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网站举办的活动中，肖周被选作“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具典型意义的传播者”之一，同肿瘤学家乔友林、“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等嘉宾站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演讲台上。相比其他嘉宾长长的介绍头衔，他的头衔只有5个字：职业试药者。
　　据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50万。
　　26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从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近20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少则几千，多则数万元。
　　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以此为生。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3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据，让他想到药物临床试验。肖周称，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从那时起，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先后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担心。
　　让他产生动摇的是2011年做的一次胰岛素试验。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但后来又说，“凑合来吧”。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中已是见怪不怪了：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试药经历听起来更加残酷。第二天早上7点，肖周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点，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5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24个小时。
　　24小时中，肖周一次也没下床。“医生不让吃饭，一直输生理盐水，”肖周说，“渴了护士就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我们就是小白鼠。”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做。”肖周坦言，“医生和中介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说，“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对于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会故意压低报酬。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让肖周一直困惑着。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每名试药者3万元，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但偶尔肖周也会觉得自豪。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