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这摞厚厚的校样终于签字付型了，两份校样，一份原稿，不知翻了多少次，一遍遍总是不放心。但最后还是必须送出去，否则印刷时间就来不及了。出版部的同事催了好几遍，印厂的师傅在下面等着，怀着激动还有几分忐忑的心情，我抱着凝聚了我以及各个环节同事们心血的付型样来到出版部：尽快把蓝图打好，我要最后审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回顾收到书稿的45天紧张工作，感慨颇多。出版真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设计、校对、排版、美编各个环节的通力协作，编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从交稿到付印只有短短的40多天，但本书的选题初步形成却是在2011年的春节。促成我想法雏形的是那次春节回老家过年。我爱人的老家在江苏苏北农村，春节正是一年中最冷最难熬的时候，所以我们总是在温暖的北京过年。北京过年总觉得年味不够，他总是炫耀农村老家的过年唱戏，各村出一台戏，一个村一个村地转着唱，一连唱上好几天。禁不住对那锣鼓喧天的想往，我们决定回农村过年。但是当我们真正住进村里时，发现村里照样冷冷清清。打工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甚至赌博，没有任何的传统项目，县城里倒是有政府组织的庙会，但沦为了商品集市。与村里几位年长的亲戚一块聊天，谈起他们的过去与今日的农村，都无不感到失望。本应抱成一团的乡村，由于一些传统文化活动受到来自拜金主义的影响，散多聚少，即使聚在一起也是“麻雀”和“酒精”的力量，扭秧歌、闹社火等民间自发活动已很少出现。
　　作为学农业经济。又算是搞文化的人，眼前的现实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地农村正在步城市空虚文化的后尘。随着农村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来自现代城市文化的挑战与侵袭，特别是农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同时伴生出精神的极度空虚，这一现状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诸如春节、元宵节、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节日的气氛在城市已基本消失，在农村也慢慢开始流于形式。特别是号称中华民族的狂欢节——“元宵节”，正由传统的民间自发组织走向政府资助指定组织。要知道，这些活动不仅是构成中国民间和谐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还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元素。现实中农村文化市场到底如何，传统的民间节庆活动如何恢复和引导，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农村）文化重塑对新时代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分析，这个选题思路日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恰在这个时候，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史清华教授交来了他们刚刚完成的文化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艺术专项“中国农村文化市场的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成果。真是一拍即合。史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和他的初次合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是史教授的第一本著作，而我也只是一个刚刚工作没几年的小编辑。此后十几年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我编辑而成。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但是一个高水平的作者，学术严谨、精益求精、淡泊名利。与他合作是很愉快而又省心的，因为他不但要求通读全部校样，连书中的插图大小、位置都是亲自确定。近年出版的五部专著中，三部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二等、二等），一部60万字的《中国农家行为研究》获得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作品奖。于是，我们很快就确定以此研究成果为基础，完成《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著作。
　　选题、作者，甚至初步成果都有了，最后定稿应该很容易了。但恰恰是史教授的严谨作风和追求完美，他一次次地推迟交稿，使我们安排的出版周期一紧再紧。他更新了大部分数据，重新绘制了所有插图。为了把山西民间传统的民俗节庆写准确，进行了细致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还对民间艺术的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访问，对一些典型地区的固定集会、传统庙会等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做出案例分析。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秉承了“田野调查”之精神，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实证研究“数据说话”之目标。拥有长达数十年的全国固定观察点数据，同时也自己组织了鄂晋鲁苏4省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以及上海市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利用这些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村文化演变和现状、农民价值观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史教授沟通居然存在语言障碍。史教授是山西人，虽然离开家乡20多年，但乡音难改，那浓浓的山西味透着醇厚。我与他打电话时基本连蒙带猜，有时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反正我要把意见传达给他，然后他回答好或不好，至于理由我就不用听懂了。编辑与作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年头久了也就成了相互信任的朋友。
　　（作者单位系中国农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