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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在无锡参加赵焕章导演的电视剧《雨后荷花村》拍摄后，便各奔东西，一晃10余年。近来得悉他腿有不适，便即前往探望。
见面方知，赵导演确实是位大忙人，自他离休起就未曾停止过执导影视片的拍摄工作，单单是有关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就有《沂蒙山人》、《白天鹅的故事》、《婶子》、《乡亲》、《十品官吴山羊》等。若不是自己腿脚不便以及老伴患病需要照顾，无疑他会继续自己所热爱的影视导演工作特别是农村题材的影视剧拍摄的。
雨中体验拍摄的成功
从22岁走上艺术之路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算起，如今77岁的赵焕章已经从影55年了。他尤其擅长拍摄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家喻户晓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获得了不少奖项，发行公司的人说，当年《喜盈门》所印的拷贝是最多的。该影片受欢迎的程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由于拷贝很多，村寨里有人家结婚、娶亲、做寿什么的，都要把影片拿出来放一放。赵焕章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观众的喜爱，那说明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那便是最大的幸福。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咱們的牛百岁》去山东试映的盛况。那时电影多是露天放映，5000多老乡顶风冒雪来观看，墙头、树上、草垛上全都是人，引发阵阵笑声竟有200多次。赵焕章笑呵呵地说，当时我就在现场，春节前的山东已经相当冷了，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当地的干部事先在前面摆了一条凳子，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挤进去的。那场面煞是动人。要不是赵焕章透露他习惯现场进行笑声统计的调查方式，我们也许仍不会知道他的电影怎么如此深受欢迎。
《喜盈门》到拍摄现场的那个乡去作答谢放映时，同样感人至深。当时正值春末夏初，银幕早早在露天张挂停当，只是天空越来越阴暗。一个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焦急地征询书记，放还是不放？书记听罢反问道：“为什么不放？这么好的机会，放！照常放！”放到大概一半，天公不作美，可银幕前依然人山人海。好在好多老乡已经准备了雨伞、塑料布，可是，雨伞一撑起来，就引发后面乡亲的一片抗议——挡着视线了。电影穿过晶莹剔透的雨帘打在银幕上，朦胧得如诗若梦，没有撑伞的人就淋着雨看，没有一个人离开，就这样又看了大约40分钟才结束。作为该片的导演，赵焕章亲眼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胸中涌动，他暗自下决心，要以毕生的精力来塑造艺术，为这些终身辛勤耕作的乡亲奉献上好的精神食粮。
农民兄弟的左肩右臂
在电影界，赵焕章导演热心帮助作者尤其是业余作者、农民作者是有口皆碑的。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作者袁学强就说过：“多亏我遇到了这位好导演，都是他帮我写的。”而赵导则谦虚地说，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否则不可能有这部电影。袁学强是个地道的庄稼汉，是个8分钱买包烟、一支烟分8次吸、点上油灯为艺术献身的志士。
剧本编辑帮助袁学强在山东改了两稿，袁学强来上海又改了7稿。拿到剧本的赵焕章看后告诉作者，你能不能把立意升华一些，农村实行改革承包，不仅能提高物质生活，也能提高精神生活。于是，袁学强接受了赵导的建议又改。
《喜盈门》的问世同样不易。赵焕章邀请身为县文化馆副馆长的作者来上海修改剧本，可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万一不成功怎样才能让作者体面回乡的问题。因此与作者约法三章，要求作者精益求精，他自己也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创作自由，遇到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等等。就这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干到12点以后，一干四五个月才罢手。赵焕章这样苛刻自己和作者，是因为他替作者想得更加周到：“作为一个导演，请一个作者来改剧本，若改不好或通不过而不能投产怎么办？这中间有个道义的问题。”所以，在他决定请作者来改稿之前，这种自找的责任早已在心头埋下了，最坏的打算，是想办法拿到上海办的全国性杂志《电影新作》上去发表。即使剧本被否定，至少，这些农民兄弟还可以拎着一摞书回去见江东父老吧。《喜盈门》就是这样经多次修改先在《电影新作》上发表尔后才又修改拍成电影的。点点滴滴，无不透露出这位倾心于农村、农民的老导演的良苦用心。
在同行眼里，赵焕章总是那样质朴和平平常常，但他一贯的勤奋和一丝不苟却是有口皆碑的。正是他身怀着的那种对亿万农民的赤诚，使他得以赋予自己所导演的影视作品的真切而感人的生命力。在他的背后，是他夫人一件御寒衣、一碗热面条般的温馨关怀，哪怕是平常两人不经意的对视一笑，也会在心间弥漫那种伉俪情深的满足。正因为这样，赵焕章踏踏实实而又勤奋无比的创作与收获，便也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在这古稀之年，你看他脸上依旧跃动的那种属于青春的蓬勃，便可知道其中的内涵。
见面方知，赵导演确实是位大忙人，自他离休起就未曾停止过执导影视片的拍摄工作，单单是有关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就有《沂蒙山人》、《白天鹅的故事》、《婶子》、《乡亲》、《十品官吴山羊》等。若不是自己腿脚不便以及老伴患病需要照顾，无疑他会继续自己所热爱的影视导演工作特别是农村题材的影视剧拍摄的。
雨中体验拍摄的成功
从22岁走上艺术之路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算起，如今77岁的赵焕章已经从影55年了。他尤其擅长拍摄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家喻户晓的《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获得了不少奖项，发行公司的人说，当年《喜盈门》所印的拷贝是最多的。该影片受欢迎的程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由于拷贝很多，村寨里有人家结婚、娶亲、做寿什么的，都要把影片拿出来放一放。赵焕章说，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得到观众的喜爱，那说明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那便是最大的幸福。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咱們的牛百岁》去山东试映的盛况。那时电影多是露天放映，5000多老乡顶风冒雪来观看，墙头、树上、草垛上全都是人，引发阵阵笑声竟有200多次。赵焕章笑呵呵地说，当时我就在现场，春节前的山东已经相当冷了，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当地的干部事先在前面摆了一条凳子，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挤进去的。那场面煞是动人。要不是赵焕章透露他习惯现场进行笑声统计的调查方式，我们也许仍不会知道他的电影怎么如此深受欢迎。
《喜盈门》到拍摄现场的那个乡去作答谢放映时，同样感人至深。当时正值春末夏初，银幕早早在露天张挂停当，只是天空越来越阴暗。一个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焦急地征询书记，放还是不放？书记听罢反问道：“为什么不放？这么好的机会，放！照常放！”放到大概一半，天公不作美，可银幕前依然人山人海。好在好多老乡已经准备了雨伞、塑料布，可是，雨伞一撑起来，就引发后面乡亲的一片抗议——挡着视线了。电影穿过晶莹剔透的雨帘打在银幕上，朦胧得如诗若梦，没有撑伞的人就淋着雨看，没有一个人离开，就这样又看了大约40分钟才结束。作为该片的导演，赵焕章亲眼看到这样的场面，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胸中涌动，他暗自下决心，要以毕生的精力来塑造艺术，为这些终身辛勤耕作的乡亲奉献上好的精神食粮。
农民兄弟的左肩右臂
在电影界，赵焕章导演热心帮助作者尤其是业余作者、农民作者是有口皆碑的。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作者袁学强就说过：“多亏我遇到了这位好导演，都是他帮我写的。”而赵导则谦虚地说，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否则不可能有这部电影。袁学强是个地道的庄稼汉，是个8分钱买包烟、一支烟分8次吸、点上油灯为艺术献身的志士。
剧本编辑帮助袁学强在山东改了两稿，袁学强来上海又改了7稿。拿到剧本的赵焕章看后告诉作者，你能不能把立意升华一些，农村实行改革承包，不仅能提高物质生活，也能提高精神生活。于是，袁学强接受了赵导的建议又改。
《喜盈门》的问世同样不易。赵焕章邀请身为县文化馆副馆长的作者来上海修改剧本，可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万一不成功怎样才能让作者体面回乡的问题。因此与作者约法三章，要求作者精益求精，他自己也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创作自由，遇到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等等。就这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干到12点以后，一干四五个月才罢手。赵焕章这样苛刻自己和作者，是因为他替作者想得更加周到：“作为一个导演，请一个作者来改剧本，若改不好或通不过而不能投产怎么办？这中间有个道义的问题。”所以，在他决定请作者来改稿之前，这种自找的责任早已在心头埋下了，最坏的打算，是想办法拿到上海办的全国性杂志《电影新作》上去发表。即使剧本被否定，至少，这些农民兄弟还可以拎着一摞书回去见江东父老吧。《喜盈门》就是这样经多次修改先在《电影新作》上发表尔后才又修改拍成电影的。点点滴滴，无不透露出这位倾心于农村、农民的老导演的良苦用心。
在同行眼里，赵焕章总是那样质朴和平平常常，但他一贯的勤奋和一丝不苟却是有口皆碑的。正是他身怀着的那种对亿万农民的赤诚，使他得以赋予自己所导演的影视作品的真切而感人的生命力。在他的背后，是他夫人一件御寒衣、一碗热面条般的温馨关怀，哪怕是平常两人不经意的对视一笑，也会在心间弥漫那种伉俪情深的满足。正因为这样，赵焕章踏踏实实而又勤奋无比的创作与收获，便也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在这古稀之年，你看他脸上依旧跃动的那种属于青春的蓬勃，便可知道其中的内涵。