,而在中国即使是上世纪留法的那些人回来好像也没有怎么做。抽象艺术在中国一直比较艰难,很小众化,一来它被定位为一种精英艺术,反通俗就意味着反流俗,但中国现在恰好就是一个通俗社会,所以抽象艺术经常是格格不入的。再者,抽象艺术在中国实际上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主流,他们很难获得主流话语权,比较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受众,我们在抽象艺术上没有一个线性的逻辑启蒙关系,脱离物象对很多受众来说是一种挑战,没有进入的途径,看不懂,尤其像你这种作品。
杨述:可能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就西方而言,抽象艺术也是一种现代主义到了极致后很小众的东西,因为它太强调精英意识,很少从大众的角度来认知它。我还是想尽量让自己的作品与观众有某种互动,但是这种互动要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对艺术史的了解,看任何作品都必须对历史有了解才能真正去解读,否则哪怕是很具象的作品还是很难进入。眼睛受过训练,对欣赏很重要,中国人的眼睛肯定会受局限,因为公共艺术的教育空间尤其是当代艺术方向是缺失的。
楚桑:西方的艺术在经历主体化和平面性后,基本上现代主义就在抽象表现主义这一块上终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过去的时代,对中国可能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探讨中国的抽象艺术很有意思,它能反映出很多问题,比如从抗战救亡图存主题,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实艺术一枝独秀,这种发展史很畸形,因为社会不成熟,艺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主题不能回到艺术本身去。因此抽象艺术很难发展,它面临强大的写实体系,里面集纳了很多比如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那套语言系统和学院化观视,观众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批评界关注热门话题,市场、创作界也是这样。所以抽象审美就边缘化了。另外,实验水墨走向抽象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但是无疾而终,原因是里面有过多西方的痕迹,我们没有开发出中国人的抽象精神。过去的三十年中国迅速把西方的艺术服装拿来套在身上,但是很臃肿,没有消化,也不好看,甚至有时候不得体,我们拿来没有整理消化,现在还得脱下来一件件重新试一下。
杨述:中国这一百年来一直纠结在文化的自我更新、追求现代化的挣扎之中,我们的文化从五四之后形成了一种断裂、对过去的否定,不是很自然的完整的过程。西方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阶段很完整,文化心理上没有任何自卑,一直在往前走,而中国现在都没完全找到一种自信,要创造我们核心的东西、自己的当代艺术文化价值观很难。
楚桑:中国现在的艺术格局虽然很复杂流派很多,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一种是张晓刚这一类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当代变体,还有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唯美主义的,而真正和当代互动的也许就只有抽象主义了,但有一部分抽象也退化到装饰主义唯美主义上。当大多数现实主义的艺术被功利化的社会语言所主导的时候,抽象显示出来的先锋性就有了前卫的力量,它会反馈给社会,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我们所说的艺术的力量其实就在于它在演绎思想,会影响很多不同的阶层。
杨述:西方对中国艺术的解读更多还是一种东方学的视角,从西方本体来看东方,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顽世主义、政治波普等,从绘画语言本身来说这只是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变体,那种经验在画家个体身上很独特,但在艺术史上并没有很大的价值。艺术重要的使命是提供一种新的不同的视觉经验,不是那种简单的再现、情绪的反映,而是创造出一种也许不合乎逻辑,稀奇古怪也好生硬也好诧异也好奇怪也好的视觉经验,让观众心头或眼前一亮。
楚桑:但现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抽象艺术远不及写实的那一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述:这是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是现炒现卖,很快就过去了。商业你无法去掌控,很多炒作啊、拍卖啊,其实跟艺术家没太大关系,那是市场的选择,代表了某一种趣味。但是我还是愿意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保持一种虽然小众但是有自己特点的东西。艺术应该是多元化的,哪怕受众很少,也成立。
楚桑:杨述在四川,通俗说是抽象艺术做得最早的一个,四川在这一块做得好的不多,三五个人而已。你以前在学校时据说也是写实绘画方面的高手,但是你又完全没走那条道路。
杨述:我觉得跟性格有关,我在大学对课堂的训练只是完成而已,更多还是自我琢磨,那时资料不多,任何觉得新奇的东西都在吸收,完全是自身选择的结果。
楚桑:你本身也比较自由散漫,跟你走向这条路是吻合的。之前听说你最近的作品是涂鸦,但我实际看了作品,其实跟涂鸦没太大关系,它保留了些涂鸦的痕迹,但这个痕迹是有意留下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你的画面上有数字符号,也有文字或字母类的符号化的东西,但这些不仅仅是绘画语言的问题了。
杨述:有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美国涂鸦艺术还有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比较大,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世俗标准、对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反叛。
楚桑:涂鸦艺术是街头艺术,它是因为反精英艺术而诞生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代表人物把涂鸦艺术精英化了,能登堂入室,去迁就迎合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
杨述:严格来说一个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口味会持批评的态度,它绝对不会去迎合主流或者上层社会。反正我尽量不要画面太美太好看太有组织,不需要那种结构的语言、秩序,颜色不需要常态的搭配来表达美的观念,它要乱七八糟有很多信息,它需要莫名其妙,和现代的视觉有关系,有丰富感,很不协调——太协调了没有力量。有时候我不是太想把一张画变成太像一张画了。
楚桑:反对好看。你的作品从画面本身来说没有很好看的机理,不讲究干净什么的,从抽象角度来说比较粗野,但这种粗野能接纳先锋。很多抽象比较理性,漂亮,乖巧,然后给出一个观念——很多时候不用那个观念反而更好。那你是否觉得自己更加靠近表现主义?
杨述:没有太多考虑这个问题,我以前受表现主义影响很深,现在很多语言也和表现主义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不重要。
楚桑:你的绘画语言还是有些变化,2008年之前的作品书写性更强一些,2009年有些平涂的背景了,把一些写意浮现了出来,对中国国画的大写意有没有吸收?
杨述:不是从那种从画面本身来说很生硬的吸收,而是从精神层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好像骨子里不知不觉就有这种东西。最早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西方艺术,现在自我反省,慢慢有这种传统因素,但不是表面的形象的物化的东西,不是像陈丹青那样去临摹古画,我想慢慢从我本身或表达的呈现方式上,看它会出现什么效果。
楚桑:这样看来,你的创作线索,从德国的表现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再到涂鸦,走到现在,也吸收了中国元素——中国艺术走到后来也是写意,大写意。
杨述:现在回顾来看,我觉得很好,很自然的过程,一点也不做作。我发现我还是有些话想要说出来,不是形象的表达,我会写些字或者乱涂一些,也会和对象产生一些沟通。
楚桑:你的意思是过去对抽象绘画,或者说抽象观念的理解太狭窄了。它对生活对现实的还原是比较弱的,你的作品还是希望有一些还原的功能。
杨述:对,从精神层面看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当代的艺术有种取巧的倾向,有装饰感,材料很好看,愉悦,光滑,鲜艳,就像制造品一样,大众喜欢。我不想往这个方向走,很多时候就想破坏这种感觉。从艺术角度来看必须要有不同的东西,甚至让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我的艺术不是精致而是粗鲁的,是批判而非歌颂,我想那些心安理得、乐在其中的人们需要受到刺激。
楚桑:你的抽象主要还是视觉经验上的尝试,更多还是关于绘画本身的问题,但这个过程其实也会带入对社会生活的态度。
杨述:有个阶段大家都在谈是不是不需要了绘画,在媒介波普之后,绘画没有力量了,我很长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在绘画中体现它的前卫性?绘画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媒介,怎样在其中去发展一种新的东西出来?当然这只是一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度过了这个阶段,就觉得绘画就是绘画,它应该很自由,可以呈现很不同的境界。
楚桑:也就是说其实不是绘画能走多远,而是思想能走多远。人的精神黑匣子中还有很多的东西,不同的绘画形式只是反映了一部分。中国大多数观众对抽象精神不是很理解,抽象在自我意识达到高级阶段的时候才能诞生,当我们依附于一种具象一种很外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是和这个世界在发生关系找到凭借依据,而把我们自身作为依据的时候,抽象就产生了,我们探讨自身的精神活动,这是不可视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载体,比如通过语言、雕塑、建筑这样物化的产品来体现它,虽然物化了,但是精神本身的抽象还是存在的。
我更想去把握一种偶然的东西
楚桑:现在中国大部分抽象艺术家在创作时还是有设计,是对观念的复原,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更多预先设定的图式?
杨述:没有,我本身不是那种思考型的艺术家。
楚桑:就是说要保留绘画性,你的写意性、随机性要多些,书写性不是很明显。其他比如格子画、爆炸图形一类的抽象,更多是理性在起支配作用,它要预先设定一些图式,这些图式一定要表达诸如理性的秩序、精神的结构等等,甚至传达出一种观念,最终呈现出来的时候设计的意图比较明显。你这种完全精神性的非常写意的意象化的抽象非常少,很可能是反理性的,把秩序破坏了,甚至把语言破坏了,不需要更多的附加的含义,甚至没有观念——当然没有观念就是你的观念。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张画都不一样。
杨述:我对绘画本身的认同多于对观念的思考。我很少去想,我应该画一幅怎样的作品。作品整个完成过程也就是我构想的形成过程。艺术不应被束缚,它有思想精神性,但这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我强调非理性,理性在我看来显得做作、乏味。
楚桑:你的抽象不太观念,甚至是反观念的,观念是一个主题,必须反映一种态度或立场,你可能有一个态度,就是反对所有的,也不抒情不达意,词语相互之间是不搭调的,对所有过去的语言范式都有破坏,首先是破坏,在破坏过程中再去形成自己的面貌,尝试建立自己的秩序。
杨述:所有艺术家都一样,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个纵向和横向的坐标梳理,纵向是历史的眼光,横向是在你周围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比较,去寻找自己站在哪个点上去发展自己的东西,艺术品不是唯一的话怎么能成立?我本身不太认同将我的方向完全定位在抽象艺术上,因为抽象艺术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大色块等,就好像走向了死胡同,因为太精英化了,把绘画本体归结为一块颜色、一个线条,觉得这个就是绘画的最高境界。我觉得往前发展,绘画需要吸收诸如大众传播、新媒体、影像等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尽量更自由去吸收一些元素,尝试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楚桑: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作品更难进入,更难被读懂,因为你没有给出线索。
杨述:我不太喜欢解释,为什么这样画,其实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意义,有时我更想去把握一种偶然的东西,看偶然之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这对我来说才是比较重要的。
楚桑:你对其他人那样做抽象艺术怎样看?哪种更纯粹?
杨述: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其实都在试图创作与众不同的东西。但是流行是成功么?价高是成功么?最终只能通过时间来评价。
楚桑:我觉得中国抽象绘画早迟会出大师,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遥远。从85过后,我们有一些实验,但那个时候都是借用一些西方的图式,甚至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而最近几年的抽象艺术比如你还是走得比较深入了。我们之前在理解抽象的时候,贯穿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精神,但是从文化的线索看,真正的抽象其实在中国传统中还能找到对接。在历史上我们的写实是比较弱的,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后用科学的观点来探讨写实,中国精英文化其实更多还是强调那种似与不似的东西,比如中国传统绘画,为什么最高境界是写意而不是工笔,原因很简单,就是个体的情感投入不同。这和科学主义没有关系,直觉主义的东西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非理性的抽象,与抒情有关,跟人内在的无意识有关系,和中国人的传统容易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赵无极和朱德群他们在中西方都很成功,艺术的成就和商业上的表现都很不错,其实他们就很东方,尤其是朱德群,在抽象的范畴内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给西方的抽象和艺术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重要的是提供新的视觉经验
楚桑:中国的艺术过去走的是俄罗斯的苏派,在1949年以后抽象艺术基本上就被扼杀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始终带有先锋性。其实抽象艺术在西方真正立住脚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格林·伯格推出了抽象表现主义之后,而在中国即使是上世纪留法的那些人回来好像也没有怎么做。抽象艺术在中国一直比较艰难,很小众化,一来它被定位为一种精英艺术,反通俗就意味着反流俗,但中国现在恰好就是一个通俗社会,所以抽象艺术经常是格格不入的。再者,抽象艺术在中国实际上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主流,他们很难获得主流话语权,比较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受众,我们在抽象艺术上没有一个线性的逻辑启蒙关系,脱离物象对很多受众来说是一种挑战,没有进入的途径,看不懂,尤其像你这种作品。
杨述:可能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就西方而言,抽象艺术也是一种现代主义到了极致后很小众的东西,因为它太强调精英意识,很少从大众的角度来认知它。我还是想尽量让自己的作品与观众有某种互动,但是这种互动要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对艺术史的了解,看任何作品都必须对历史有了解才能真正去解读,否则哪怕是很具象的作品还是很难进入。眼睛受过训练,对欣赏很重要,中国人的眼睛肯定会受局限,因为公共艺术的教育空间尤其是当代艺术方向是缺失的。
楚桑:西方的艺术在经历主体化和平面性后,基本上现代主义就在抽象表现主义这一块上终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是一个过去的时代,对中国可能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探讨中国的抽象艺术很有意思,它能反映出很多问题,比如从抗战救亡图存主题,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实艺术一枝独秀,这种发展史很畸形,因为社会不成熟,艺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主题不能回到艺术本身去。因此抽象艺术很难发展,它面临强大的写实体系,里面集纳了很多比如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那套语言系统和学院化观视,观众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批评界关注热门话题,市场、创作界也是这样。所以抽象审美就边缘化了。另外,实验水墨走向抽象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但是无疾而终,原因是里面有过多西方的痕迹,我们没有开发出中国人的抽象精神。过去的三十年中国迅速把西方的艺术服装拿来套在身上,但是很臃肿,没有消化,也不好看,甚至有时候不得体,我们拿来没有整理消化,现在还得脱下来一件件重新试一下。
杨述:中国这一百年来一直纠结在文化的自我更新、追求现代化的挣扎之中,我们的文化从五四之后形成了一种断裂、对过去的否定,不是很自然的完整的过程。西方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现代主义,阶段很完整,文化心理上没有任何自卑,一直在往前走,而中国现在都没完全找到一种自信,要创造我们核心的东西、自己的当代艺术文化价值观很难。
楚桑:中国现在的艺术格局虽然很复杂流派很多,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类,一种是张晓刚这一类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的当代变体,还有一种是形式主义的唯美主义的,而真正和当代互动的也许就只有抽象主义了,但有一部分抽象也退化到装饰主义唯美主义上。当大多数现实主义的艺术被功利化的社会语言所主导的时候,抽象显示出来的先锋性就有了前卫的力量,它会反馈给社会,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我们所说的艺术的力量其实就在于它在演绎思想,会影响很多不同的阶层。
杨述:西方对中国艺术的解读更多还是一种东方学的视角,从西方本体来看东方,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顽世主义、政治波普等,从绘画语言本身来说这只是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变体,那种经验在画家个体身上很独特,但在艺术史上并没有很大的价值。艺术重要的使命是提供一种新的不同的视觉经验,不是那种简单的再现、情绪的反映,而是创造出一种也许不合乎逻辑,稀奇古怪也好生硬也好诧异也好奇怪也好的视觉经验,让观众心头或眼前一亮。
楚桑:但现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抽象艺术远不及写实的那一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述:这是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是现炒现卖,很快就过去了。商业你无法去掌控,很多炒作啊、拍卖啊,其实跟艺术家没太大关系,那是市场的选择,代表了某一种趣味。但是我还是愿意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保持一种虽然小众但是有自己特点的东西。艺术应该是多元化的,哪怕受众很少,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