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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其问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
在北京贵宾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温和儒雅的“澳门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国语比记者想象的要流利,尽管采访过程中仍不免有个别词语听不太清楚,但每遇这种情况,老人便会认真地取出笔来将记者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尽管已步入耄耋高龄,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澳门往事……
从香港到澳门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我满月后,母亲却因患了乳疮不能哺乳。因为没有奶吃,我肠胃不适应稀粥米糊这类食品,身体并不强壮。母亲十分疼爱我,经过多位朋友介绍请奶妈喂奶,直到我会行走了才离开奶妈。对于这位奶妈的哺乳之恩,我长大成年之后没有忘记,经常接济她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她至终老。
5岁半那年,我便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学社里我年纪最小,可每当老师叫背书我都能背出来,很受老师的喜爱。在学社里学《三字经》、《四书》这些古文,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础。7岁时,我进入本村“民众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在这所新学校里,我学会了珠算和算术,还接触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思想,我最先学会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强》。
1929年夏,我读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学附属高级小学五年级。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学。南海中学一向以教书育人的优秀成绩而蜚声南粤。我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由老师带领新同学去校展览室参观校史。
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头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广州市西门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门口的椅子上,因激动而小脸涨红的我向路过的行人大声演讲。我还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后来曾8次回过母校,到校园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对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对南海中学负责人说,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华民族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不能变,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不能变。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而我认为自己年纪尚小,缺乏经商和管理物业财政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如果继续升学直到大学毕业,将要花费8年时光。于是,我选择去广州公民学校上学——学校以教古典文学为主,也教授珠算会计等,是一所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后来,我还跟随其他学校的几位国文老师学习赋诗填词。
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消息鼓舞着我,于是我便与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他们到了约定起程的时间却不见联络人员来时,才知道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就没有实现赴延安的愿望。
这一年广州沦陷时,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以前,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向中央建议澳门一定要驻军
“莲花喜爱艳阳天,安定繁荣美景妍,祖国关怀恩义重,前途似锦众心坚。”这是我写的一首诗,也是我对澳门回归以来的总结。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境,威风凛凛地站在受殖民统治百年的澳门土地上时,10多万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不知多少澳门人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动议之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当时中方一位谈判人员认同葡方这一意见。我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新华社澳门分社(即现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表达强烈意见,请即向中央反映,非常坚决要求在澳门驻军——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中央接到我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经过一段时间详细研究,新华社澳门分社便转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1998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对此,葡萄牙政府一再强调近20年来葡在澳门没有驻军,并表示,葡方知道中方驻军的新立场时间太短,葡方将以其他方式考虑中国政府未来在澳门履行国防职责的提议。
针对葡方的态度,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99年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澳门驻军法”,使葡方的态度有所转变。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总统桑帕约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合力解决过渡期剩余的问题。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推动了驻军具体问题的加快解决。
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何厚铧。投票结束后,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似乎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呀!我们澳门人自己选出了领导人。400多年了,澳门经历了127任葡萄牙任命的葡人总督,占澳门人口96%以上的华人不仅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更丝毫没有参与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是澳门绝大多数居民百年来的期盼。 同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宣布20日,驻澳部队进入澳门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这是近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
澳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好,社会上常有打打杀杀、绑架的事情发生,很多有钱人不敢在澳门逗留,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令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想离开澳门,有些人想投资也不敢来,大家对社会治安状况一度很悲观。澳门回归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个社会环境平静、安宁。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黑帮和犯罪分子是强大的威慑,澳门的治安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期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对澳门始终不离不弃呢?几十年来,澳门的很多社团是由我负责的,如教育、体育、中华总商会等工作,实在是离不开。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我几十年来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爱国爱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与叶剑英和邓小平
我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来麻烦,并常叫马有建到他家居住,对我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我来到北京拜谒叶帅。我是“文革”开始以来较早去拜访叶剑英的侨胞友人。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帅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我。叶帅对我谈起“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现况,感慨万分,但他还是充满信心:“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不报,时辰未到。”说罢,叶帅淡淡地笑了。叶帅希望我在澳门、香港做好团结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影响,告诉海外侨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港澳和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此后,我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被安排坐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工业、轻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农业也很落后。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很赞成。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总结成功和挫折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好的经验与技术,还要多引进科技人才。我的意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邓小平先生十分重视搞好经济,说明他非常有眼光。
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交往后来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
爱诗词不爱烟酒
熟悉我的人都晓得,我爱写诗词。早在1931年,在广州公民学校学习过程中,素喜国文的我就喜爱骈文词句的精炼。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冲进“总统府”,宣告南京的解放。我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曾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1998年12月20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揭幕时,我十分激动,曾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在澳门回归这一举世瞩目的特殊时刻,我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激动难抑,填过词《调寄临江仙》:“四百余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
大家都说,诗言志,词咏情。我写的每一首诗词都记录了我的亲见亲闻,都是有真实的感受才真情流露的。我的诗词既是人生感触的抒写,也是历史风云的记录。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时,或记事,或赞美祖国江山的壮丽,或有赠与至爱亲朋。
1990年7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宣告成立,首次会员大会上,大家都推选我为名誉会长。
前些年,夫人罗柏心因病离世。1943年1月,我们结婚、成家。婚后,我们尽管历风霜雨雪,夫妻恩爱如一,相敬如宾,爱国思想忠贞不渝,服务社会热情高涨。我和夫人志同道合,在思想上、立场上都是一致的。她和我一样,有正义感、爱祖国、爱澳门,全身心投入妇女工作,促进澳门平稳过渡。她照顾家庭,关心我的健康,教育孩子,什么嗜好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相濡以沫,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困苦,但我们始终并肩而行。她走了,我一直怀念她。
让我知足的是,我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孩子都是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热心服务社会。我向来重视对儿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儿孙从小爱国爱人民。我常告诫自己及子女切不可忘记坎坷苦难,必须向有困难者伸出援助之手;同时要“施己慎勿忘,施人慎勿记”,谨记曾经援助过自己、教育过自己的良师益友。为国为民为社会而疏财仗义,是我为人的宗旨。
我对生活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生活很有条理,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以前打打太极拳,散散步,现在只是看看书,写写诗,看看孙儿,会会友。
在北京贵宾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温和儒雅的“澳门老人”。意外的是,老人的国语比记者想象的要流利,尽管采访过程中仍不免有个别词语听不太清楚,但每遇这种情况,老人便会认真地取出笔来将记者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尽管已步入耄耋高龄,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澳门往事……
从香港到澳门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我满月后,母亲却因患了乳疮不能哺乳。因为没有奶吃,我肠胃不适应稀粥米糊这类食品,身体并不强壮。母亲十分疼爱我,经过多位朋友介绍请奶妈喂奶,直到我会行走了才离开奶妈。对于这位奶妈的哺乳之恩,我长大成年之后没有忘记,经常接济她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她至终老。
5岁半那年,我便入学接受启蒙教育。在学社里我年纪最小,可每当老师叫背书我都能背出来,很受老师的喜爱。在学社里学《三字经》、《四书》这些古文,我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础。7岁时,我进入本村“民众学校”读小学二年级。在这所新学校里,我学会了珠算和算术,还接触到了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爱国思想,我最先学会唱的一支歌是《打倒列强》。
1929年夏,我读完初小3年后便考入南海中学附属高级小学五年级。1931年秋,我考入南海中学。南海中学一向以教书育人的优秀成绩而蜚声南粤。我入学的第一堂课便是由老师带领新同学去校展览室参观校史。
开学不到20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浓重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咆哮中,南海中学的全体师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抑不住心头怒火,我也加入到示威游行的行列。站在广州市西门口和河南同福路的商店门口的椅子上,因激动而小脸涨红的我向路过的行人大声演讲。我还随南海中学宣传队,沿着广三铁路向佛山、三水进发,每到一地就向当地的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我后来曾8次回过母校,到校园里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对母校有份深厚的感情。我曾对南海中学负责人说,要抓好德才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方式,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华民族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不能变,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不能变。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而我认为自己年纪尚小,缺乏经商和管理物业财政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如果继续升学直到大学毕业,将要花费8年时光。于是,我选择去广州公民学校上学——学校以教古典文学为主,也教授珠算会计等,是一所培养商业人才的学校。后来,我还跟随其他学校的几位国文老师学习赋诗填词。
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中国抗日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消息鼓舞着我,于是我便与一些朋友相约去延安参加抗大。他们到了约定起程的时间却不见联络人员来时,才知道韶关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了,就没有实现赴延安的愿望。
这一年广州沦陷时,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就在事业日渐兴盛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中国人在澳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并不是真正的主人。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回归以前,总商会一度是澳门各界人士从殖民统治者手中争取权益的代言人。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向中央建议澳门一定要驻军
“莲花喜爱艳阳天,安定繁荣美景妍,祖国关怀恩义重,前途似锦众心坚。”这是我写的一首诗,也是我对澳门回归以来的总结。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境,威风凛凛地站在受殖民统治百年的澳门土地上时,10多万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不知多少澳门人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动议之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当时中方一位谈判人员认同葡方这一意见。我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新华社澳门分社(即现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负责人表达强烈意见,请即向中央反映,非常坚决要求在澳门驻军——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中央接到我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经过一段时间详细研究,新华社澳门分社便转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1998年9月1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澳门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派驻适量、精干的军队。对此,葡萄牙政府一再强调近20年来葡在澳门没有驻军,并表示,葡方知道中方驻军的新立场时间太短,葡方将以其他方式考虑中国政府未来在澳门履行国防职责的提议。
针对葡方的态度,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99年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澳门驻军法”,使葡方的态度有所转变。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总统桑帕约表示,愿同中方一道合力解决过渡期剩余的问题。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推动了驻军具体问题的加快解决。
1999年5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在澳门旅游活动中心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何厚铧。投票结束后,会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似乎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呀!我们澳门人自己选出了领导人。400多年了,澳门经历了127任葡萄牙任命的葡人总督,占澳门人口96%以上的华人不仅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更丝毫没有参与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是澳门绝大多数居民百年来的期盼。 同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宣布20日,驻澳部队进入澳门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这是近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
澳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好,社会上常有打打杀杀、绑架的事情发生,很多有钱人不敢在澳门逗留,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令很多工商界人士都想离开澳门,有些人想投资也不敢来,大家对社会治安状况一度很悲观。澳门回归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个社会环境平静、安宁。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黑帮和犯罪分子是强大的威慑,澳门的治安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期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对澳门始终不离不弃呢?几十年来,澳门的很多社团是由我负责的,如教育、体育、中华总商会等工作,实在是离不开。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我几十年来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爱国爱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与叶剑英和邓小平
我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来麻烦,并常叫马有建到他家居住,对我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我来到北京拜谒叶帅。我是“文革”开始以来较早去拜访叶剑英的侨胞友人。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帅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我。叶帅对我谈起“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现况,感慨万分,但他还是充满信心:“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不报,时辰未到。”说罢,叶帅淡淡地笑了。叶帅希望我在澳门、香港做好团结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影响,告诉海外侨胞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港澳和海外侨胞的关心和爱护。此后,我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被安排坐在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工业、轻工业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农业也很落后。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我很赞成。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中国的优良传统,总结成功和挫折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吸收和借鉴外来好的经验与技术,还要多引进科技人才。我的意见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邓小平先生十分重视搞好经济,说明他非常有眼光。
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交往后来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
爱诗词不爱烟酒
熟悉我的人都晓得,我爱写诗词。早在1931年,在广州公民学校学习过程中,素喜国文的我就喜爱骈文词句的精炼。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冲进“总统府”,宣告南京的解放。我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曾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1998年12月20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揭幕时,我十分激动,曾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在澳门回归这一举世瞩目的特殊时刻,我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激动难抑,填过词《调寄临江仙》:“四百余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
大家都说,诗言志,词咏情。我写的每一首诗词都记录了我的亲见亲闻,都是有真实的感受才真情流露的。我的诗词既是人生感触的抒写,也是历史风云的记录。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时,或记事,或赞美祖国江山的壮丽,或有赠与至爱亲朋。
1990年7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宣告成立,首次会员大会上,大家都推选我为名誉会长。
前些年,夫人罗柏心因病离世。1943年1月,我们结婚、成家。婚后,我们尽管历风霜雨雪,夫妻恩爱如一,相敬如宾,爱国思想忠贞不渝,服务社会热情高涨。我和夫人志同道合,在思想上、立场上都是一致的。她和我一样,有正义感、爱祖国、爱澳门,全身心投入妇女工作,促进澳门平稳过渡。她照顾家庭,关心我的健康,教育孩子,什么嗜好也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相濡以沫,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困苦,但我们始终并肩而行。她走了,我一直怀念她。
让我知足的是,我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孩子都是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热心服务社会。我向来重视对儿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儿孙从小爱国爱人民。我常告诫自己及子女切不可忘记坎坷苦难,必须向有困难者伸出援助之手;同时要“施己慎勿忘,施人慎勿记”,谨记曾经援助过自己、教育过自己的良师益友。为国为民为社会而疏财仗义,是我为人的宗旨。
我对生活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生活很有条理,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以前打打太极拳,散散步,现在只是看看书,写写诗,看看孙儿,会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