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初识梅老师，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报刊编校培训班上，他四方脸型，头发有些花白，眼神里充满着睿智，颇有学者风范。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段话：“检校工作无名无利，地位、待遇不高，要做好还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唯其如此，它很‘高尚’。我们的生活相对纯粹、超脱，如果能心无旁骛，则无法拒绝学问和修养……”翻开培训教材上对梅老师的简介，只有寥寥数行：“梅小璈，1952年生，祖籍江西南昌……2004年被评为高级编辑。2012年退休。”耳边聆听着他严谨的教学，我心想：如此低调的老师，必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于是趁着课间休息约好了采访。
几天之后，在某茶楼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与同事聆听了他的故事。
出身书香门第 学问难以拒绝
采访前，对于梅老师的名字很是好奇，似乎“璈”字入名并不多见，上网查询后，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父亲竟然是梅汝璈先生。如今年龄大一些的人，大概对“梅汝璈”这个名字都不陌生，而年轻人则应该多是从电影《东京审判》中认识他的，没错，他就是影片中男主角的原型。二战结束后，梅汝璈先生以审判官的身份，肩负祖国重托与期望，赴远东国际法庭，参与审判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审判之惊险及艰难过程，看过电影的人们都深有感触，这位始终不卑不亢的法官，内心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二战中饱受侵害的中国人民的控诉，更是人类对和平的渴望。
提起父亲，梅老师说，其实自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都“不太清楚父亲是做什么的”。1945年，父亲和母亲经人介绍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时间，父亲就出任法官去了东京。新中国成立后，母亲随同父亲来到北京定居，1952年梅小璈出生时，梅汝璈已经48岁了。幼年的梅小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他们家和别人家有点不太一样，但父亲具体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梅小璈并不清楚。“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论以前的事，我们也没有问过。”14岁以后，梅小璈才隐约知道当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然而三年后，他就离家下乡。“第一次知道父亲参加东京审判的这段经历，是在他去世后。”梅小璈说，父亲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上有一则短短的讣告，里面提到了父亲当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父亲去世后，我对他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深。”如今回忆起来，关于父亲的很多生活片段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从童年时代起，学问对于自己而言，都是难以拒绝的。父母并没有刻意传授梅小璈多少知识，但他们为家庭营造的宽松氛围，以及举手投足的状态，都对他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那时，父亲与母亲交流时，经常说文言。偶尔父亲的老友来访，他们会坐在家里那两把老藤椅上，用英文交流。曾经有一年假期，母亲选了《古文观止》中最短的两篇文章：李白的《春夜桃李园宴序》和刘禹锡的《陋室铭》，教梅小璈学习。还有一次，谈起对孩子的教育，父亲对母亲说道：“识两个字，总还有用。”在父亲看来，文明的进程只有快慢之分，而不可能停滞……所有这些文化信念，对梅小璈日后走上编校工作，都发生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下乡饱受磨练 回城饱读诗书
1969年，风华正茂的梅小璈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某农区下乡锻炼。那里气候寒冷，尤其到了冬天，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更是低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梅小璈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与他们一起劳动，种植高粱、莜麦、春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春日里，满眼风光皆碧色；初秋时，晴空鸿雁排云上。春华秋实的日子里，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男孩以最亲近土地的方式体验着生活，也磨练着韧性。4年后，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孤身一人，梅小璈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一家仪表螺钉厂工作。
也许是自小受到父母无形中的影响，1978年，26岁的梅小璈选择了参加高考，并榜上题名。毕业后，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图书馆，他谋得了一份管理员的差事，自诩“清洁工”的他，整日搬着梯凳，提着水桶，操纵着刷子和抹布，在巍峨的书架间上蹿下跳。数日，积尘尽扫，他也“阅读”了十几万册书的书脊、封底和封面。其实，除了清扫，他还担任编目员、图书采购员，与海王村（北京最早的古玩市场）那些返聘上岗的老师傅聊天，如饮醇醴。他读郑振铎、谢国桢、邓云乡等人的文章，知道了董会卿、王晋卿、陈济川们，还因偶然的机缘，曾向坐在幽暗的旧书桌前的雷梦水先生鞠过深深的一躬。如今，谈起那份最初的文字工作，梅小璈不无感慨地说：“这里曾是我的书房，这里曾有我的生活。借用法国某作家议论‘黎塞留路图书馆’的说法，这里可能是‘天堂存在的证据’”。
此后，梅小璈进入《中国青年报》编校组，直到退休。众所周知，编校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耐得寂寞，甘为绿叶”，是对这个行业最恰当的注释。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编辑工作就是剪刀浆糊，勾勾划划，无甚高深。”也有人认为：“为人作嫁衣，甘当无名英雄，真是傻瓜。”然而谈起这个话题，梅小璈颇为淡定地说：“但凡做这个工作，都是在与学问打交道。所谓开卷有益，只要打开一本良书，都会有所收获。要说厌倦，当然有时候也会，但是收获的喜悦更大，它折磨一个人的同时，也在成全一个人。”
坚守母亲教诲 谨慎对待历史
曾经有许多制片人、导演找过梅小璈，希望拍摄关于“远东国际法庭”的电影，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他时刻记得母亲生前的嘱咐：“所有关于东京审判的问题，都要谨慎对待，否则，恐怕你犯了错误都不自知。”他深知倘若将之拍成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漏洞不可避免，更担心这会成为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利用的工具。
谈到电影《东京审判》对历史的还原时，梅小璈说：“量刑的问题上父亲坚持赞成死刑。他曾说，宽大固是美德，姑息却是怯懦。其实在量刑问题上，真实的情况比电影里表现得还要复杂。电影里还只是法官们对要不要判死刑进行投票，这只是对量刑的最高程度作一个界定。这之后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哪几个人执行死刑。美国和英国的法官是赞成死刑的，但是他们只赞成对那些对他们自己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战犯判死刑，而对像松井石根、土肥塬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对中国人犯下大罪的战犯态度比较暧昧。最后这几个人得以被判处死刑是需要父亲不断交涉、周旋的。” 2012年11月，梅小璈来到位于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现场，他走进一个个展厅，仔细观看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最后在一件叠放整齐的法袍前驻足。当年，父亲梅汝璈正是穿着这件法袍参与了东京审判。1998年，梅小璈与母亲肖侃一起，将这件记录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法袍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希望这能成为历史的见证，更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自称“胸无大志” 养生常论常新
当初约访之时，梅老师曾谦逊地婉拒：“以我这样的资历，怎敢妄谈养生？”我们忙说：“养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它不分年龄、职业与性别，人人都可谈，我们希望听到您的‘一家之言’。”然而采访时，真正聊起“养生”话题，才发现梅老师的“一家之言”实在值得借鉴。
首先是心境。“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白了少年头；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未老先丧生。”如果没有心情泰然之习惯，就一定没有健康之身体，其中愉快是使肉体和精神健康的最佳方法，长期忧愁和烦恼足以损害健康甚至扼杀生命，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梅老师说，紧张、过分追逐功利，都是伤神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并冷静对付。把目标和要求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自然就会心情舒畅。概括起来，就是“有主见，不迷失”。
其次，经常动动手、动动脚，看似简单的养生方法，对于很多人而言，却难以坚持。众所周知，运动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天坚持适量运动不仅能使人摆脱亚健康，甚至还能延年益寿。梅老师的做法是：经常写写书法、抄抄经典文章等。
最后，梅老师认为：养生理论过犹不及。如今，养生已成了一种全民现象，但是，不少人对养生保持特殊的坚持，时时、事事遵从养生“规矩”，被称为“养生控”。事实上，重视养生是好事，但如果过度，可能反受其害。当下，各大媒体对养生之道都非常追捧，但仔细来看，会发现很多专家的观念是矛盾的，不易判断。尤其对于医学知识欠缺的人来说，这些信息过多，反而容易造成无从选择的后果。人为的刻意选择过多，可能会使身体难以适应。因此，养生理论应因人而异，顺其自然。
结语：采访结束后，我们拿出签名册，请梅老师为杂志题词。他思考片刻，认真地写下“水为善下方成海，山不争高自极天”两行字。不慕繁华，不争名利，却能自得其乐，也许这正是梅小璈老师的真实写照。分别时，望着梅老师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心里泛起阵阵感慨：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难得还有人保持如此清净之心，他近而不昵地对人，处变不惊地待事，无不令人敬佩。三个小时的交谈，对于他的了解仍感甚少，他的学问，他的故事，犹似一本厚重的大书，似乎在我们面前才刚刚掀开。
几天之后，在某茶楼一个安静的角落，我与同事聆听了他的故事。
出身书香门第 学问难以拒绝
采访前，对于梅老师的名字很是好奇，似乎“璈”字入名并不多见，上网查询后，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父亲竟然是梅汝璈先生。如今年龄大一些的人，大概对“梅汝璈”这个名字都不陌生，而年轻人则应该多是从电影《东京审判》中认识他的，没错，他就是影片中男主角的原型。二战结束后，梅汝璈先生以审判官的身份，肩负祖国重托与期望，赴远东国际法庭，参与审判最后一个法西斯国家——日本。审判之惊险及艰难过程，看过电影的人们都深有感触，这位始终不卑不亢的法官，内心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二战中饱受侵害的中国人民的控诉，更是人类对和平的渴望。
提起父亲，梅老师说，其实自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都“不太清楚父亲是做什么的”。1945年，父亲和母亲经人介绍结了婚，婚后不到一年时间，父亲就出任法官去了东京。新中国成立后，母亲随同父亲来到北京定居，1952年梅小璈出生时，梅汝璈已经48岁了。幼年的梅小璈，只是隐隐地感觉到他们家和别人家有点不太一样，但父亲具体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梅小璈并不清楚。“父亲从不和我们谈论以前的事，我们也没有问过。”14岁以后，梅小璈才隐约知道当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然而三年后，他就离家下乡。“第一次知道父亲参加东京审判的这段经历，是在他去世后。”梅小璈说，父亲去世几天后，《人民日报》上有一则短短的讣告，里面提到了父亲当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父亲去世后，我对他的认识反而越来越深。”如今回忆起来，关于父亲的很多生活片段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从童年时代起，学问对于自己而言，都是难以拒绝的。父母并没有刻意传授梅小璈多少知识，但他们为家庭营造的宽松氛围，以及举手投足的状态，都对他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那时，父亲与母亲交流时，经常说文言。偶尔父亲的老友来访，他们会坐在家里那两把老藤椅上，用英文交流。曾经有一年假期，母亲选了《古文观止》中最短的两篇文章：李白的《春夜桃李园宴序》和刘禹锡的《陋室铭》，教梅小璈学习。还有一次，谈起对孩子的教育，父亲对母亲说道：“识两个字，总还有用。”在父亲看来，文明的进程只有快慢之分，而不可能停滞……所有这些文化信念，对梅小璈日后走上编校工作，都发生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下乡饱受磨练 回城饱读诗书
1969年，风华正茂的梅小璈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某农区下乡锻炼。那里气候寒冷，尤其到了冬天，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更是低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梅小璈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与他们一起劳动，种植高粱、莜麦、春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春日里，满眼风光皆碧色；初秋时，晴空鸿雁排云上。春华秋实的日子里，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男孩以最亲近土地的方式体验着生活，也磨练着韧性。4年后，父亲去世，留下母亲孤身一人，梅小璈被调回北京，分配到一家仪表螺钉厂工作。
也许是自小受到父母无形中的影响，1978年，26岁的梅小璈选择了参加高考，并榜上题名。毕业后，在一家人文社科杂志社的图书馆，他谋得了一份管理员的差事，自诩“清洁工”的他，整日搬着梯凳，提着水桶，操纵着刷子和抹布，在巍峨的书架间上蹿下跳。数日，积尘尽扫，他也“阅读”了十几万册书的书脊、封底和封面。其实，除了清扫，他还担任编目员、图书采购员，与海王村（北京最早的古玩市场）那些返聘上岗的老师傅聊天，如饮醇醴。他读郑振铎、谢国桢、邓云乡等人的文章，知道了董会卿、王晋卿、陈济川们，还因偶然的机缘，曾向坐在幽暗的旧书桌前的雷梦水先生鞠过深深的一躬。如今，谈起那份最初的文字工作，梅小璈不无感慨地说：“这里曾是我的书房，这里曾有我的生活。借用法国某作家议论‘黎塞留路图书馆’的说法，这里可能是‘天堂存在的证据’”。
此后，梅小璈进入《中国青年报》编校组，直到退休。众所周知，编校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责任心。“耐得寂寞，甘为绿叶”，是对这个行业最恰当的注释。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编辑工作就是剪刀浆糊，勾勾划划，无甚高深。”也有人认为：“为人作嫁衣，甘当无名英雄，真是傻瓜。”然而谈起这个话题，梅小璈颇为淡定地说：“但凡做这个工作，都是在与学问打交道。所谓开卷有益，只要打开一本良书，都会有所收获。要说厌倦，当然有时候也会，但是收获的喜悦更大，它折磨一个人的同时，也在成全一个人。”
坚守母亲教诲 谨慎对待历史
曾经有许多制片人、导演找过梅小璈，希望拍摄关于“远东国际法庭”的电影，但他都婉言拒绝了。他时刻记得母亲生前的嘱咐：“所有关于东京审判的问题，都要谨慎对待，否则，恐怕你犯了错误都不自知。”他深知倘若将之拍成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漏洞不可避免，更担心这会成为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们利用的工具。
谈到电影《东京审判》对历史的还原时，梅小璈说：“量刑的问题上父亲坚持赞成死刑。他曾说，宽大固是美德，姑息却是怯懦。其实在量刑问题上，真实的情况比电影里表现得还要复杂。电影里还只是法官们对要不要判死刑进行投票，这只是对量刑的最高程度作一个界定。这之后还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哪几个人执行死刑。美国和英国的法官是赞成死刑的，但是他们只赞成对那些对他们自己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战犯判死刑，而对像松井石根、土肥塬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些对中国人犯下大罪的战犯态度比较暧昧。最后这几个人得以被判处死刑是需要父亲不断交涉、周旋的。” 2012年11月，梅小璈来到位于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现场，他走进一个个展厅，仔细观看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最后在一件叠放整齐的法袍前驻足。当年，父亲梅汝璈正是穿着这件法袍参与了东京审判。1998年，梅小璈与母亲肖侃一起，将这件记录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法袍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希望这能成为历史的见证，更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自称“胸无大志” 养生常论常新
当初约访之时，梅老师曾谦逊地婉拒：“以我这样的资历，怎敢妄谈养生？”我们忙说：“养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它不分年龄、职业与性别，人人都可谈，我们希望听到您的‘一家之言’。”然而采访时，真正聊起“养生”话题，才发现梅老师的“一家之言”实在值得借鉴。
首先是心境。“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白了少年头；莫把烦恼放心上，免得未老先丧生。”如果没有心情泰然之习惯，就一定没有健康之身体，其中愉快是使肉体和精神健康的最佳方法，长期忧愁和烦恼足以损害健康甚至扼杀生命，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梅老师说，紧张、过分追逐功利，都是伤神而且不利于健康的。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并冷静对付。把目标和要求放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自然就会心情舒畅。概括起来，就是“有主见，不迷失”。
其次，经常动动手、动动脚，看似简单的养生方法，对于很多人而言，却难以坚持。众所周知，运动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每天坚持适量运动不仅能使人摆脱亚健康，甚至还能延年益寿。梅老师的做法是：经常写写书法、抄抄经典文章等。
最后，梅老师认为：养生理论过犹不及。如今，养生已成了一种全民现象，但是，不少人对养生保持特殊的坚持，时时、事事遵从养生“规矩”，被称为“养生控”。事实上，重视养生是好事，但如果过度，可能反受其害。当下，各大媒体对养生之道都非常追捧，但仔细来看，会发现很多专家的观念是矛盾的，不易判断。尤其对于医学知识欠缺的人来说，这些信息过多，反而容易造成无从选择的后果。人为的刻意选择过多，可能会使身体难以适应。因此，养生理论应因人而异，顺其自然。
结语：采访结束后，我们拿出签名册，请梅老师为杂志题词。他思考片刻，认真地写下“水为善下方成海，山不争高自极天”两行字。不慕繁华，不争名利，却能自得其乐，也许这正是梅小璈老师的真实写照。分别时，望着梅老师渐行渐远的身影，我心里泛起阵阵感慨：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难得还有人保持如此清净之心，他近而不昵地对人，处变不惊地待事，无不令人敬佩。三个小时的交谈，对于他的了解仍感甚少，他的学问，他的故事，犹似一本厚重的大书，似乎在我们面前才刚刚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